阿爾發城的雷米

在結束今天的小屋工程後，隔著天色漸晚而人群漸漸散去的自由廣場，我和許久不見的老朋友坐在行道樹旁抽根菸、喘口氣，遙望著應該被改成「言論自由廣場」的排樓，竟然共同發出一個奇妙的感嘆（驚嘆）：「我們正經過著一個巨大的轉變時代！」

對！沒錯！不同於吉米‧罕醉克斯、約翰‧藍儂和Kurt Cobain他們的27歲之死，或者奧森‧威爾斯那種風光、享有榮耀的全盛年代，我的27歲正式步入社會恰巧是百年全球經濟大蕭條。

是不是該為這件事情彼此擊掌慶賀呢？

這 些話半真半假。但對我自身而言感受到最大的事物是「危機」，一個危機的社會。或許現在再提危機社會有點晚，略嫌老套，不過我們確實正目睹著一個尚未崩解 的、一個被推到懸崖邊緣的危機社會。可能有太多的原因構成這個社會步向瓦解的危機，畢竟我們演練了「贏者通拿」的邏輯至少五十年了，以致於社會中會有一部 分的份子可以（願意）去相信、去操作、去賭注一比一千的金融槓桿…畢竟當下的問題不解決，對未來的想像會缺乏說服力，所以我們的DRAM產業跟美光一路走來形成了現在的依存關係，也所以現在要思考出一個能跟三星競爭抗衡的方法策略，都像是要從頭來過（而這種事情在文化、教育界也是以如此的方式在意「現下」）…一個不算久的問題是在「液態現代性」的處境下，以前習慣安然的分工狀態，現在時代卻要求我們來「對話」？

「問 題在於為什麼我們的文化會允許這樣的行為發生？」我的老朋友提出他看待引發「野草莓學運」的當局者行徑的提問。我十分認同這是文化的問題，我也相信（並且 深深地希望）文化的力量可以在學運裡起作用，或者相反的說，學運的力量會在文化裡產生作用。因此會奢想是否美學的問題可以進入運動之中。當參與在廣場的這 短短期間，偶有聽到關心的民眾們對我們鼓掌，對我們說「加油！」「因為你們，我覺得台灣還有希望！」「你們要堅持，台灣未來靠你們。」聽到這些話語不是欣 慰，而是發現只有在真正步入完結的社會，才會出現這些具有危機感的話語。就像歐巴馬的訴求語言以及當選，似乎產生的鼓舞力量，其實正是這個危機社會的宣 告。

或許在我27歲的時候，世界已經不是在舊社會的危機中，而是已經走進了另一個新時代？那我幻想如果時代已經變了，現在是不是一個用文化的力量來開始對話的時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