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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台灣在越南設立辦事處以來，兩國的社會交流遠遠超過當時的預期，這恐怕是當時雙方都沒有料想到的。回顧過去十年（1995-2005）的發展，或許可以為雙方未來的十年發展，勾勒出一些可能與願景。我認為，兩國經貿的密切交流，是建立在全球政治變化與資本流動的背景下而起來的。(圖為河內老街商店區的早晨街道)

(原文部分刊載於台灣經濟研究院出版的APEC REVIEW 13, pp. 65-76.)

台灣越南兩國一開始接觸的原因，恐怕還是以經貿往來的考量為主。台灣對外投資開始於1980年代中期，當時的國內、國際情勢，使得台灣資本開始找尋高利潤的出處。台灣與東南亞經貿關係密切，台灣對東南亞各國累計投資金額，除新加坡外均在前五名內；各地台商會家數更顯示了台商在當地國的經濟活躍程度。就越南一地來看，台商歷年投資金額佔外資排名第一。實際上，台商在越投資的金額應比官方正式的統計超出許多，這些未通過正式管道，利用越人名義從事投資經營（人頭）的案件甚多，大部份是中小企業，投資額多數在100萬美元以下。以越南為例，從累計投資件數來看至2005年6月止共有1,357件，可是越南台商會會員家數高達3,000家，投資金額應該比官方正式還高出許多。這樣的數據可以顯示台灣與東南亞在近十年來關係的密切發展，並進而帶動其他層面的發展。

一、打開新的一扇窗

有人說，台商赴越投資的大概類型分期，1988-1990年，多半是跑路過去的，1991-1993年則是標會籌資金過去的，1993-1995年是在台灣經營不下去又有點積蓄的人，1995年後才是大企業過去。這樣的分類基本上也沒大錯，不過這指的是「實際投入生產的企業」，有些大企業在1995之前已經在籌畫運作了。

在台灣政府還沒准許台商對越南投資之前，已經有許多台商迫不及待要到越南看看了。一個受訪者說：「很多人當初來到這裡，都不是要來越南投資的，都是來看看，順便說這個好像不錯，慢慢做小生意，漸漸變大，以前根本就沒想到要來越南投資。」。

        這可以說是第一階段的台商投資典型：因為台灣政策的關係，所以大型企業還沒開始他們的投資，但零星的散戶型台商卻已經陸陸續續登上越南此處女地。根據陳鴻瑜教授在2000年中研院史語所舉辦的「中國與越南關係研討會」上說，在1989年時，前李登輝總統要求外交部開始推動與越南的雙邊關係正常化，因此當時有邀請越南相關官員來台灣拜訪。另一位受訪者說，當時越南工商團到台灣招商，李登輝總統請外交部長錢復邀請中興、臺元等紡織廠參加一個宴會，希望他們能到越南投資。而我們訪談的國民黨企業「中央貿開」受訪者也說，在1990年時，他們開始對各個地區進行調查，希望知道哪些地方式和台灣投資，這也是配合著國民黨政策而來的考察。受訪者說，為了分散風險，曾考慮過前蘇聯、東歐地區、中東地區、南非、印度、緬甸、越南等地投資，後來決定選擇越南為投資地，這也是多少配合政策而來的。到了1991年時，已經有一些大企業開始到越南考察了，我們訪問的中興紡織企業就是在當時跟著遠東紡織、台元紡織來到越南參訪，後來只有中興紡織留下來，而遠東紡織去了菲律賓，而裕元則到中國投資。在台灣辦事處尚未在河內設立時，當時由經濟部打頭陣的外貿協會就已經在胡志明市設立據點了，雖然是所謂的「民間機構」，但他的功能多半也具有官方色彩，彌補兩國沒有正式邦交的困難。

當時這樣的對越南投資政策，剛好配合著越南當局的新開放政策。雖然越南從1986年就開始進行所謂的「革新開放」政策，但是政策的改革卻是逐步的。越南在1987年12月制訂了當時東南亞地區最開放的外人投資法。1988年三月政治局的十號解釋令有效地把鄉村地區集體農場去除，增加鄉村地區的農產品產量。1989年越南政府放棄價格雙軌制，讓匯率自由浮動，並且引導銀行的實質利率轉變為正的，這樣子讓市場價格可以開始引導生產。這些政策都有助於外人來越南投資，也是台商零細企業可以在此期間繼續停留在該國繼續奮鬥。

在國際大環境上，蘇聯在1986年由戈巴契夫所領導的Peristorka 改革，使得越南不在能依賴大量的俄國補貼，必須自籌經費了。1989年的蘇聯共和國崩解，逼使越南不得不開始跟資本主義社會接觸。當時台灣由李登輝總統領導的台灣，也急需在國際政治上打開一個缺口，因此兩國可以很快進入互利互補的階段。

