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鄉愁藍調

「你們你們，你們不能在椰子樹上釘東西！」從行政大樓跑出來的女人說。她跑得很喘，講話上氣不接下氣。

「我們沒有釘，我們用膠帶貼，應該沒關係吧。」我說。

「不行不行，每個人都像你們這樣亂貼還得了！你們再亂貼我要叫警衛來了。」

「好啦好啦。」我和ＳＹ只好把那疊傳單放回腳踏車籃子裡， 不情不願地離開。騎到路口，我們回頭看了椰林大道一眼。每隔一株椰子樹，便貼著一幀約翰．藍儂長髮披肩滿面髭鬚的黑白肖像。我和ＳＹ貼了大半條椰林大道，總有幾十張吧。兩大排的藍儂像，看起來還滿壯觀的。

「這樣也可以了啦，意思到了。」我說。

「是啊。剩下的我拿回宿舍發，沒關係。」ＳＹ微笑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笑起來總是帶著一種無辜而認分的表情，彷彿在說：既然這樣那只好笑一笑了。整整十年後一個晴朗的夏日傍晚，他告訴我他得了血癌的時候，也是帶著這樣的笑容。

貼傳單那天，是藍儂被歌迷槍擊身亡十二週年的忌日。前一天晚上，我從平裝版《藍儂自敘》最後一頁找到他最帥的那幅頭像，然後略事加工，標上生卒日期，做成底稿，準備拿去影印兩百張。左看右看，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於是補上一行小野洋子悼文裡的句子：「有一陣風永不寂滅」（There is a wind that never dies）。

這張傳單並不是要推銷什麼活動，只是想在這個日子有一點兒表示。再過幾個月我就要畢業了，想在校園裡做點什麼，機會也不多了。我和ＳＹ從新生南路側門的海報牆開始貼，沿著運動場一路貼到舊體育館對面，再彎到小福對面的布告欄，最後騎回校門口，從椰林大道的第一株椰子樹貼起。

那陣子椰林大道經常被貼上各種各樣的標語，有時候傅鐘那圈欄杆上會展示一幅全開書面紙拼接的大海報，墨跡淋漓寫著「廢國大反獨裁」，有時候整排椰子樹都綁上了曳著長長尾巴的黃絲帶，上書「工人鬥陣」或者「反核救台灣」。秋冬多雨，那些字跡很快便模糊了，破了的海報耷拉下來，黃絲帶也無精打采黏在樹幹上。同學們騎著腳踏車匆匆來去，大都不會多看它們一眼。

那陣子是校園刊物的「爆炸期」，總圖側門和活動中心的木架橫七豎八堆滿了各色各樣的期刊報紙，往往溢到地上被大家踢來踩去。「社禁」解除，學校開放新社團登記之後，數以百計的學生社團都開始編纂自家的機關報，彷彿每個人都得編一編刊物，纔足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學校附近的印刷廠生意好得不得了，週邊的商家也被上門拉廣告的學生鬧得不堪其擾。然而那景象看似熱鬧，骨子裡不免虛乏。那些一陣興頭搞出來的刊物多半文筆平庸、版型俗惡，許多更在創刊號之後便無以為繼，編報的人似乎比讀報的人還多。那些乏人問津的報紙，最後大半都還是墊了便當吧。

這是頗值沮喪的事情，因為編刊物對彼時的我來說，正是全天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有時候甚至比談戀愛還重要。大二從學長手上接棒編報的時候，我曾經立志要做全校首席美編。但是當我看到亂成一團的刊物架，便明白已經沒有人在乎這種事情了。

然而別人愈是輕忽以待，「舍我其誰」的情緒就愈是高昂。那片被四條大馬路圍在中間的校園，就是我們的城、我們的國，暗藏著所有的命運與夢想。我們窩在文學院地下室角落的社辦，絞盡腦汁寫出一篇篇校園觀察和文化論述，還有自傳體的抒情詩文，努力描繪著大時代、革命、青春和夢想。我們天真地張望校園外邊那個翻騰激變的大社會，並且確鑿相信一份發行量四千張的學生刊物便足以改變別人和自己的生命。我們自恃年輕，並不怯於暴露自己。社辦桌上的留言簿總是密密麻麻寫滿了各自嘔心瀝血的思索與告白。我們多得是不吝揮霍的時間，用以傾吐和聆聽，用以想像渺不可知的未來。二十來歲的大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恐怕也就是這些了。

我們在那個潮溼多蚊蟲的地下室角落開會、寫稿、編報、彈吉他、戀愛和失戀。偶爾為了一些抽象籠統的主題陷入冗長的激辯，偶爾呆呆坐著什麼都不做，眈看樓梯間玻璃窗漏下來的那方陽光在牆面緩緩掃過。有時候看看學弟妹，覺得自己已經很老很老，很有幾分滄桑之歎；有時候想到未來，又覺得自己實在太年輕，還扛不動「大人世界」的重量。巴布．迪倫二十來歲的時候不是這樣唱過嗎：

