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29,2006
從經續會談台灣經濟發展戰略
將在七月底正式登場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經續會),共有產業、財金、社會安全、全球與兩岸,以及政府效能等五大主軸,其結論(含是否達成共識)也必然影響到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路徑。既然冠上永續與發展,著眼點顯然在於緩和、解決,甚至突破台灣目前所面臨的「結構性」與「長期性」問題,尤其是各方對於兩岸經貿的認知差距與所衍生的政策主張分歧也應算在內…
近來台灣經濟成長動能趨緩,從2000至2005年以來,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已降至3.57%,低於全球的每年平均3.88%。經濟成長趨緩,固然乃受到資本邊際報酬率遞減鐵律的制約(技術進步不變,以及其他足以影響經濟活動的因素成長有限的前提下,比如政府效能),但在四小龍當中也「系統性」的殿後,顯然已見警訊。
而實質工資率的成長率更低(換來低失業率,因為台灣的勞動市場深具彈性),也意味著所得分配惡化,因為資本擁有者所得到的經濟成長份額相對更高。
和多數其他國家一樣,未來台灣經濟發展能否重獲動力,主要將取決於本身能否通過全球化的試煉,以及妥切因應中國經濟崛起(或迎頭趕上)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而台灣向來引以為傲的靈活與彈性等特質,能否再度發揮作用也備受注目。
全球化亦即全球經濟整合,對外意味著競爭程度、速度與幅度的日益加劇,對內則隱含產業結構,以及因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的調整與反應時間同步限縮(所以必須擴大內部照顧比如完善社會安全制度以加大對外開放空間)。
毫無疑問,全球化這股強大的力道與趨勢,無論是來自於運輸技術進步(包含狹義的商品運輸如貨櫃與通路,以及廣義的資訊運輸如通訊)或人為貿易障礙的降低(如GATT/WTO八個談判回合的成果),除了對重整(re-organize)了國際生產關係之外,更讓國家─企業─勞動三者之間的關係也產生了微妙變化。其中最主要的關鍵在於,生產過程的日益延長、綿密與可被切割,不僅改變了貿易型態(誰賣什麼東西給誰),增加了跨國生產活動(外人直接投資/FDI因應而生),同時也提高了企業選擇生產基地的自由度。
這對台灣具有多項普遍與獨特的意義。首先,以前的開放大致只須面臨貿易自由化的衝擊,現在則是貿易與投資兩者的影響相加相乘。
其次,資本的移動性持續加大,導致愈來愈多的企業或產業更容易外移(footloose),尤其是創設資本、進入門檻與勞工技術要求都不高(一般而言)的中小企業更是如此。而向來以中小企業作為經貿主力(雖然重要性降低中),包括生產、就業與出口的台灣,自然備受衝擊。隨著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利潤率下降,技術創新(innovation)能力有限的台灣中小企業,也陸續對外投資或展開全球佈局,選擇另一種形式的「創新」,生產基地的創新。話說回來,並不是所有國家的企業都有這種能耐或意願,比如義大利中小企業的外移的能力就明顯不足,必須長期倚賴政府補貼或直接停止生產活動。
全球化對台灣(或其他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的第三層意義在於,經濟疆域與政治疆域(含司法管轄)雖未完全脫節,卻也無法再像從前一樣地完全重疊。國家的基本功能當然繼續存在,但角色容或重新定義,政策引導或管制經濟活動的技術與介面(interface)當須格外小心設計。尤其必須體認到,企業才是經濟活動的主角,所有的財政金融政策只能扮演輔助或順水推舟的角色,也唯有如此,所謂政府的效能才能充分發揮,或至少不致與經濟的運作邏輯相扞格。附帶一提,為了吸引外資,許多國家往往也悄悄地作殺價式的租稅政策競爭,而在還沒有相關的國際協定出現加以抑制之前,國內的租稅政策訂定,也應該將這些因素納入考慮。
也來談談台灣舉世聞名的代工生產(OEM/ODM)模式(Business Model)。一般認為這只是「成本套利」(cost arbitrage)的極致代表,將「有時而窮」,而應該往自有品牌的方向邁進。果真如此嗎?中間產品或零組件這些產品的屬性與品牌營造的關係為何,尤其值得斟酌。
此外,兩岸經貿關係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息息相關。從更大的視角來看,由於中國經濟逐漸融入國際生產體系,而兩岸經貿也是其中一環,因此面對錯綜複雜的兩岸(經貿)關係,需要有新的思考與相應策略。當然,經略也好,政略也罷,都必須符合對內與內外一致性,以及能否真正改變行為主體誘因等兩大原則的檢驗。政策或策略如果沒有可行性(feasibility),其必要性(desirability)也幾乎可以略過不談。
中國當然不是台灣唯一的答案,但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迫切需要塑造新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重新審視當中國逐漸在恢復其應有的國際政經地位時,台灣可以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產業結構的優質調整(切勿過份誇大短期的調整成本,而忘了提及調整之後的利益),尤其是高生產力服務業或服務貿易(或往Living Supply Chain的方向思考)的積極培育。
也唯有誠實以對,才能善用中國與「中國壓力」,最後達到不畏中國(China-proof)。站(跑)在中國前面,不要籠罩在其陰影之下,台灣遠比中國進步,政治制度如此,產業根底更是如此,沒必要千閃百躲。信心不足只會讓台灣逐漸落入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的陷阱而不自知。歷史證明,保護主義只會帶來衰弱,不會帶來繁榮與安全。
