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社會文化學習網

Lang 與 Smart（2002）的研究認為願意嫁給香港在廣州的外派人員，是因為有大量的女性民工希望獲得金錢與生活上的改善，並且由此演變出長期的伴侶關係。這類的民工有的是工廠內的工人，有的則是在聲色場所工作，若是後者，那麼逃出皮肉生涯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尋一個長期的伴侶，以獲得穩定的物質環境。這樣的情形，跟在越南的台商類似。

2000年時，胡志明市最有名的夜間部就是Monica，台商口中的「摸奶哥」，在那裡，台商可以交往會講華語的女子，進而可能出現「包二奶」的狀況。對於台商或台幹與當地越南女子的故事，有著許多傳說，例如下面幾則：

台商死在越南女人手上的很多，都暈船啦，是溫柔鄉，以前來對法律不熟，又是外商，用人頭開公司、開工廠，所有銀行的戶頭都是人頭的，他翻臉的話，你什麼都沒有，就是這樣子，就回台灣啦，很多啦。

對越南的女人要小心，十個台商有八個死在女人身上，某公司老闆幫越南女人買房子，還被趕出來。出入這裏的KTV，就是準備要花一筆錢，千萬不要動感情，他們都會騙你的錢。

聽過包二奶跟元配吵架。台商的大老婆來，台商希望二奶去旅館，但二奶不要，台商打她趕他，二奶一氣之下，將西裝全部剪碎。台商用大哥大打她，結果公安來了，被抓去關。另外一位拿了兩千萬來，買了一棟50萬美金的房子給越南小姐，等這位台商從台灣回來之後，這位越南小姐請了流氓在門口，將他擋在門口，請他走路。

這些流傳的小故事，可能真有其事，但「警世用語」的成分更大，尤其第一跟第二個例子，台商的失敗，幾乎是要歸咎於越南女子，而非男性的問題。照此論述，台幹或台商盡量避免跟當地社會人士接觸，這是避免風險的方法之一。在這樣的論述類型中，我們也看不到跨國的社會文化交流，也一樣符合Miyoshi所批判的後殖民情境。但是雖然在許多人的口中，越南女子是不能碰的，但奇特的是，偏偏有許多人跟她們牽扯上關係。其中一類的台灣人就是娶越南女子為妻的人。

在越南政府限制許多投資行業的情形下，使用女性當成本地人經營的公司，是逃避管制的好方法，不過越南政府在1998年就開始鼓勵外資從聯營轉獨資，所以對於一些經營製造業的工廠而言，這一層的需求應該就漸漸減少。

除此之外，另外一類的人頭老婆，大概就是集中在商品買賣業了，尤其是零細的小生意。這樣的趨勢，越南台商會的會長也注意到了，他說：

我們（台灣人）經過第三地以及人頭公司進來的有相當大的一個數量，用華僑的名義，用新娘的名義。各位也都知道新娘現在已經到了五萬多，五萬多對，因為這一兩年來台灣經濟不景氣，台灣生意不好做，有很多人就帶著老婆的名義回到越南找一個小生意做，這個數量一直在往上升。

這種跨國的交流，是基於台灣男性為了拓展其事業版圖而出現的跨國交流。那麼這些台灣人對於越南人頭老婆的看法如何呢？有一段話，看出人頭與其越南老婆的關係：

我的經營方式是人頭，就是越南人跟我合作，我出錢他出力，我也有失敗過，給我一個教訓，第一次進來，因為是自己朋友介紹就比較放心一點，想說好朋友介紹的應該沒有問題，結果他（人頭）不是想賺錢，而是想吃錢。……（失敗後）我從五金跨到娛樂業，很多人看我做不起來，一百個看我，一百個說我做不起來，只有我老婆支持我。……在國外如果沒有一個人在身邊可以照顧、可以相信，就比較困難，現在我自己是有六個心腹啦，一個是我老婆、一個是她妹妹，還有其他的，不會出賣我啦。

這一類的跨國婚姻，從男性的角度來看，是因為利益而結合，甚至有的男性已經有了台灣老婆，但在越南的「包二奶」則扮演了另外一個角色，也就是提供情感與利益的基礎。[1]不管是何種類型的婚姻，為了在越南當地生存，努力與當地社會、風俗習慣結合，是事業成功的不二法門。有某名做「娛樂業」的受訪者對於其小孩的教育，則也是抱著此態度：

我這裡有一個小孩三歲，我想他把越南話先學好，大概念小學送到有中文的地方，台北學校就在這裡面。老婆這裡有家人，我們分開住，因為越南已經開放十年了，一般來講，比較有錢的，都是比較有「權」的，都是屬於北越的，解放以後下來，他們利用權力、簽名啦，都會有一些機會發生啦，以台灣人包括我在這裡，如果說要娶到屬於他們這一階層的比較不容易，比較中階的做生意的，可以碰上啦，以一般台灣人透過仲介的，取的都是第三級的，都是鄉下出來的，家庭環境比較不好的，希望嫁到台灣存一點錢，在台灣雖然不多但是在這裡很好用。因為我們當初對中國大陸設限得太嚴重，排太久的，所以都湧到越南來，在這裡花個三四十萬台幣，大概三個月就可以出來了，大陸不可能啦。目前在家裡講越文比較多，台商會越文的也滿多的，我是比較本土化。

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從事這些買賣業、食品業的台灣人，都不是他口中的「有錢的、有權的」，因為娶不到門當戶對的。而根據迎娶越南女子的統計資料來看，多半的台灣男子也是屬於台灣社會的勞動階層或農民階層（王宏仁，張書銘 2003），這些人的出外打拼，並非靠著國家機關的力量而前進，就如他們常說的，台灣政府不可能幫他們任何忙。

這類的人士，必須在充滿陌生的環境下求取生存，但是不管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還是從人力或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他們並非是優勢者。為了在越南當地生活，他們沒有錢請翻譯，沒有良好的政商關係來進入市場，沒有像樣的學歷以便在跨國勞動市場中流動，唯一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勞動力，以及透過跨國婚姻而來的、新的社會網絡的建立，以便在當地求取生存。他們雖然是台灣人，擁有台灣國籍，但是生活上卻已經跟當地密切結合了，他們的身份認同不再限定在台灣的疆界，可說跨越政治的疆界，歸屬在兩個不同的政治領域中，同時進行著跨國社區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