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吉諒部落格

最近看到《聯合文學》徵求總編輯的徵人啟事，有點訝異。

《聯合文學》在台灣是少數存活的文學刊物之一了，雖然說時代變異的結果，使得這本曾經非常重要的文學刊物不復有往昔的風采和影響力，但《聯合文學》每年舉辦的巡迴文藝營，還是培育了不知多少基本的文學閱讀和創作人才，《聯合文學》至今依然是文壇新人嶄露頭角和少數能發表作品的刊物，而這樣的雜誌在總編輯這個最重要的掌舵職務上，竟然用最一般的徵求人才，實在讓人訝異。

從1998年我離開新聞界以來，對台灣新聞媒體的觀察和觀心從未停止過，因為媒體反應了社會的各個面向，雖然不見得非常準確，但媒體的內容取向，依舊反應一定程度的社會和時代特色。

老實說，有些報社的經營模式，從以前我就非常懷疑，比如，現行報紙的版面分配方式我就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文化藝術新聞那麼小，影劇娛樂始終那麼大，有人說，那是因為文化藝術曲高和寡，而影視新聞老少咸宜，是這樣嗎？有數據嗎？還是只是某些人長期以來的偏見而已？

有那麼多人需要垃圾的影視新聞嗎？誰和誰傳緋聞、誰和誰分手、誰換了髮型、誰上長了痘子，等等，這樣的新聞三十年前如此製作，現在也如此製作。可是，台灣的環境變化了很大不是？國片二十年來連上映的戲院都沒有，影星好像沒剩下幾個了，唱片的銷售從上百萬到剩下幾千，歌星也就是那些人，翻來覆去的報導這些人的瑣事，不煩嗎？

一個根本還沒出道的星光三班的女歌手為情自殺，新聞做得和國喪一樣，這種新聞媒體根本就是腦殘，報社這樣經營，能有讀者嗎？

受到網路的影響，現在三十五歲以下的人，還有多少人訂報紙？訂報紙的人，有幾個會看那些垃圾影視新聞？

報紙有根據讀者的需要製作新聞嗎？還是只是幾個編輯記者自己想一些點子，然後就決定了報紙的內容呢？

說文化藝術沒有市場，可是中時聯合三十年來不是都在花大筆錢引進國外的重要展覽？每次有重要的音樂家、樂團來台灣，不是都引起數萬甚至十數萬觀眾去欣賞？這樣的環境，怎麼談到文化藝術就曲高和寡？而文化新聞的版面愈縮愈小，究竟是誰說文化藝術沒有讀者的？

以前出版社不是老流行說現代詩是票房毒藥嗎？可我自己編過幾本詩集，也出了一些自己詩集，二千本賣完再版的多的是，比起現在只有幾百本銷售量的各種「暢銷書」似乎還強上許多。

我的意思是，如果報社的老闆和經營者再不改變做法，用來用去都是幾個高幹，不想辦法找一些有創意、有時代感、有讀者需求自覺的編輯人來重整，台灣的報紙被香港小報風格打得稀爛的情形就會再持續下去，報社換老闆也沒有用。

報紙在台灣曾經是一個左右民意、為民喉舌的強大媒體，老實說，報紙的經營者多少有些老闆習氣，對待員工都是皇帝君臨天下的心態，再有能力、才華的記者編輯，也不過是他家請的傭人而已。
這樣的心態是留不了人才的，但有些老闆甚至不在乎留不留得下人才，因為，他們會覺得天下有的是人才，你不幹，多少人等著幹呢。

老實說，我周遭好多有能力的朋友，就是因為這樣離開報社的。

我常常比較傳統產業和高科技產生的用人心態，高科技產業是人才第一，所以大家拚命的幹，因為報酬豐富，但傳統產業卻相反，老是覺得天才人才會自投羅網。

一個雜誌的總編輯是何等重要的位置，理論上，報社應該去訪求適當的人才，而不是徵個小編輯那樣，用刊登徵人啟事的方式處理。

也許，《聯合文學》也有私下找人，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2008.10.24中國時報報導《壹週刊》封面活春宮 超商下架」。

