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igmann 之經濟整合

如何主動利用中國經濟崛起的機會，並緩和為得到此一機會所必須面對的產業調整壓力，或者被動因應中國所引發的各種「不確定性」（uncertainty），已成為全球許多中所得國家的嚴峻挑戰...

原載於2007.12號「兩岸經貿」月刊

一、 前言
如何主動利用中國經濟崛起的機會，並緩和為得到此一機會所必須面對的產業調整壓力，或者被動因應中國所引發的各種「不確定性」（uncertainty），已成為全球許多中所得國家的嚴峻挑戰，包括何以近來中國以外的東亞國家投資率普遍下降等爭議。
根據Eichengreen and Hui ( 2005)等人的研究，一旦流入中國的FDI增加，如果這些東亞國家（包括台灣）的相關產業與中國同屬生產供應鏈，其他條件不變下，其FDI流入或國內投資也會增加，亦即FDI的量與流向或境內投資，至少就長期而言並非是「零合遊戲」（zero-sum game）。但World Bank ( 2007) 卻認為，至少在國內投資這部分，當中國產業迅速往更高價值鏈移動時，劇烈競爭所引發的不確定性，極可能對鄰近中所得國家的投資遠景投下陰影，進而降低投資意願。
毫無疑問，對「大而複雜」的中國經濟任何相關動態與變遷當須格外留意，尤其是對截至去年底為止、累計已達59萬家的外資企業或7000億美元的外資（含台灣官方數據494億美元以上的台資）來說，更是利害攸關。
雖然中國經濟成長向來快速，但同時也面臨四大失衡，包括：
1. 內外失衡，巨額貿易順差。直接引發人民幣升值，並間接導致國內貨幣供給（流動性）成長過快與通貨膨脹壓力；
2. 區域失衡，沿海和內陸的失衡；
3. 消費佔GDP比例偏低（38％）和投資過熱（41.5％）的失衡（皆以2005年為例）；
4. 三級產業失衡，製造業佔GDP比例高（47.3％），而服務業偏低（40.7％）。
而中國投資環境的變遷，所蘊藏與所消失的商機，其實都跟上述失衡與平衡發展的交互影響密切相關。所謂變遷主要指市場面的人民幣升值與工資上漲、政策調整的指導方針如2004年的宏觀調控與2006年的「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以及具體措施如出口退稅與加工貿易新政策（已逐步實施）、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條例（1993年訂定，2006年修訂2008.1.1生效）、勞動合同法（1995年訂定，2007修訂2008.1.1生效），以及反壟斷法（2003年公布、2006年修訂實施）與新環保政策等。
過去靠廉價勞工與污染環境等經營模式與部分產業（尤其是港資與台資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逐漸走向另一個階段的時刻，此種賺錢容易的「鍍金年代」似乎已逐漸遠去，投資中國的取向與策略自須有另番思考。
而政府近來大力鼓勵台商回台投資，消極面用意即在分散風險與減緩內部衝擊，積極面則在因應中國經營環境變遷，並引導台商佈局兩岸往更高附加價值的場域發展。本文將推論，企業與產業透過「中國加一」（增加在中國投資，同時也增加在其他國家投資如越南或台灣）進行兩岸佈局，而政府政策也依此方向重新檢視，或可兼顧中國市場的機會與風險。
二、市場面變遷
就市場面來看，中國各項經營成本持續上升，以工資為例，雖然水平仍低，但從1998以來每年大約以14％的速度在成長，而人民幣從2005年7月的8.3人民幣對一美元，已增值到目前（2007/11/26）的不到7.4人民幣對一美元，累積對美元升值已達12％。
然而，來自市場面的變動因素，並非全然負面。雖然工資率不斷上升，但也由於中國產業的平均生產力成長速度更快，單以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來看，在2002～2006年間估計每年平均成長達23％，因此得以讓產品單位價格持續下降。亦即中國目前仍有相當的「價格競爭力」，短期內產業「大量外移」轉到更低成本的區域或國家的可能性並不高。
另就匯率升值來看，因為中國主要仍依賴加工貿易，出口產品中的進口成分相當高，因此人民幣升值也讓原物料跟中間產品的成本下降，有效減緩幣值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影響。但傳統產業、中小企業或毛利不高的「邊際廠商」，毫無疑問將備受衝擊。
總而言之，中國整個的經營成本是在上升，但不能忽略其整個生產力也提升。生產力的提升得以讓單位產品的成本降低，相對的價格的競爭力提高。從這個角度來看，不一定工資上升，成本就提高，而導致大規模產業外移。
三、政策面改變
當中國的經濟發展逐漸步上軌道或法制化，對外資的特殊優惠將逐步回復「國民待遇」原則，亦即內外資一視同仁，比如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條例將從2008年起開始實施，將對內外資企業所得稅課相同稅率，由目前的15％逐步調升到25％，例外則包括特定高新產業與內陸省分投資地點。
大國如中國者採「出口導向」為經濟發展策略的瓶頸與困境，比如因鉅額貿易出超所引致的貿易摩擦（美國與歐盟）與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不升值或緩升人民幣所滋生的通膨壓力），也因此，包括宏觀調控、十一五規劃等重要政策莫不強調內需市場的重要性，今年以來接連三次的調低出口退稅稅率（並增加適用出口產品）等措施皆屬此類思維。
