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igmann 之經濟整合

同一國之內的所得分配惡化（inequality）或兩極化（polarization），以及相伴而生的中產階級萎縮、甚至消失的威脅，近年來已成為許多國家（涵蓋開發中與工業國家）的共同焦慮，特別是在過去「成長與公平」往往得以兼具的大部分中、低所得亞洲國家（相對於拉丁美洲），此一態勢更是明顯。

雖然所得分配惡化與兩極化實證上兩者往往同時發生，但理論上卻分屬不同概念。前者指窮人變窮或所獲不及富人，後者指群體之分（distinct groups）更加顯著。
大前研一（2006）即以形象生動的「M型社會」來描述這種呈現雙峰分配（bimodality）、本質脆弱（vulnerable）的社會結構或現象，特別是日趨不均的所得分配、如果再伴隨著窮人數目或比例增加，則不僅在政治哲學與道德上教人難以接受（詳Rawls的正義論，1971），所隱含的社會緊張與階級不安，以及所衍生的經濟社會成本，更是至深且鉅。
就台灣而言，戰後經濟發展之所以被譽為「奇蹟」，主要在於高經濟成長率（效率）與低所得分配不均（公平）兩者兼具，而成為顧志耐（1955）假說的著名反例。台灣不僅跨國比較表現突出，低於同時期的比利時跟印尼，就時間序列來說，在1960～1980間甚至還呈現出降低趨勢（IMF, 2006）。
然而，近十年來台灣所得差距加大、家庭可支配所得緩升（部分家計甚至下降）、中高齡勞工失業率增加、非正式員工比例增加、產業的收入差距擴大等現象，與大前（2006）的描述也頗多吻合（詳表一）。


年份 1996年 2006年
吉尼係數
Gini’s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0.317 0.339
五分位
最高等分為最低等分之倍數 5.38 6.01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新台幣元)
826 378 913 092
平均每戶消費支出(新台幣元)
614 435 713 024
平均每戶儲蓄(新台幣元)
211 943 200 068


表一：台灣近十年來家計所得分配與可支配所得之變化（1996 vs. 200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社會指標統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統計要覽」

此外，兩岸經貿的進一步開放與交流加深，預料將讓這些現象更加凸顯，如何及
早因應，更是迫在眉睫。
總的來說，如何釐清問題根源並透過傳統與創意政策的有效整合，扭轉或緩和此一趨勢，儼然成為全球化下、國家角色或政府效能的重大考驗。
另外，根據IMF（2006）的跨國比較研究，全球的所得分配一般而言具有下列幾項共通特質，包括：
（一）以往主要是已開發國家在討論中產階級（定義成所得或消費在中位/median數值50％範圍內）消失的議題，近來連中低所得國家也開始出現此一趨勢，而這些現象基本上都和所得分配惡化同時發生。
（二）如果根據國際貿易理論的預測，則全球化（主要指經貿大幅自由化與開放）理應改善開發中國家（勞力相對密集）的所得分配，可見觀察到的普遍性所得分配惡化應另有原因。
（三） 極可能與技術進步和中印等新興國家近卅年以來，迅速融入國際生產與貿易體系等衝擊脫不了干係。前者主要指產品製程日益標準化，以及有利於技術勞動者的生產技術之廣泛採用，並在技術勞工供給不易（相對不具彈性）與需求增加的情況下，大舉提高「技術溢酬」（skill premium），導致工資離散（wage dispersion）或差異程度擴大。至於後者更讓全球的勞動供給量從此額外增加四倍，其中絕大多數皆屬於教育程度不超過國中階段的「非技術勞工」，這對全球各地、包括台灣在內、近似技術水準的勞工就業與薪資成長，自然會構成重大限制。
總而言之，M型社會的來臨將造成貧富差距加大，中產階級弱化、社會向上流動（尤其是機會均等）受阻與集體焦慮等後遺症，就「政府治理」層面的損失而言，則包括不具生產性的分配衝突之加深，以及公共財或良好公共政策之不容易取得共識等。
另外，台灣多年來的稅收不足，造成「租稅負擔」（稅收佔GDP比例）去年已不到十四％，不僅跟先進國家往往超過三十％不能相提並論，甚至也低於中國跟南韓，等於直接限制了政府照顧弱勢階層的財政能力，也間接限縮了社會安全與福利制度的可能選項，並因此助長民間怨懟。稅制改革與合理稅收的問題，至少從賦予政府更堅實的所得重分配能力此一角度來看，確實已不容再迴避。