下架的原因是民眾抗議。

台灣社會對《壹媒體》，早該抗議了。

自從《壹週刊》和《蘋果日報》進入台灣以後，台灣媒體的出現極大的變化。

最明顯的結果，是內容的八卦、低俗、色情化，以及標題字眼的刺激化。

有人說，媒體是社會的縮影，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會有什麼樣的媒體，我完全不同意這樣的觀點。

媒體市場是一個供應先行的市場，閱聽人只能被動接受或拒絕。

有什麼樣的媒體人才有什麼樣的媒體。台灣的社會還不致淪落到「壹傳媒化」的沒有道德底線。否則，這
次的活春宮也不致引起下架。

原來的三大報，中時、聯合、自由，之所以無法與蘋果日報競爭的原因，不在不夠下流，而是報紙經營者的過度政黨色彩和老舊的經營觀念，但是，要把媒體的生意做好，不一定要出賣媒體的靈魂。

雖然《壹週刊》和蘋果日報是台灣目前最暢銷的雜誌和報紙，但是，即使蘋果日報銷售100萬份，還有2200萬的台灣人不看蘋果日報。

壹週刊總編輯裴偉說「社會新聞都是這樣作的」，這是胡說八道、蔑視台灣社會的道德尺度。

「社會新聞」並非都是這樣做的，這樣做社會新聞的，是沒有社會責任的傲慢媒體人。

更何況，根據壹周刊的性格，這種春宮新聞根本很可能是「做」出來的，只是為了刺激市場而採取的惡劣手法。

壹傳媒根本就是台灣的「毒奶媒體」，台灣最大多數的人有權利向這樣的媒體說不。

我並不贊成用類似以前的出版法控管媒體、限制新聞自由，但也不能放任媒體人操縱議題，玩弄社會大眾的耳目。

不用出版法，但總是有其他的妨害風化、散布謠言等等方法管制這些不負責任的媒體，這是新聞評議委員會、檢調單位應該做、必須做的事。

以前的《獨家報導》肆無忌憚的膻色腥，把發行人沈嶸關起來，這家雜誌不也就完蛋了嗎？

台灣的媒體過度自由，已經嚴重侵犯一般人的正常生活，對這種事情的放縱，是政府的嚴重失職。

眾多的政論節目也應該有方法管制了，這些所謂的名嘴們的爆料、看法，除了不斷激化情緒，他們對台灣社會的傷害，遠大於「主持正義」。這些政論節目的禍害，太可怕了。

台灣的整體社會已經為這些毒奶媒體付出太大的代價，不能再這樣下去。

一個社會文明的極致成就，通常表現在宗教上。

因為宗教的力量大過任何政治、法律、道德的規範，那些規範只能使人遵守一定的法則，但宗教卻可以使人完全託付其生命的理念。因此表現於宗教的物質，無不精美絕倫，這種情形，古今中外，少有例外。

倒是在台灣，常常看到例外。

目前最容易看到的例子是「靜思語」，因為貼得簡直可以說是滿街都是。

宗教界領袖的「法語」深入民間，是幾年前以農曆春節的吉祥話開始的，在政黨、政治人物千篇一律的「恭賀新禧」中，「日日是好日」之類的吉祥話的確令人一新耳目，加上是高僧名言，更有幾分祈福消災的心理作用，因此這樣的年節貼紙應該是廣受喜愛的。

也許是這樣的緣故，高僧們的法語忽然就多了起來，星雲、聖嚴、證嚴，幾乎都很容易看到，前二者的還算節制，最近證嚴的「靜思語」卻排山倒海一般，老實說，已經到了泛濫的地步。

「靜思語」的流傳、傳布，在此之前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大愛電視、慈濟的刊物、發行的小冊子，都是「教內流傳」，後來《講義雜誌》幾乎每期都有一頁的摘錄，已經是商業化的置入式行銷，現在更是透過海報的張貼，讓人幾乎無法不得不看到。

