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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論文，請參考：

http://www.cseas.ncnu.edu.tw/journal/v01_no2_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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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認同一直是文化思想的核心。少有改變的一個觀念是：存在著一個壁壘分明的「我們」和「他們」，兩者均固定不變、清晰可見，且其自明性是無懈可擊的。、、、我們仍然是這種認同風格的繼承者，藉此人們可以由其歸屬的民族所界定，並進一步從一個被設定的綿延傳統來衍生其權威性（Said, 1993/2001: 22-23）

後殖民主義的研究過去主要集中在「他者論述」的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對於透過言談分析而討論的統治技巧，在國內的文獻較少見。至於在勞動關係上的研究，幾乎沒看到相關的論述。因此本文試著從台商口中的論述開始，探討此論述與管理之關係。就跨國公司來說，在當地國生產牽涉到對當地人員的管理。這樣的管理，是結合了他者的凝視（the “Other”）與規訓（disciplinary practices）的技巧而產生。Sarup（1991: 72）針對英國帝國的教育，指出有四種教條在其教學當中：

首先，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有一套絕對的系統差異，東方是異常、低度發展且劣等的；第二教條則把東方世界抽象化，而不是從當代東方實體去獲取直接的事實；第三教條則認為東方是永恆不變、單一，且無法定義它本身；最後的教條則認為東方位於底層，要不就是對它有點害怕，要不就是要去控制它（引自Singh and Greenlaw，1998：195）。

台商對於越南的勞動管理，也是有其一套邏輯，而且跟Sarup所說的論述，非常接近，也唯有透過此種他者論述，才能合理化其管理實務（Miyoshi，1993）。台商對越南的「東方論述」，就我們的研究結果來看，包含了四個面向的論述：1. 把越南一體化、自然化； 2. 越南是低劣的、未開化的他者； 3. 女性化越南，必須小心； 4. 因此必須以雄性的管理方式來進行控制。

3.1 沒有歷史的他者 （Eternalizing the Other）

台幹對越南工人的管理方式，代表著他對於越南人的想像，這種想像，並非全然是沒根據，而是根據他們原有的偏見，加上實際的管理經驗所綜合而成的他者凝視。以下的兩段話，，主要是透過「他者建立」的方式，以一種跨越歷史、階級的詞彙「民族性」來定義越南工人。

因為越南人的民族性和台灣不同，越人說謊成習慣，且死要面子，因此，台商幹部最好不要直接管理，能透過當地人管理當地人最好。越人幹部敢以暴易暴。

越南工人的民族性和台灣不同，他們不會主動，也不勤勞，不會想要主動加班，而且自尊心很強，曾經有人發生過中午吃飯，工廠提供自助餐結果引起工人反彈，越南工人認為來幫你工作你要供應飯，飯菜要分配好好的在桌上，不是讓人去要，他們覺得吃自助餐是去要飯來吃，是一種侮辱。

這樣的論述，就如羅蘭‧巴特指出的：「神話的任務是讓歷史的意圖得到自然的正當性，讓偶成的事件看起來像是永恆的事物」（Barthes，1973：155；引自Storey/張君玫譯，1999[2001]：41）。越南人跟台灣人的不同，是因為「民族性」，而何謂民族性？沒有人可以解釋清楚。似乎只要人種不同，「自然」行為就不同。西方人或一些東方學者，也曾經把這種自然化的論述應用在台灣或中國，例如韋伯認為中國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某些學者論斷「中國人的傳統心態就是想當老板」（Stites, 1985: 238; Wong, 1995: 136-153; 陳介玄，1994: 292），時空雖然轉移，但相同的仍是其論述方法，只不過現在變成是「我們」「台灣人」在看待「他們」「越南人」。

這樣的東方論述，是沒有歷史的，所以可以輕易跨越歷史時空，套用在任何的地方，就如馬克思批評政治經濟學的時候說：「經濟學家們在論斷中採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馬克思，1967/1975: 98，註33）。他者是沒有歷史的，就如某位受訪台商形容該公司到該地投資後，當地社會的變化：

現在這裡約有十二萬人口，製造業的勞動人口約二萬人。以前我剛來時，這裡都是稻田，沒什麼工作機會，後來工業區開發後，許多人都在這裡工作，所以現在整個村落變化極大。有卡拉OK，冷氣理髮廳，撞球間、、、。

在他眼中，以前的越南只有農業而已，沒有開發歷史、殖民歷史、抗美歷史。以簡單的二分法概念，把複雜的社會過程，簡化成以前與現在，以前什麼都沒有，現在則是邁入現代社會的開始。

