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igmann 之經濟整合

儘管中國早在2000年就已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並在2002年成為最大的貿易伙伴，但IMF新近的報告卻也顯示，美國經濟一旦衰退對台灣（另一個是新加坡）的衝擊最大，彼端經濟成長減少1％，台灣相應也將有0.6％到0.9％之間的經濟成長損失。

原因除了美國與台灣彼此的貿易與金融關係密切之外，美國作為最終產品市場的間接影響，尤其是透過對中國產品需求的降低，進而波及台灣對中國的中間產品與零組件出口此一途徑最是明顯，而且相對於2001年全球衰退主要在電子產業，預料此波影響將相當全面與嚴峻。另從危機的可能傳遞管道也可以看出，兩岸的經貿整合的確攸關台灣經濟前景甚深，但並非唯一甚至是最後的決定因素。
京奧之後，中國的出口與經濟成長似乎有趨緩跡象，原因顯然跟會前繁榮、會後衰退的所謂「奧運詛咒」關係不大，畢竟北京佔中國的GDP不到3％，遠低於其他奧運主辦城市佔該國經濟的規模。
比較深層的憂慮則是中國是否已瀕臨「中所得國家陷阱」，一如其他拉美與中東國家，在歷經好一陣子經濟成長之後突然失去動能，近年常被提及的限制因素主要則包括：生產力比農村高的都市化人口之成長速度放慢、一胎化政策下勞動力不足的後遺症日益浮現、全球原物料價格上漲堆高生產成本（主因中國與其他新興國家快速工業化），以及嚴重惡化的所得分配牽制了「成長才是硬道理」的經濟發展政策。
如果放在全球貿易失衡─恢復平衡這兩道力量交互影響的架構下來看，眉目或許更加清楚。美國長年的貿易赤字勢必無以為繼，而透過美元的貶值或對美貿易盈餘國家貨幣的升值，以及美國的衰退都是解決此一失衡的有效途徑，這也意味著中國以出口為成長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終將遇到瓶頸而勢必轉型。
事實上，中國除了工資從1998以來每年大約以14％的速度在成長之外，人民幣從2005年7月至今對美元升值累積已達21％，加上近來國際油價上漲導致運輸成本上升，都會讓那些傳統產業、中小企業或毛利不高的「邊際廠商」因出口不再划算而減產或關廠，甚至迫使以加工貿易為主的部分外資撤離中國。
當然，來自市場面的變動因素並非全然負面。即使包括工資在內的營運成本不斷上升，卻也由於中國產業的平均生產力成長快速，單以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來看，在2002～2006年間估計每年平均成長達23％，即可讓產品單價不致上漲過快而維持一定的產業競爭力。換句話說，目前市場面的因素還不足以促使中國的外資企業大量外移。
倒是來自政策面的改變比較難以迴避，比如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一致且由15％逐步調升到25％，目的在於取消對外資的特殊優惠以回復「國民待遇」原則；調低出口退稅率以緩和鉅額貿易出超所引發的貿易摩擦與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實施新勞動合同法兼顧「和諧社會」等訴求。
但中國畢竟仍屬於勞力相對密集經濟體，上述政策果然徹底執行，許多產業也就必須關場或外移，甚至引發嚴重的失業問題，從而構成了諸多政策是否有效甚至繼續的制約因素，亦即形成了「社會穩定」與「倚重內需、產業升級雄心、環境保護決心」不同政策目標與價值之間的劇烈拔河。事實上，中國在今年七月紡織與成衣出口成長減緩之後，隨即調升這些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同時也針對勞動合同法的部分規定或解釋有所放寬，在在印證上述取捨難題的確存在。
可以說，過去靠廉價勞工與污染環境等經營模式與部分產業，特別是港資與台資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逐漸走向另一個階段的時刻，此種賺錢容易的「鍍金年代」似乎已逐漸遠去，投資中國的取向與策略自須有另番思考。尤其是中國集權政體本質脆弱的問題不知何時爆發的威脅，加上金融體系與法制健全等結構性問題仍然遲未解決，社會結構與穩定程度能否通過必然發生的景氣循環陷入衰退之檢驗，則仍是關注焦點。
至於兩岸經貿政策正常化或開放的核心精神，終究還是必須回歸到台灣主體來作思考，除了藉以健全台灣的經濟體質並強化台商與母國的聯繫之外，彌補經濟疆域跟政治疆域未必重疊所衍生的技術層次（如經貿與GDP等統計數據核算）與風險外溢問題，以期豐富台灣的政策選項與自由度才是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