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1,2009
經驗克魯曼 理解克魯曼──歡迎經濟學大師來台訪問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聲譽如日中天的克魯曼即將來訪,台灣準備好問題要跟這位犀利異常,且悠遊於學術、政策與輿論界的大師認真討教了嗎?經驗克魯曼之前,最好還是先對他的學術成就與思想來路有些基本掌握。
克魯曼對經濟學最大的貢獻在於率先將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概念正式引進國際貿易理論,妥善解釋了產業內貿易(何以些微差異的產品也會發生貿易),對運輸成本與生產區位的探索更讓「新經濟地理」成為顯學,相當程度改寫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版圖。另在國際金融方面,克魯曼在二十四歲時就已構築出匯率危機的初步模型,如今大概三代的匯率危機理論,他一個人就獨占一、三兩代。
其它尚包括盛行於歐元誕生前的「匯率目標區」理論,甚至近來備受注目的區域主義如FTA(自由貿易協定)何以興起與利弊得失,以及FTA與全球多邊談判體系如GATT/WTO的競合關係等領域,比如提出貿易主要是鄰居現象的「天然貿易伙伴」概念做為選擇貿易協定對象的重要依據(當然,前提是彼此喜歡與信任,如美國與加拿大),克魯曼精湛的先行研究,往往不僅讓學術界驚訝不已,更豐富了全球各地的政策討論。
全球輿論界更是無人不識此君。尤其是在擔任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之後,其生動與優美的寫作風格,善用數據與模型卻又不會嚇走讀者的公共說服能力,號稱是「自凱因斯以降最能寫的經濟學家」,甚至連老牌的經濟學大師薩繆爾遜都自稱是他的忠實讀者與粉絲。
當然,樹大招風,克魯曼對諸多議題的不吝發言,尤其是近年來對共和黨與小布希政府的嚴詞甚至過火批判,的確也減損不少他文章的可讀性。至於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原因,克魯曼跟聯準會主席柏南克的見解相似,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全球經濟的失衡,而不僅僅是金融管制面不足或不當等技術問題所致,這一點也讓他槓上IMF(國際貨幣基金會)。金融危機爆發後,克魯曼甚至甘冒大不諱,主張應大舉國有化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而非只是收購有毒資產的種種主張也都備受爭議。
1974年克魯曼畢業於耶魯大學,旋即在1977年從麻省理工學院拿到經濟學博士,師從在國際經濟學界赫赫有名的董布希(R. Dornbusch),中間除了1982與83兩年應當時雷根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費德斯坦力邀,到白宮擔任資深經濟顧問之外,學術生涯主要乃任教於上述兩所大學與目前的普林斯敦。而這幾所美國東岸的名校基本上都是所謂「鹽水學派」或凱因斯學派的重鎮,傾向主張大政府、政策干預、需求面管控與短期觀點,乃相對於以芝加哥大學為首、高舉市場優越的「淡水學派」或古典學派。
毫無疑問,克魯曼正是凱因斯學派的重要旗手之一,而一如凱因斯學派崛起於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此波全球經濟危機的確也是此學派復活的絕佳環境,特別是過去二十年來在政策言論市場已鮮少聽聞的「節儉矛盾」(大家都勇於儲蓄的結果反而不利經濟)與「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無限大導致貨幣供給政策失靈)等凱因斯核心概念,如今卻被克魯曼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據以主張各國政府應大膽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也不能不說與全球經濟環境的遭逢巨變密切相關。
唯須注意的是,克魯曼所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指增加政府支出,至少就美國而言,他反對結果往往導致所得分配惡化的減稅政策,除非是針對窮人的減稅。此外,近來他更對全球化下的所得分配不均現象大表憂慮,自己並坦承1990年代時認為上述效果不大的看法必須修正,主要因為當時中國並未完全融入世界生產與貿易體系,所以藍領工人的就業機會與工資水準所受的衝擊都遠比現在要低。自稱受到「自由主義良心」召喚的克魯曼因此認為,政府應大膽擴張社會安全網以為因應,特別是當前兩岸經貿已日趨緊密,克魯曼既關懷弱勢卻又不失積極的思維確實值得台灣朝野高度重視。
其它尚包括盛行於歐元誕生前的「匯率目標區」理論,甚至近來備受注目的區域主義如FTA(自由貿易協定)何以興起與利弊得失,以及FTA與全球多邊談判體系如GATT/WTO的競合關係等領域,比如提出貿易主要是鄰居現象的「天然貿易伙伴」概念做為選擇貿易協定對象的重要依據(當然,前提是彼此喜歡與信任,如美國與加拿大),克魯曼精湛的先行研究,往往不僅讓學術界驚訝不已,更豐富了全球各地的政策討論。
全球輿論界更是無人不識此君。尤其是在擔任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之後,其生動與優美的寫作風格,善用數據與模型卻又不會嚇走讀者的公共說服能力,號稱是「自凱因斯以降最能寫的經濟學家」,甚至連老牌的經濟學大師薩繆爾遜都自稱是他的忠實讀者與粉絲。
當然,樹大招風,克魯曼對諸多議題的不吝發言,尤其是近年來對共和黨與小布希政府的嚴詞甚至過火批判,的確也減損不少他文章的可讀性。至於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原因,克魯曼跟聯準會主席柏南克的見解相似,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全球經濟的失衡,而不僅僅是金融管制面不足或不當等技術問題所致,這一點也讓他槓上IMF(國際貨幣基金會)。金融危機爆發後,克魯曼甚至甘冒大不諱,主張應大舉國有化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而非只是收購有毒資產的種種主張也都備受爭議。
1974年克魯曼畢業於耶魯大學,旋即在1977年從麻省理工學院拿到經濟學博士,師從在國際經濟學界赫赫有名的董布希(R. Dornbusch),中間除了1982與83兩年應當時雷根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費德斯坦力邀,到白宮擔任資深經濟顧問之外,學術生涯主要乃任教於上述兩所大學與目前的普林斯敦。而這幾所美國東岸的名校基本上都是所謂「鹽水學派」或凱因斯學派的重鎮,傾向主張大政府、政策干預、需求面管控與短期觀點,乃相對於以芝加哥大學為首、高舉市場優越的「淡水學派」或古典學派。
毫無疑問,克魯曼正是凱因斯學派的重要旗手之一,而一如凱因斯學派崛起於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此波全球經濟危機的確也是此學派復活的絕佳環境,特別是過去二十年來在政策言論市場已鮮少聽聞的「節儉矛盾」(大家都勇於儲蓄的結果反而不利經濟)與「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無限大導致貨幣供給政策失靈)等凱因斯核心概念,如今卻被克魯曼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據以主張各國政府應大膽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也不能不說與全球經濟環境的遭逢巨變密切相關。
唯須注意的是,克魯曼所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指增加政府支出,至少就美國而言,他反對結果往往導致所得分配惡化的減稅政策,除非是針對窮人的減稅。此外,近來他更對全球化下的所得分配不均現象大表憂慮,自己並坦承1990年代時認為上述效果不大的看法必須修正,主要因為當時中國並未完全融入世界生產與貿易體系,所以藍領工人的就業機會與工資水準所受的衝擊都遠比現在要低。自稱受到「自由主義良心」召喚的克魯曼因此認為,政府應大膽擴張社會安全網以為因應,特別是當前兩岸經貿已日趨緊密,克魯曼既關懷弱勢卻又不失積極的思維確實值得台灣朝野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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