中國人總是喜歡背誦、傳誦一些道理的短句，作為修身養性、待人處事的座右銘，好像把這些短句時時放在眼前就可以達到潛移默化的功能。

不管有沒有這種潛移默化的功能，以前這些事情總是私人在自家書房或牆壁上「向內」張貼的事，要沈默是金，要以天下興亡為己任、要溫良恭儉讓，這都是你家的自個的事，不必到處貼得大家都知道，更不必像個思想的上級指導員那樣，時時刻刻在街頭牆角告訴你要如何做人處事、如何說話、如何思考。

孔子也不過說每日三省吾身，現在這樣無論白天黑夜都市鄉下山上海邊，抬頭四望皆靜思，不也太無孔不入了嗎？

「靜思語」除了張貼得太泛濫，還製作得非常不美觀，極其醜惡的字，配上莫名其妙的樹幹折枝和一隻醜醜的鳥，完全沒有美感可言，而且尺寸一點都不含蓄，大得讓人在十公尺之外就可以看得出來字的海報的內容是什麼。

以前中國人總是把最好的書畫條件奉獻給佛教，所以才創造出最好的紙磁青紙和金粟山藏經紙來抄經，深藍色的磁青紙是專門用來寫泥金的，故宮有幾本明朝的佛經磁青紙冊頁，可以說是典雅華麗到極點，金粟山藏經紙原本是用來印佛經的，但因為紙質極佳，所以乾隆皇帝特別喜愛，已經印了佛經的紙還拿來寫字寫詩，這都是因為應用於佛教的文物特別精美的緣故。

「靜思語」是大量印刷的東西，當然不可能用太珍貴的紙張，不過，以慈濟動員能力，如果發起徵求台灣書法家書寫「靜思語」，應該會有很多人願意來當義工的吧？

請書法家一件件的寫在好的手工紙上，慎重的蓋上印章，那就是一件可觀可賞的半藝術品了，這樣請回去，花點小錢裱好，掛在家裡，應該可以增加幾許書香氣質，也才靜得下心來欣賞、思索。

現在呢，惡質的海報張貼在各種花花綠綠的牆壁、玻璃、木板、鐵門上面，貼得非常「青菜」，歪斜不正，凹凸不平，連最簡單的整齊乾淨都沒有。有的「靜思語」甚至就貼在「跳樓大拍賣」、「全面六折嚇嚇叫」這些殺氣翻騰的標語旁邊，實在一點都不莊重、靜思。

這樣的視覺效果老實說是市容的一大污染，在台灣已經夠髒夠亂的市容裡，再增加一個更髒更亂的元素，我也不相信這麼多這麼難看的「靜思語」，有什麼引人深思的可能。

我常常問朋友一個問題：
有兩個書法家，一個住在台灣台北、一個住在中國北京，不看作品，光憑直覺，你會覺得哪一個比較厲害？
不用說，百分之百的答案，都是北京的書法家比較厲害。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答案，當然是因為，北京是文化古都，而台北不過是一個現代的城市，而書法是中國古典的藝術，當然是住在北京的書法家比較厲害，這是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然而在世界的觀點，中國確實比台灣更有文化代表性。
而這就是台灣所面臨的問題，不必競爭就已經輸了。
在政治、外交、國際組織，中國是正統，台灣連個獨立的政權都不被承認。
經濟上，中國的飛躍成長，世人有目共睹，台灣的民生低迷，國人是人盡皆知。
文化上，中國是正統，有數不盡的歷史，台灣連自己的四百年都向來不重視。
如此如此，台灣還有什麼可以和中國競爭的？
靠高科技業者嗎？郭台銘有錢可是和所有的台灣人都沒什麼關係啊。郭台銘捐一千億台幣做公益，和百姓的生活、工作也沒有關係。
當政治人物忙著用嘴巴治國，當媒體政論節目不斷煽動民心，當數以百萬計的老百姓每天耗費時間、精力、腦筋、情緒，去看、去聽、去談、去爭論和他自己的生活與工作其實沒有任何關係的藍綠立場時，那些高官厚祿的官員、立委會主動來關心、思考台灣的競爭力是如何流失，又該如何補救嗎？
台灣要如何才能厲害起來？我們自己的生活要如何有建設性起來？這才是「小老百姓」的我們要思考並實踐的「唯一大事」。