上述政策也亟欲降低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產值並往「高新技術」產業升級，同時也顧及「和諧社會」之施政方針，提高對勞工待遇與保障（比如新法規「勞動合同法」）。這一方面揭示了中國也意識必須修補快速經濟發展下的諸多後遺症，尤其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同時降低能源（進口）依賴、減緩環境過度破壞與污染，以及外資產業技術得以快速移轉等。
一般而言，即使這些政策變動對繼續吸引外資的整體負面效果不致過大，但對不同的國家來源或企業特質，仍可能發揮一定影響，而改變未來流入中國外資的組合。比如，從事加工貿易的小規模勞力密集企業主要來自港資與台資，大規模、市場導向型的外資企業主要則來自歐美與日本，所以此一政策（或趨勢）可能也會改變目前外資來源地以亞洲為主的格局（朱為群與田淑英，2006）。
但對台商或台灣而言，可能也有另外效應。由於台灣跟中國尚未有「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如此一來，台商在中國的租稅負擔加重之後，也極有可能進一步妨害台商利潤回流意願。此外，新版企所稅也規定，外資企業若將中國大陸公司股利、利息和特許權等盈餘會出海外，須先課企所稅，而如前所述，目前兩岸尚未有租稅協定，但香港與大陸則有此協定，這意味著如果資金匯到香港，可以享受較台灣等其他地區更低的扣繳稅率。總而言之，儘管某些經營條件日漸不利，但企業的因應之道未必是撤出，而可能是改變投資範圍、佈局策略、經營模式、甚至「調整投資架構」。
然而，中國仍屬於勞力相對密集經濟體，而上述政策果然徹底執行，如果有一些產業不配合政策而移往大西部或內陸發展，這意味著許多產業必須關場或外移，尤其是對政策管制比較敏感、毛利比較低的中小企業更是嚴峻考驗，甚至引發嚴重的失業問題，從而構成了諸多政策是否有效甚至繼續的制約因素。亦即形成了「社會穩定」與「國外壓力、產業升級雄心、環境保護決心」三者的取捨（trade-offs）或拔河。
四、「中國加一」 兩岸佈局：增加在中國投資，同時也增加在其他國家投資（如越南或台灣）
雖然在中國的台商其未來佈局乃以「完全投資在中國」的台商居多（36％）， 其次為「中國加一」（31％），最後是「完全自中國撤資或減資」（8％），這意味著未來台商的投資佈局乃相當程度地繼續傾向中國，但「中國加一」策略所顯露與所隱含（詳見表一），可能更值得深思。
其一，根據問卷調查交叉分析，打算「完全自中國撤資或降低在中國投資」的台商裡面，「嚴重虧損」與「輕微虧損」的比例高於平均值。雖然的確也存在「盈餘甚多」與「小有盈餘」的台商，打算「完全自中國撤資或降低在中國投資」，但畢竟是少數（僅有十家），而且未必回台投資。
其次，就實際數據來看，未來將採「中國加一」佈局模式（增加在中國投資，同時也增加在其他國家投資如越南或台灣）的台商不在少數，這才是政策足以（或值得）施力的潛在對象，而不是寄望「完全自中國撤資或減資」，但「鮭魚返鄉」或「台商回流」等計畫，卻很容易滋生此一誤會。
再者，未來打算採「中國加一」積極佈局模式的台商，不僅實證顯示其平均報酬高於其他策略，在兩岸特殊的情況下，尤其值得必須在「風險」（含權益保障）與「機會」（未來發展）間取得平衡的台商或台灣善加利用。
總而言之，鼓勵「台商回流」的執行面必須更加務實慎重，比如必須跟產業升級、兩岸生產供應鏈，以及「中國加一」積極佈局模式一起搭配，往提高預期報酬、而不只是朝向降低成本的方向思考。或許也可以從此一角度出發，有系統地檢討現行兩岸經貿政策的合理性與可行性，尤其是台灣單方面的政策限制措施（比如投資上限40％）。
儘管中國投資環境（市場與政策）變化頗大，尤其是經營成本普遍上揚，然而其產業生產力也快速增加，因此變遷的會是其吸引外資的內容或組合，而未必會引發大規模的撤退，甚至台商回流。鼓勵台商回流可能仍須回到兩岸、甚至東亞區域的分工格局或模式來找答案。
對外投資佈局已成為全球化下的企業成長策略，因此去（中國投資）固然有去的風險，但不去也有不去的風險必須承擔。積極確保台商投資權益，並正確引導台商回台從事符合比較利益的經濟活動，同時思考如何延緩台商在中國的逐漸地方化（localization）趨勢，甚至發生跟台灣脫鉤（D-link）的不利局面，進而增加台灣產業的附加價值與多樣性（diversity），或許才是面對中國崛起的上策。
參考文獻：
1. Eichengreen, Barry and Tong, Hui (2005), “Is FDI to China Coming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335.
2. Fujita, Masahisa and Nobuaki Hamauuchi (2006), “The Coming Age of China-plus-One: The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Second draft for The World Bank-IPS,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中文部分：
1. 陳明璋（2007），「加工貿易新政策對台商的影響與對策」，發表於「大陸台商投資經營面臨的挑戰與對策研討會」，2007/10/13, 台北。
2. 朱為群與田淑英（2006）「中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之趨勢與影響層面」，台經月刊，七月號。
3. 洪財隆、郭迺鋒與余慕薌等（2007），「調查大陸投資環境及台商經營情況」，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海峽交流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