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igmann 之經濟整合

針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示，「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將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如果不怕惹來天真之譏，「給你一點顏色就要開染房」的話，那麼台灣應該順勢同時要求北京，不再杯葛台灣以適當模式參與國際經貿組織，作為兩岸定信或測試和解善意的試金石。其中要屬跟世衛類似、同屬聯合國周邊組織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以及涉及東亞制度性整合的經貿安排，對台灣來說最具實質意義，尤其是「東協加三」（日中韓一起）此一區域對話合作模式，不僅發展路徑相當耐人尋味，潛在影響力更是非同小可。

事實上，和分別已經發展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或架構協定的「東協加一」（日中韓個別）不一樣，「東協加三」要發展成區域規模的自由貿易區仍遙遙無期，最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對中國日益增加的區域影響力心存疑慮，因此希望透過更大規模的「東協加六」（日中韓與紐澳印度）來加以稀釋，此從日前才成立、總部設在雅加達的「東協暨東亞經濟研究院」可以看出端倪，這是一所由日本在背後主導，藉由東協加六等十六國的智庫聯盟合作，運作模式則模仿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此外，日本目前的首要經貿結盟對象是澳洲與印度，而韓國則外看美國與歐盟，至於中國則對確保能源與原物料的關切大過區域主義本身，因此「東協加三」作為一個FTA的成局機會短期內並不大。
然而，「東協加三」在包括金融穩定與能源安全等功能性合作領域，卻頗具成效，著名的清邁協議（2000）即是顯例。此一協議設置了雙邊且多重的區域貨幣互換機制，一方面作為這些國家一旦發生貨幣危機時的區域性緊急救援，並有藉以事先防範類似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於未然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可透過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建立，補強當前國際金融制度（主要指IMF）的不足。
清邁協議的內容更是日益完善，今年五月「東協加三」財長會議（通常跟亞銀年會同一時地召開）所宣布，將成立規模至少800億美元、預計明年開始生效的危機基金，更是等同將原本的雙邊貨幣互換機制予以多邊化或集中化，如果運作良好，未來甚至有可能逐步演變成「亞洲貨幣基金」（AMF）。
特別是在當前全球經濟面臨巨大風險，包括金融市場動盪，以及糧食與國際原物料價格大幅攀升，所引發的通膨與總體經濟管理壓力可說相當嚴峻，而「東協加三」危機基金的設置，顯然有以備不時之需的用意。此外，擴充版的「清邁協議」也建立起「經濟檢視與政策對話」配套措施，目的在相互監督並得以對成員國的冒進經濟政策事先警告。
「東協加三」下的金融合作，除了「清邁協議」之外，也包括規劃善用區域內超額儲蓄（東亞各國外儲備將近4兆美金），以發展資本市場的「亞洲債券市場倡議」（2003）。甚至連原本由亞銀所力推的貨幣面整合，比如效法歐元提倡亞元，特別是模仿歐元正式發行之前的虛擬「歐洲貨幣單位」（ECU）經驗，著手編製「亞洲貨幣單位」（ACU）作為匯率政策合作的參考指標，近來也由於中國反對將新台幣與港幣列入計算而難產。目前「亞洲貨幣單位」的研發與推動，基本上已由「東協加三」加以接手，計算基礎則是東協十國與日中韓這三個國家的貨幣與相關經貿變數。這一方面說明了亞銀在推動東亞金融整合的角色已慢慢被「東協加三」所取代，另方面也凸顯了台灣的隱憂，在中國主導與杯葛下，被排擠的領域似乎正從貿易與投資往金融甚至貨幣面擴展。
總而言之，未能參與「東協加三」的整合過程對台灣的殺傷力頗大，但重點不在於一般所認為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金融與貨幣合作議題才是關鍵。更根本的問題則是，「務實」的台灣在「兩岸恢復協商後」，可有機會不在「東協加三」、甚至「東協加六」的門外繼續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