詩人、茶藝大師季野，於2008年6月2日病逝。季野兄與我情如師友，他過世理應撰文紀念，但一時之間思緒紛雜無以為文，因而先貼一篇2002年我在台北展畫請他寫的文章，以見其性情學識。

遷想妙得在畫中　文■季野

我與吉諒，因為都愛寫詩，且詩觀多少有幾分契合，所以參加了相同的詩社，除了是詩友之外，還是茶友、藝友，工作之餘時有往還，相處至為歡洽，民國八十一年，我因工作關係舉家南遷至台中，過從自然因空間距離而有所減，但因他從江兆申大師習畫，常常到南投埔里江大師處侍硯，我們仍有頻繁的接觸機會，但因為他必須在台北和埔里之間兼程趕路，見面時間都極為短促，很難有開懷暢談的機會。
其實，當吉諒告訴我要從江大師學畫時，我的反應非常淡然，甚至還有些疑惑，原因是，在長期觀察我國水墨畫的發展之後，我雖然十分喜愛傳統水墨畫，但對它的發展，卻不敢十分樂觀。因此僅管我非常教重江兆申的水墨成就與地位，但仍然懷疑，才氣橫溢如吉諒者，能在水墨界，有多少發展的空間？
因為，中國繪畫雖有四千多年的歷史，但卻幾經週折才建立了藝術的獨立地位。最早期的繪畫，可以說是政治禮教的附屬品，從周禮「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的記載，到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以迄曹子建「存乎鑒戒者圖畫也」，都在在說明了三國以前的繪畫，是政治家控制社會的手段之一，三國以後，伴隨著佛教的輸入，及老莊思想的盛行，繪畫立時披上了警寓勸世的色彩，於是宣揚教理、風俗教化意味的人物畫大行其道，蔚為主流，也成了宗教的說教工具。

直至山水畫的興起，我國的繪畫才有了真正的轉機，因為山水畫與文人筆下的山林田野不謀而合，因此文人參與並將文學帶入了繪畫，大大提高了繪畫的素質與內容，使中國繪畫，達到了一定的高點，並且也為後世的畫家帶來了許多理論與規範。
然而，從藝術的表現技術觀點，自明代末期開始，中國繪畫在方法上是分式化的加法，在意境上卻是減法的，這種矛盾，使中國繪畫陷入了類似標本的停狀態，幾百年來很少有人能逃脫這種陳陳相因。
但藝術的本質是創造，如果因古人已經太好，便只去模仿，而不思超越，是不是合理呢？這樣的想法，一直埋藏在我心裡，始終沒能和吉諒討論。加上其後數年，我自己生命中有了一些變化，也和吉諒失去了聯絡，再次相逢，吉諒已經要第四次辦展了。
在欣賞了吉諒的所有作品後，我發現自己其實太過多慮，因為既然是種子就會完全抽芽，而吉諒根本是「忍不住的春天」，所以，抱著非常愉快的心情，從下列各個觀點，來和大家分享我對吉諒詩、畫、作的想法，還請大家不吝指教。

題款生動　妥貼感人

中國文人畫在王維的推動下，於是有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高標要求，儘管它所要表彰的並不是以詩佐畫，或以畫佐詩，但仍然掀起了在畫上題詩作詞的風氣，至於畫面上的詞款究竟該怎麼題？從來就很多爭議，後人多有藉名人題詠以增身價者，固不足取，即使像沈周的夜坐圖那樣，詞書於畫，喧賓奪主，也有許多人不以為然，這次我看吉諒在題款上的處理，不禁對他的細心巧思感到十分佩服，就畫面美感的保持而言，他在詞款位置的選擇上，絕對是毫不馬虎，基本上，是但能得見，並不要求十分顯眼，因此，與畫作本身充份融合，不但毫無突兀之感，反而能提高整幅畫的氣韻，就題詞內容而言，更是自然多元，而又言簡意該、張力十足，其中有些是作畫心情的交代，有些是媒材技法的討論，有些是感情心意的抒發，有些是面對勝景的感嘆，文白夾雜，詞意懇切，從書法、鈐印及畫面而言，自然有傳統文化的典雅美感，而內容又充份表現了現代人的生活及思想，這是在中國傳統繪畫中較少見的。比較特殊的，是一些出人意表之安排，如此次展覽中「龍湫區瀑」一作，題款就順石隙一溜直下，卻又穩要停當，令人稱絕，油然憶起吉諒在《江山勝事》作品展中，另有〈小松立崖上〉這一作，落款亦大膽有趣，可稱殊途同歸，足堪玩味！