3.2 低劣的他者 （Inferioring the Other）

台灣與越南的文化差異，是透過與台灣人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所建構/看到的。不同的視角，會看到不同的東西，並進而生產出「先進/落後」的對比，因為他者沒有歷史，所以比較的基礎，永遠是在同一平面來進行比較，也就是以現在的台灣與現在的越南來比較，透過此種比較，位階的差異開始產生，優劣立判，也因而一種類似救贖、傳教士的概念，跟著出現。

我之前做過一個測驗，他們進來的員工，連名字都不會寫，你看不出來他名字不會寫，考他加減啦、英文字母，簡單的大小、顏色他們都不會。看他們報導，說他們識字率很高，結果出來結果是這樣。

她們是女人當家，越南的男人很懶惰，但是他們漸漸觀念也有在進步，工業區裡面也有幾間正規的公司，把一些正規的觀念帶給他們，他們也想要求進步。

這樣的凝視，跟台商在越南的管理實務，是結合在一起的。在確定「民族性差異」後所衍生的權威，讓台商在處理商業事務上，有其一套運作方式與邏輯，一方面是盡量避免跟越南當地人交往，另方面在勞資關係上，要為落後地區帶入「進步觀念」。

台商的跨國生產網絡，基本上還是以散落各國的台商工廠為主要往來對象，這個跟台商上下游的生產網絡有密切關係，例如在泰國（陳東升，周素卿，2002），或在馬來西亞檳城，台商一開始也是「台商對台商」，後來才逐漸演變成跟當地廠商採購的狀況（林俊甫，2002）。我們所訪問到的越南台商，也是習慣跟當地的台商工廠交往，理由很多，當然也包括「歧視」。

我們東西也是會跟台商買，因為習慣跟品質的問題，習慣就是說人都有習慣，他已經在台灣就跟某人接觸，雙方面的需要都知道，如果我再找另外一家越南廠商，第一他跟我們配合度不高。再來就是品質的問題。台灣人比較有人脈的觀念，這個人脈是台灣延續過來的，甚至全世界都一樣，有台灣人的地方就一樣。台灣來這裡你會認識新的，可是新的拉回去，還是有認識的，台灣人真的很厲害，台商遍佈全世界啦。

我們在越南賣台商，我們都會給一點優惠，比如說時間啊，付款時間給越南的短，給台商的長，就是給台商優惠。

這種台商跨國企業的網絡組織，是原來母國生產網絡的複製，而這也同時複製了一個脫離在地的產業組織網絡。這樣的台商網絡更因為全球化發展所產生的空間流動，使得生產網絡組織可以輕易地跨越國界，例如林俊甫對馬來西亞檳城台商的研究也發現，許多台商將跨國「空間分工」的概念引入，形成檳城、台灣與中國三地的空間分工，而不一定要與在地的廠商結合（2002：175）。這些跨國台商還是「不在地」，還是留在台灣的網絡空間內，這種商業實務與台商的「低劣他者」論述，是相互建構、強化的。

因為有「差異─位階」，所以會有「發展階段差異」的論述，接著以「落後地區」為名，而排除當地人可能擁有的某些權利。例如以下的幾個說法：

XXX本來在新順設廠，隆安省鼓勵它來設廠，這樣的話，環保標準可以比照國營，但後來開環保會議時，全越南官員都來了，講了非常多，廢水排放的標準必須符合瑞士水準，結果還沒完成。

我們台灣以前會好，是因為我們有軍政、訓政、憲政。我覺得越南應該要從軍政開始。

雖然勞工福利是一種趨勢，但是這要等到經濟成長起來再說，他們政令上有很先進的措施，但是他們還沒有這樣的條件，有時候一改，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越南的經濟發展水準還沒達到瑞士的水準，但竟然要求到這麼高，對於投資者是很大的負擔；對於勞動人權的看法也非常類似，在沒有經過軍事化管理、訓練、越南人是沒資格談論根據民主意志而來的憲法統治，所以現在的廠內管理，還是需要軍事化管理才能進步、發展到跟台灣一樣好；勞工的福利必須在有錢之後才應該受到保障。與其說這是台灣人對越南的歧視，不如說是台灣人的社會意識仍舊停留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時代，沒有發展就沒有人權。這套觀念不僅受統治的台灣人接受的很習慣，也拿同樣的說詞來要求被統治的勞工接受。

3.3 女性化的他者 （Feminizing the Other）

在越南的訪談過程中，幾乎每位台商都會說「越南是個母系社會」，都是女生在工作，「男人都很懶惰」，但越南社會實際上是個不折不扣的父系社會。在探討跨國資本與越南女性的關係時，龔宜君（2004）認為，大大小小的台灣跨國資本得以在越南異地生存積累資本，越南女性可說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台商的眼中，這些女性的形象卻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是勤奮、努力、有「傳統美德」的，但另一方面卻又是危險的、性感的、未知的、神秘的。但為何對越南女性會有如此兩面且有時又相互矛盾的論述呢？這必須把敘事者擺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才能理解這樣的矛盾論述。