    啊我彼時竟是那樣蒼老，
    如今的我卻更年輕了⋯⋯

離開學校之後，我們慢吞吞地長大。有人繼續在學院體制裡攻城掠地，有人開始領一份固定或臨時的薪水。我們努力在「大人世界」裡摸索自己的位子，漸漸也不太在意昔時念茲在茲的「戰鬥位置」、「論述霸權」、「共犯結構」什麼的了。年歲愈長，出手愈謹慎，生命中總有更要緊的牽絆，遂也不願侈談什麼野心了。

出社會沒幾年，陸續替一些刊物寫稿，加上廣播彷彿做出了一點點名氣，便有相熟的編輯學姐鼓勵我寫書。然而離開學校之後，不曾再有那樣熱切的創作慾望，對「寫作」這個動詞總是感到心虛。我和還在繼續寫的同輩友朋，言談間皆只敢以「寫手」自稱，而萬萬不敢僭稱「作家」，彷彿這麼一來，寫些不痛不癢的東西混飯喫的罪惡感就略略可以釋然了。出書的事，也就這麼不了了之。

ＳＹ退伍之後到嘉義去唸哲學研究所，我們便難得見面了。一次約了南下去找他玩兩天，ＳＹ帶我去喫著名的廟口鴨肉羹和民雄肉包，逛了逛他的學校，然後回到他在稻田中央賃居的小公寓。那晚我們照例沒怎麼睡，彼此聊了很多當下的困惑和未來的想望。原本是登山社健將的ＳＹ，那陣子變得蒼白多病，總覺得疲憊而虛弱。「應該是我一直沒有認真面對自己，老是在逃避問題，身體也感覺到這些狀況了。」他說。

後來ＳＹ輾轉查出病因，不得不休學入院做化療，等待骨髓移植。我們不方便去醫院探望，便在ＢＢＳ上互相留言。他儘管躺在病床上，還是可以用筆記電腦上網，聯繫外面的世界。

我提起有人找我出書的事，一想到自己的書要和那些「真正的作家」的書擺在一塊兒，便覺得事態嚴重。ＳＹ比誰都瞭解我的焦慮，他說：你已經寫了那麼多文章，其中真正用了心思的也不少，值得整理成一本書，那就別想太多了。至於你會被目為「寫手」還是「作家」，現在且先不要煩惱，書出之後或許就不是問題了。

既然如此，我鼓其餘勇，整理了一批自覺還算用心的文字，列出想改寫新寫的篇目，編了個目錄，傳給ＳＹ。他看了很是開心，直說等不及想看看成品，從我們一起編刊物的經驗，他知道我對美編會有很多龜毛的要求。

ＳＹ的狀況時好時壞，藥物的副作用經常帶來幻覺，使他看到不存在的人物和場景。他一面用驚人的意志力忍受著肉體的痛苦，一面在稍微清醒的時候用筆記電腦饒富興味地紀錄下那些栩栩如生的幻象。ＳＹ對自己的病況和風險瞭若指掌，然而他說：你的書我都還沒看到呢，這也算是我要活著的理由之一吧。

於是我彷彿覺得或許書出了，ＳＹ的病就會好了。我決定不再躊躇焦慮、瞻前顧後，不過就是出個書嘛。我重新聯繫編輯學姐，討論出書的細節，並且訂下了工作時間表。

然而ＳＹ終究沒有能夠等到我的書。那天從他的告別式歸來，我清楚地知道，從此以後，有些事情只能放在心裡，沒得說了。或許ＳＹ用這種方式，遞給了我一張進入「大人世界」的門票吧？

ＳＹ不在了，生命中總有更緊急的事情不斷插隊，出書的事也就這麼延擱下去。編輯學姐當初挺著懷孕的肚子和我在咖啡廳談出書計畫，如今連他們家老二都上幼稚園了，我的書還在繼續難產。出書，竟變成了一個令人尷尬的話題。

後來想起那天ＳＹ的自責，也覺得總不能老是逃避問題，遲早得去面對枯坐在那兒等候多時的年輕的自己。套句我們常講的話：「出清存貨，纔能告別青春期」——該是走上前去拍拍那個小夥子的肩膀，彼此好好聊聊的時候了。

二○○六年秋，為了替這本書拍些照片，我回舊家翻箱倒櫃找資料，打開十幾年沒翻過的文件夾，赫然發現一張當年自製的藍儂肖像傳單，我馬上知道可以為它做點什麼。我和幫忙攝影的Ｃ開車回到久違的校園，來到椰林大道，選定一株椰子樹，把那幀悼亡的肖像貼上，一如多年前ＳＹ和我的那個下午。Ｃ開始測光抓角度，我則望向對面的行政大樓——這次並沒有氣急敗壞的女人從那裡邊跑出來。

忽然有風，將傳單微微掀起。Ｃ按下快門，完成了一切。


（二○○六年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