佈局巧妙　借古開今

繪畫若論及佈局，大體而言指的就是傳統繪畫，因為，有些人有感於傳統繪晝的停滯不前，一成不變，乃吸取了西方繪畫的一些觀念，再結合本國先賢的一些理論，同時創造了一些技法典範，透過教學與展覽，大肆推薦，基本上主張「抽象」，其中佼佼者如劉國松，已經甚有成就，且被國際肯定，就他們而言，佈局是後設而不是先驗的。
相對於抽象，當然就是「有形」，個人以為，在此二者之間仍有絕大的空間可以發展，但創造，畢竟是不容易的事，過份遵循古法規範，則刻板繁瑣、細碎紛紡，容易束手縛腳、難以發揮。但如果完全摒棄章法，天馬行空、任意發揮，則恐怕敗多成少，一作難求，在這一點上，吉諒從最初謹遵師門法度，到後來的揮洒自如，其間過程，短到叫人難以置信，究其原因，眾家解讀不同，但都言之成理──深厚的文學素養、書法基礎，以及勤奮的遍覽名畫，都可以支撐此一能力的發展，但依筆者管見，吉諒長期從事金石藝術創作，應與佈局能力有絕對密切的關係，因為金石藝術須勤練佈局章法，在方寸之間作出各種巧妙變化，所能依恃者，僅有線條而已。
現代抽象水墨畫，因技法有其偶然性，常常須要大中取小，甚或輔以拼貼等「後製方法」，方能成畫。攝影家雖從觀景窗中再三斟酌，仍常須要在暗房中加以格放、切割，才能得到完美作品。但金石藝術的訓練，就是下刀無回，刀下難悔，要將這一份精準且多變的能力，轉移到繪畫上來，並不容易，但細審吉諒新作，他都毫無痕跡的做到了，雖不是前人所說「疏可走馬，密不通風」那麼神奇，但就感受上而言，章法秩序十分井然，卻又新奇有趣，這份借古開今的才情，在此次展覽的作品中，有了充分的展露，值得大家好好欣賞。

設色典雅　淨潔有神

《考工記》中非常明確的指出：「設色之工，謂之畫。」古時候慣常把繪畫之事稱作「丹青」，可見色彩對於繪畫是何等的重要。但唐代以後，有了所謂「墨暈」來代表各種顏色、模擬自然入畫，顏色對中國繪畫就不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事了。古人說墨是畫的主體，比較平緩一點的看法，主張「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墨中有色，色中有墨，方得真詮，可稱名作。」主觀一點的，則主張「畫以墨為主，以色為輔，色之不可奪墨，猛賓之不可溷主也」，甚至說「凡圖中有梅花者皆不宜著色，梅品既高以水墨為形，尚恐不淨，更有何色可得參入手？」這樣的說法，極可能是畫家藉論畫而自我吹噓，不足為訓。我則以為，無論用墨或設色，不在擬真，不在賓主，而在是否含蓄潔淨，是否能表達出墨與色的諧關係和情趣，從這些討論，回到吉諒的畫作上，我們很清楚的可以察覺一道明顯的軌跡，從《江山勝事》多數早期作品中，大片出現之黃色系的溫馨色彩，到後來的青綠斑爛，墨采騰發，一路走來，神清氣爽，稱其為善畫者誰曰不當？