有人論述「她們是女人當家，越南的男人很懶惰」「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在路邊賣東西的都是女的，吃東西的全部是男的、、、他這邊就是這樣，所以造成男的就是比較要面子，他們說今天出來沒錢吃飯他寧願去喝啤酒，會去讓人家看他臉紅紅的，他們會有這種想法」，而底下的一段對話傳神地說出台商對於越南男女的看法：

訪：你覺得這邊的女工工作態度怎麼樣？

受：也不錯啦，語言上溝通比較難，因為我們不會講越文，只是溝通上有一點比較麻煩。員工中約有10%的男生。

訪：為什麼不喜歡雇用男生？

受：很糟糕，都在喝咖啡。好吃懶做、就是吊兒啷噹的那種樣子。女生就好像很認命那種樣子。

訪：他們這邊的家裡是誰在養家活口？

受：女生啊！母系社會啦，現在也是女生在賺錢。有時候姊姊在養家，哥哥弟弟在家裡吃閒飯。我問那姊姊「妳怎麼不叫他去上班工作？」，她回答「沒有辦法，他就不要去工作」，好像是應該她去賺錢來給他吃，不管是哥哥也好、弟弟也好。

訪：老公也是嗎？

受：有很多這樣子，領薪水時，老公就在外面等，也有這樣子的。

以前的跨國企業研究，非常強調女性在資本積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企業雇用女性的原因有許多，例如工資較低廉、順從性高，容易控制。但是除了當地政經結構所形構出來的性別關係外，對於一個外來者，他並不一定熟悉當地的此種社會文化與政經脈絡，因此不一定可以順著在地的邏輯去思考其管理實務。而最直接可以訴諸的想像，就是拿來與母國的社會關係做比較，然後得出一個結論，以做為其管理的基本思想。在這樣的邏輯下，也才會產生上述台商在論述越南的性別關係時，發現竟然有這麼多的女性在工作（越南社會的勞動參與率男女相當，男性為85％，女性為83％，參見World Bank，2003：46），而且跟台灣的兩性關係不一樣，既然台灣是父系社會，那麼把越南形容為「母系社會」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

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樣的論述，都是站在「管理者」的高度來看越南，在企業管理的脈絡下，「勤奮、順從」的勞動力是他們非常需要的，在實際的聘僱上也以越南女性為多，這自然有其管理上的考量（龔宜君，2004），發展這樣的論述，可以合理化其聘用女性勞工的實踐。

但是假如跳離工廠管理者的角色，而是一名外來投資者的角色來看越南女性，我們得到的形象卻是「危險女人香」的越南。2000年時，胡志明市最有名的「越語學校夜間部」就是Monica，台商口中的「摸奶哥」，在那裡，台商可以交往會講華語的女子，進而發展出不同狀況的男女關係。對於台商或台幹與當地越南女子的故事，有著許多悲慘傳說，例如下面幾則：

台商死在越南女人手上的很多，都暈船啦，是溫柔鄉，以前來對法律不熟，又是外商，用人頭開公司、開工廠，所有銀行的戶頭都是人頭的，他翻臉的話，你什麼都沒有，就是這樣子，就回台灣啦，很多啦。

對越南的女人要小心，十個台商有八個死在女人身上，某公司老闆幫越南女人買房子，還被趕出來。出入這裏的KTV，就是準備要花一筆錢，千萬不要動感情，他們都會騙你的錢。

聽過包二奶跟元配吵架。台商的大老婆來，台商希望二奶去旅館，但二奶不要，台商打她趕他，二奶一氣之下，將西裝全部剪碎。台商用大哥大打她，結果公安來了，被抓去關。另外一位拿了兩千萬來，買了一棟50萬美金的房子給越南小姐，等這位台商從台灣回來之後，這位越南小姐請了流氓在門口，將他檔在門口，請他走路。

這些流傳的小故事，可能真有其事，但「警世用語」的成分更大，尤其第一跟第二個例子，台商的失敗，幾乎是要歸咎於越南女子，而非男性的問題。照此論述，台幹或台商盡量避免跟當地社會人士接觸，這是避免風險的方法之一。在這樣的論述類型中，我們也看不到跨國的社會文化交流，跟Miyoshi所批判的後殖民情境幾乎一樣。這一類台商所進行的論述，一樣把越南此國家女性化，越南當地社會風險與女性是息息相關的，而非因為台灣本身的喝花酒文化所造成的後果（黃淑玲，2002）。