最後，就經濟戰略的高度而言，M型社會所引發的內部經濟與社會不安，往往會讓該社會向經貿保護主義傾斜，等於限縮決策者的經貿策略。對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如台灣而言，經貿保護主義絕對必須小心；亦即藉由擴大內部照顧來加大對外經貿開放空間，也不失為是一種兼具公平與效率的一種經濟政策。

未來研究除了M型社會可能趨勢與成因之外（特別是探討究竟哪些因素或元素，起初改善了台灣的所得分配，後來反轉成惡化因素；以及哪些又是新出現的因素等；也包括一般性的生產技術與經貿環境之變遷，例如委外生產/outsourcing與跨境生產/offshoring等），或可從以下六大角度下手，包括：
（一）M型社會究竟多具體：所得分配之再衡量
 台灣”M”型浮現了嗎？還是只是貧窮人口或比例增加？
 中位所得或工資（median income）之衡量與相關政策意涵之發掘，並作為本研究其他關鍵議題的重要參照。也希望跟傳統的衡量方法一對比，以期獲得更豐富的研判資訊。所謂傳統方法主要指「功能性所得分配」─亦即勞動與資本報酬佔GDP的份額，以及吉尼指數─亦即衡量富有與貧窮家庭之間的所得分配差距。
（二）M型社會與邊緣化（Marginalization）：貧窮有多真實
 邊緣化原意指每個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團體的社會條件UNCTAD（1997）。本議題也希望藉以瞭解邊緣化與M型社會的實際關聯。
 認定出哪些特徵團體或社群正處於不利局面或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損失與未獲政府妥善照顧。
（三）M型社會與人力資本：教育與勞動/就業市場最是關鍵
 全球化下何種勞動力的特質比較富有因應外在經貿環境變遷的能力。
 技職教育體系與訓練的改革方向是否契合時代需求，並有助於改善M型社會結構。
（四）M型社會與產業結構：產業變遷（尤其是服務業）、產業外移（尤其是中小企業）與對外經貿關係（尤其是東亞生產網絡與兩岸經貿快速整合）
 近來台灣產業結構變遷的最大特點，除了服務業的興起之外，要屬產業外移（近來單年約八到九成集中在中國一地）或對外投資（FDI）最為顯著。而台灣的產業外移絕大部分屬於新創設（土地與廠房）的對外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對外投資模式往往是「連根拔起」，這對台灣本地的就業機會與所得分配，顯然都有負面影響。一般認為，新興產業的填補（尤其是高生產力的服務業）、外資的持續引入（而非只是不對稱的對外失血），以及中小企業的重新崛起，應是解決台灣所得分配不均問題的釜底抽薪之計。
 兩岸經貿關係預料將持續、大幅正常化，此一政策方向將讓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贏家（獲取大部分利益）與輸家（負擔大部分成本）未必屬於同一群體，此對台灣的所得分配與兩極化社會結構帶來何種衝擊，更是備受關注。

（五）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對M型社會的意義
 金融資產的日益多元與豐沛與房地產與M型社會的可能關聯。
 金融自由化的影響，包括國際資金大舉進出台灣、金融市場整合程度大幅提昇等。
（六）政府治理如何因應M型社會的挑戰（含財政改革與社會福利政策；保護主義的化解問題；所得分配不均的區域面向，如區域發展失衡；以及部會聯繫等）：
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瑞克（Rodirk, 2000）指出， 國際經濟整合（開放程度）與國內因素（國內分配、民主政治）存在彼此挑戰與取捨關係，就國家治理的層次也有相當大的緊張關係。
 國家內部首先必須發展「適當的制度以應付不利與不確定的外部衝擊」，尤其是涉及經貿自由化的結構改革（structural reform）、去管制/鬆綁（de-regulation）、再管制（re-regulation）等國家或政府治理（governance）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