勇於創造　變化多端

藝術貴於創造，也本於創造，其理甚明，但知難行易。前文所說，我國繪畫千年以來停滯不前，其間縱使有人亟思改變，如清末郎士寧將西方繪畫的技巧，帶入我國，然而呈現出來的結果，仍然扞格不入，僅能聊備一格，及至徐悲鴻、劉海栗、林風眠等人，雖說都能開風氣之先，且享有盛名，但都未能將西方的理論與技巧與我國繪畫作有機的緊密結合，原因是，無論抄襲或模仿，都不是真正的創作。當然吉諒在初入師門時，難免有學步的階段，但他思辨敏銳及自覺靈動，在學習認真的前提下，但絕不拘泥。以一個必須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創作的畫家而言，他產量之豐富，實在令人驚訝，僅以最近一年，他的創作就多達二百多件，這還是成功的作品，據他說，畫到一半或完成後不滿意而銷毀的，倍數於此；有人以「勤奮」二字來解讀這個現象，但我認為那只是部份原因，主要原因則是他有太多的繪畫思維，需要透過畫作來表現，明白的說，他之所以畫得多，是因為他想要畫，他想要畫，是因為他總有那麼多不同的畫法可以表現。因此，我們看到他的作品不斷在變，從他的題款中，我們得知，他在不斷的摸索，企圖找到更好的媒材，如紙、筆、顏料，都在他渴切追求的範圍之內。從他的畫作中，我們明顯的看到他的技法及設色都在不停的改變，在《江山勝事》的階段，我們已經看到他有〈迷濛山色〉」這種極為絕粹、簡約，卻又是墨趣十足的作品，以及〈街景深綠〉這種先潑再破的精彩作品，到了《心誠則靈》時，除了所有的荷葉部份全是潑墨之外，其他如〈何處雲山〉、〈新晴煙雲〉、〈深潭綠鬱〉、〈鳥來漫遊〉、〈光明臺上〉、〈天地濤聲〉等作品（其實不勝枚舉）皆已突破舊有水墨枷鎖，另闢新境，使人想起元代《古今畫鑑》中評王洽的畫謂「王洽潑墨成山水，煙雲慘淡，脫去筆墨畦町……甚有意境……再不可見也」，今日吉諒的這些畫作，則已不只潑墨或破墨而已，天趣妙境兼而有之，叫人愛不瞬目。

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

前述郎士寧、徐悲鴻、劉海栗等人之繪畫，指其扞格不入，其實另有一重要由，即他們以西方寫真思維入中國畫，大大違反了國畫「寫意」的基本原則。看中國畫，沒有像不像的問題，只有意境高不高的問題，意境不高，就是俗，就是劣作。因此，感情經驗成為中國畫一個至為重要的欣賞關鍵，今人有不解者，仍常以寫生為能事，甚至拍照回來後便按圖索驥，殊不知，攝影機的鏡片是球面的，長鏡頭更有壓縮的作用，所謂寫生，其實未必真。中國畫雖也有「界畫」，以及宋徽宗這種「孔雀什高，必先舉左」的寫實畫家，但多數受到推崇的中國畫家，仍是那些擅於表現他們思想和情感深度的畫家，在這一點上，身為詩人的吉諒，領會起來自然較一般人敏銳而深刻，所以在吉諒的作品中，絕少寫　生的作品，他所畫的山，並非特定的山，而是想像中的山、回憶中的山，甚至只是一種山的渾厚完滿的感覺，正如前人所論「皆靈想之所獨闢，終非人間所有」，從吉諒畫作的題款中，我們看見他遊蹤甚遠，從台灣大陸、從江南到塞北，從日本到紐西蘭，可說遍及各名山大川，但既不寫真，何必跋涉千里？其實吉諒自己交代得十分清楚，如他在〈天地濤聲〉的題款中，便禪機十足的寫道：
畫山容易畫水難，畫水容易畫天難，畫天容易畫聲難，天地之間濤聲滿，客問此畫下筆處，答曰：請看有人在釣魚，庚辰夏作此，客問其法
　不但沒交代山水所在，更指出此畫的目的，是在描繪釣魚人在天地濤聲中的那種感覺。
　又如在〈何處雲山〉題款中謂：
若問此山何處是，畫意已足何必達，庚辰夏窗外大雨，風勢如煙，下筆亦有煙雨。
　　最典型的題款，出現在〈造化天然〉這幅畫作中：
造化之中必然無此筆墨，自然之中未必有此風景，唯此筆墨風景皆自造化中來
這正說明了山水畫意境的創成，並不在物的本象，而在畫家的心象，這種心象其實也是禪學和老莊哲學的終極之境，所謂「外師造化，得其環中」，吉諒年紀輕輕，能有此妙悟，實在不易。