3.4 雄性的管理方式 （Masculine Management Practices）

狗你們都養過吧！狗早上吃飽它就會就跑出去玩，所以你一定要讓它吃晚上的。我們會用這種心態來管理，一開始我就不讓你（越南工人）吃很好，那你習慣以後就不會去要求，以後我再慢慢加給你，你就會覺得公司不錯。

台商海外投資工廠內的管理通常是規訓的，其管理技術的基礎不僅是仰賴資本的權力而已，還配合著前述的論述與世界觀，以獲得管理道德上的合法性。

台灣商人在海外的勞動管理名聲，並非太好。其管理方式經常是威權式的，也因此在西方人眼中看來非常不可思議。但就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這樣的發展無寧非常合理，也非常符合他們對於經濟發展的想像。就以軍事管理的方式來看，台灣管理者在解嚴前，所接受的所有規訓都是軍事化的，包括學校的管理是軍事化管理、工廠的紀律是軍事化的、社會的秩序也是軍事化的，在這樣的歷史經驗中，要想出另外一種可能的管理實踐，非常困難。

也因此，當這群台商進入越南後，過去的經驗，加上上面的一套「對他者的論述」，出現了我稱之為「雄性的管理」。此套管理的特徵包含：

1. 喜歡雇用女性當基層員工。在勞力密集的產業中，大部分的基層員工都是由女性來擔任。這些台商所建構出的越南社會的男女關係是「勤勞的女性，懶惰的男性」，但實際上並非是女性比較嬌柔，而是因為女性比較容易控制。某名台商這樣說：「我要聘用女孩子，是因為越南的男生比較不好管，在台灣也是一樣，所以我們進來能用女孩子的地方還是都用女孩子。」

2. 管理者幾乎都是男性。在台商自己的描述中，他們也會發現此矛盾：為何男生都很懶惰，但他們卻都以男性來擔任幹部？在比較中大型規模的台灣工廠，他們的組織層級大概是：基層越南工人、部分的越籍低階幹部、華人行政幹部、中國人技術幹部、台灣人擔任會計、行銷等部門主管（Wang and Hsiao, 2002）。不管族群的分佈如何，舉目所見的是男性佔據了主要的管理位置。當問及此矛盾時，同樣的這名台商回答：「越南的女孩子並不是那麼嬌柔，她們之前也是拿過槍，打過敵人，所以我發現她們脾氣也是很強悍，所以這是一個觀念問題。」在現實的世界中，台商必須有溫馴的女性勞動力來配合，但在觀念上，卻仍根深蒂固的認為男性才適合來管理，他說的「觀念問題」代表了他自己也意識到此矛盾。

3. 權威的現場管理手法。因為他者是低劣的，所以必須使用強烈的紀律手段，才可能使他們的身體符合文明現代性的要求。台商使用的管理手法，最常見的是「罰款」。罰款的原因，根據我們蒐集到的資料，包括：上廁所超過5分鐘；做錯衣服不能修改；數錯貨品數量；不準時上班；休息一天不請假；帶零食到公司；上班時說話；進門不帶公司的卡、、、琳瑯滿目。「扣錢這一個方法很妙，誰都不敢不遵守」，這是某名海防女工的體認，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於控制工人的身體符合勞動紀律。從身體政治學的角度來看，罰錢變成很重要的控制機制，它取代了具體存在的管理者來監控，透過這樣的訓規，使得工人的身體能夠配合著機器的運作而受到控制，這樣的控制，遠遠比有人站在旁邊監視著有效率。

4. 花瓶化工會。避免工人進行集體抗爭的預防措施，就是避免他們團結起來，瓦解工會的運作，是重要的手段。當然，他們不熟悉與工會打交道的歷史背景，使得這些管理者對於工會有很深的敵意，但在法令的限制下，他們又必須接受要成立工會的事實。所以為了避免工會成為管理方的敵人，事先安插人士在工會組織中，可以達到此目的。但在論述上，他們還是以「低劣的他者」來論述他們控制工會的原因：

兩年前我們公司要成立工會，但他們不要，員工不想參加，因為要交會費。其實會費很少，但會費在我們公司管理，他們不想參加。今年（1999）我來跟他們說參加的好處，還有一些要成立的理由，而且越南政府也規定要加入，叫他們加入。

他們（越南工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組織工會，我必須先安排上課的課程，教導某些幹部，如坐辦公室裡面的幹部、生產線上各班的組長來如何組織工會。

但是這樣的「帝國情景」卻不是全貌，在帝國視角不及的邊緣，或者帝國支配者所給予的工具，都可以成為越南工人進行抵抗的空間、手段、策略，我們將這些抵抗的手段分為四類：竊竊私語、游擊式刁術、霸權鬥爭與火線抗爭。在一個殖民的空間中，支配與抵抗的活動隨時都在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