但是改革開放是逐步的，所以一開始即使有相對較為開放的外人投資政策，但在兩國沒有邦交、法律體系尚未轉型為現代體系的情形下，許多台商為了規避管制，而採取一些「迂迴彈性」的作法，最常看到的就是所謂的「人頭公司」的成立，這也是台商在對外投資時，跟其他國家對外投資很不同的一點。一位受訪的「人頭老闆」就說：「外交機構絕對知道我們人頭公司，他心理很清楚，但是人家越南根本沒有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外交機構根本沒有官方的立場出來說話，只是地下話的組織，沒有辦法到檯面上，要出面的話沒有任何立場，台商會也一樣。」這也顯示了兩國在沒有任何外交關係下的對外投資困境。但除了政治上的陌生造成此現象外，另外還是在於越南的經濟體制本身。這位人頭說：「以前89年來時那時候要申請手續根本要兩年多，還要到河內去，最簡便、要趕快生產就是人頭。鍋子下去了，油已經熱了，菜再不放下去，怎麼辦，人頭在尋找也一樣，既然要做，就要找個人來。人頭的風險很大，純粹用賭的方式來找，自己要選一個最好的，一般來說，用人頭的話，心理都有準備，今天你可能規模很大，或許你明天一無所有，心理要有準備。」官僚體系顯然是一個投資者困擾的問題，當時胡志明市的情景，就如某位受訪者的描述：「當時有三多：乞丐多（尤其是小孩子），抽煙的人多，腳踏車多。1991年剛來的時候，連住旅館都必須送香菸，辦簽證很麻煩。必須填八張表格，一個一個坐在地上等著叫號碼。士兵荷槍實彈，戴著大盤帽。必須從曼谷轉機。所有的東西都必須登記檢查，包括手錶、錄音帶。出去時，必須說明美金花到那裡去了。」而因為尚未完全脫離社會主義經濟計算體制，所以「以前要訂定年度計劃，必須呈報數量、樣式與報價，但這些都是市場變動的問題，根本不可能事先知道，而且更改的時候，又是一堆表格。」這都是越南經濟體制在轉型時所發生的問題。

這種結構限制下的可能作為，除了人頭公司是一種出路外，另外一個出路就是取越南新娘。人頭公司的風險大家都知道，所以假如娶了越南女子當太太，至少法律保障將來分手後的財產是一人一半，比人頭的風險少了一半。而這也開啟了台越雙方交流的另外一個新頁：跨國婚姻的形成。

二、全球佈局下的兩國經貿往來

台灣政府在1992年正式啟動所謂的「南向政策」，希望透過與東南亞國家的密切經貿交流，強化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在之前的企業投資，就已實現的資本來看，是以中小企業或人頭投資為主，雖然有大企業開始去探路，但要開始實現資本的投入，還是必須等到雙方正式關係成立，台灣政府的政策鼓勵。

這個時候的中小企業雖然仍有相當的資本投入越南，但兩個因素影響了大中小型企業在不同國家的投資。

第一個因素是越南政府的持續開放政策，而為了吸引外資，並且造成示範效果，越南政府對於大型投資特別重視，並且給予相當的優惠條件。受訪的某家大型企業董事長形容當時的情形：「開始的時候姿態最高，越南官方都是來旅館拜會的。中興可以進口以前的舊機器。挑了最好的美軍廠房，是大鋼架廠房。、、、跟越南政府簽訂契約書，要求越方不得干涉中興的經營，並且由部長親自簽字。越方只派一名會計長與副總經理來就好。」

除了政策上給予優惠外，越南政府也允許外資公司籌組商會，以表達他們的利益與想法。從1995年後，每年越南總理都會跟不同國家的商會見面，聽取他們的意見，所以台商代表都趁著在河內開會時，建議取消許多「不平等」的政策，如電話費、報關行與保險業。成果相當不錯，例如土地稅與營業稅降低了、四免四減可以延期、營利所得稅從20%降到10%。

但是政府政策的鼓勵可能只是錦上添花的效果，至於更重要的因素，恐怕還是在於全球生產鏈的轉變。根據研究指出，對外投資分佈最多的還是中國大陸（佔了71％ ），其次是東南亞國協六國（37％）與美國（17％）（經濟部統計處，1999：4，表2.2.1）。就小型企業而言，他們幾乎就只投資在一個地區，很少跨越到另外一個國家，他們投資比重最高的是大陸（76％），其次是東南亞國協六國（37％），到美國的比重只有9.5％而已。反觀中型企業，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比重比小企業少，約有65％。在東南亞的比重則為34％。但是他們在美國的比重則高達23％，這反映出台灣的中型企業多半是電子類的廠商，在第三波電子化時代來臨時，他們緊緊跟隨美國的發展前進。至於大型企業，他們不僅在大陸投資（高達77％），在東南亞國協（51％）、美國（40％）都有相當高比例的大型廠商有進行投資。小型企業「跨國投資」的比重只有124％，中型企業則為135％，但大型企業則高達183％，可說幾乎每個大型企業都有進行兩國以上的跨國投資。

這樣的資料顯示台灣的大型企業對於越南或東南亞的投資，是建立在全球佈局的考量上，跟所謂的「南向政策」可能沒有很大的相關。這樣的全球佈局，一方面是國際跨國彈性生產的趨勢，必須不斷找尋適當的生產基地，另方面也受到國際政治關係變遷的影響。就如前述，因為東歐共產政權瓦解，越南政府必須開始跟外界接觸，使得台灣有機會跟他建立可能的經貿與政治關係；另方面，美越關係正常化，中美貿易摩擦，也是跨國生產基地轉移的原因之一。

而就訪談的大企業來說，他們投資在越南除了成本考量，很重要一點是避免投資過於集中在中國，而成為美中貿易摩擦的犧牲品。寶成企業在同奈省的工廠於1994年底動工，1995年底生產。在平鎮省廠則是1996年設廠，1997開工生廠。受訪者說，他們到越南來投資的動機主要是分散風險、並且配合客戶要求。當時美國的NIKE廠商已經不斷遊說美國國會跟越南關係正常化，並且預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簽署美越貿易協定。後來的發展為：1995年7月11日兩國建交，可以開始貿易。但是雙方的貿易正常化（也就是給予越南最優惠關稅待遇）必須等到2001年才開始。這段期間的企業，大家都想盡入卡位，但遲來的美越貿易正常化關係也為這些早期投入的廠商帶來相當的成本。

總言之，雙方十年的經貿交流，深受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就越南國內來看，革新開放政策是配合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美越關係改善而來的經改；台灣的對外投資發展，也是受到全球資本流動與兩岸關係的影響，而全球資本流動則受到台灣在國際地位因素的影響而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