台灣乃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只能順應全球化的趨勢與中國經濟崛起的現實,應及早認定出哪些條件是「外生」或給定(given),哪些是可以透過自身努力加以改變。唯有如此,台灣企業的優勢才能真正發揮,而政府也才有採行順水推舟的著力點。
其中最大的成敗關鍵應在於,台灣是否善用給定的天然條件比如地理位置、拒絕保護主義的誘惑繼續堅持對外經貿開放,以及制度與政策回應國內外政經情勢變更的能力。而信心不足或繼續徘徊,只會錯失發展良機,並擴大台灣內部的政商矛盾。
而實質工資率的成長率更低(換來低失業率,因為台灣的勞動市場深具彈性),也意味著所得分配惡化,因為資本擁有者所得到的經濟成長份額相對更高。
和多數其他國家一樣,未來台灣經濟發展能否重獲動力,主要將取決於本身能否通過全球化的試煉,以及妥切因應中國經濟崛起(或迎頭趕上)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而台灣向來引以為傲的靈活與彈性等特質,能否再度發揮作用也備受注目。
全球化亦即全球經濟整合,對外意味著競爭程度、速度與幅度的日益加劇,對內則隱含產業結構,以及因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的調整與反應時間同步限縮(所以必須擴大內部照顧比如完善社會安全制度以加大對外開放空間)。
毫無疑問,全球化這股強大的力道與趨勢,無論是來自於運輸技術進步(包含狹義的商品運輸如貨櫃與通路,以及廣義的資訊運輸如通訊)或人為貿易障礙的降低(如GATT/WTO八個談判回合的成果),除了對重整(re-organize)了國際生產關係之外,更讓國家─企業─勞動三者之間的關係也產生了微妙變化。其中最主要的關鍵在於,生產過程的日益延長、綿密與可被切割,不僅改變了貿易型態(誰賣什麼東西給誰),增加了跨國生產活動(外人直接投資/FDI因應而生),同時也提高了企業選擇生產基地的自由度。
這對台灣具有多項普遍與獨特的意義。首先,以前的開放大致只須面臨貿易自由化的衝擊,現在則是貿易與投資兩者的影響相加相乘。
其次,資本的移動性持續加大,導致愈來愈多的企業或產業更容易外移(footloose),尤其是創設資本、進入門檻與勞工技術要求都不高(一般而言)的中小企業更是如此。而向來以中小企業作為經貿主力(雖然重要性降低中),包括生產、就業與出口的台灣,自然備受衝擊。隨著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利潤率下降,技術創新(innovation)能力有限的台灣中小企業,也陸續對外投資或展開全球佈局,選擇另一種形式的「創新」,生產基地的創新。話說回來,並不是所有國家的企業都有這種能耐或意願,比如義大利中小企業的外移的能力就明顯不足,必須長期倚賴政府補貼或直接停止生產活動。
全球化對台灣(或其他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的第三層意義在於,經濟疆域與政治疆域(含司法管轄)雖未完全脫節,卻也無法再像從前一樣地完全重疊。國家的基本功能當然繼續存在,但角色容或重新定義,政策引導或管制經濟活動的技術與介面(interface)當須格外小心設計。尤其必須體認到,企業才是經濟活動的主角,所有的財政金融政策只能扮演輔助或順水推舟的角色,也唯有如此,所謂政府的效能才能充分發揮,或至少不致與經濟的運作邏輯相扞格。附帶一提,為了吸引外資,許多國家往往也悄悄地作殺價式的租稅政策競爭,而在還沒有相關的國際協定出現加以抑制之前,國內的租稅政策訂定,也應該將這些因素納入考慮。
也來談談台灣舉世聞名的代工生產(OEM/ODM)模式(Business Model)。一般認為這只是「成本套利」(cost arbitrage)的極致代表,將「有時而窮」,而應該往自有品牌的方向邁進。果真如此嗎?中間產品或零組件這些產品的屬性與品牌營造的關係為何,尤其值得斟酌。
此外,兩岸經貿關係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息息相關。從更大的視角來看,由於中國經濟逐漸融入國際生產體系,而兩岸經貿也是其中一環,因此面對錯綜複雜的兩岸(經貿)關係,需要有新的思考與相應策略。當然,經略也好,政略也罷,都必須符合對內與內外一致性,以及能否真正改變行為主體誘因等兩大原則的檢驗。政策或策略如果沒有可行性(feasibility),其必要性(desirability)也幾乎可以略過不談。
中國當然不是台灣唯一的答案,但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迫切需要塑造新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重新審視當中國逐漸在恢復其應有的國際政經地位時,台灣可以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產業結構的優質調整(切勿過份誇大短期的調整成本,而忘了提及調整之後的利益),尤其是高生產力服務業或服務貿易(或往Living Supply Chain的方向思考)的積極培育。
也唯有誠實以對,才能善用中國與「中國壓力」,最後達到不畏中國(China-proof)。站(跑)在中國前面,不要籠罩在其陰影之下,台灣遠比中國進步,政治制度如此,產業根底更是如此,沒必要千閃百躲。信心不足只會讓台灣逐漸落入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的陷阱而不自知。歷史證明,保護主義只會帶來衰弱,不會帶來繁榮與安全。
台灣乃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只能順應全球化的趨勢與中國經濟崛起的現實,應及早認定出哪些條件是「外生」或給定(given),哪些是可以透過自身努力加以改變。唯有如此,台灣企業的優勢才能真正發揮,而政府也才有採行順水推舟的著力點。
其中最大的成敗關鍵應在於,台灣是否善用給定的天然條件比如地理位置、拒絕保護主義的誘惑繼續堅持對外經貿開放,以及制度與政策回應國內外政經情勢變更的能力。而信心不足或繼續徘徊,只會錯失發展良機,並擴大台灣內部的政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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