遷想妙得　神來一筆

在藝術創作中，有一種偶然拾得的境界，最為難得，其實也不可能人人皆有，因為，首先，必須有天份，其次，必須真心誠意全然投入，在不斷磨練技巧和加深創作的思想深度後，它才會在某一時刻躍然而出，帶領你完成，達到連創作者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勝境。過去，我國旅日名圍棋大師吳清源先生，就有這樣的神奇經歷，他總是在重要的棋賽中，會突然放棄合理的對應，而下出所有人都感覺意外的一子，每當這種無意識的狀況發生後，他都能藉這一子獲勝，這種神奇，並非無由，更不是沒有道理，那是在長期投入及訓練後，一種超越思考的自然投射，我在《江山勝事》中，看到一幅極為簡單的作品，近似自描，卻蓄含了無限張力和逸趣，一看題款，居然就叫「忽然想畫」，其妙處，我想就不必再多說了，而這次「心誠則靈」展，既然如此命名，能夠看到許多幅這樣的妙品，也就沒有甚麼可感到意外的了。

廓然大度　氣勢雄偉

都說吉諒的畫「大氣」，我想意思就是指這些作品能給人廓然大度，氣勢雄偉的感覺，這種感覺的產生，書法篆刻的功底，自然是重要因素，因為中國水墨是以筆作為主體工具的，且素來就有「書畫同源」的說法，甚至把畫說成是寫，但，除了剛勁遒健的筆法之外，我想，上述各種條件的全面才是能夠「大氣」的真正原因，走筆至此，我心中忽然有一種莫名的悸動，不管大家是否同意，我很冀盼，吉諒雖是一個人文功底深厚的畫家，但請無論如何不要把他只定位在是一個「文人畫家」，因為，中國的文人畫家，優雅有餘，專業不足，玩票性質過重，可以靈巧，很難大氣，又弄出甚麼「畫有三病」、「繪宗十二忌」、「五俗」、「五雅」、「八法因知」、「六要六長」……等等，雖然有些可以參考，但終歸綁手綁腳。其實藝術就是一種自我的主觀表現，拜師學藝，為的是熟悉工具及媒材，學的是健全的繪畫觀念，由此可見，江兆中大師不但是一位好畫家，更是一位傑出的老師，否則便教不出這樣一位精彩的畫家，這也說明了石濤《畫語錄》第七章〈絪縕〉中所記：
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定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裡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
我曾經長久對中國繪畫關注，今日因得見吉諒新作，不禁見獵心喜，不知輕重的說了這些也不知該不該說的話，還祈各界方家海涵，不過說過以後，我的心裡倒是舒坦快意的。當然，本文所及僅只畫作，吉諒的書法、金石，也是與畫作等量齊觀的，但限於篇幅，不能多論。

一、大陸的文化復興

最近這幾年買的書大部分都是大陸書，主要是字帖、畫冊、書畫研究，相關書籍台灣一般的出版社都不出版，大陸的情形不同，好多家出版社的書畫書籍都質量並佳，令人愛不釋手。
而且大陸的書籍便宜，一本彩色精印的字帖不到台幣一百元，在台灣連印刷成本都不夠。

出版反映經濟能力與人文關懷

出版市場反映的，是一個社會的集體文化現象，也反映了經濟能力與人文關懷。相對於今日大陸出版市場的繁盛，台灣的文化環境可以說是江河日下，其中所映射的意義大矣哉。
以前我總認為，大陸雖然文化的底子深厚，但畢竟政治影響社會的進步甚大，台灣的傳統教育在各方面都有很完整的傳承，所以中國文化的重鎮不在大陸，而是在台灣，但2000年以後我的看法漸漸改變，除了大陸的經濟起飛和社會建設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大陸文化的復興也非常快速，出版品的質量提升，是一個最準確的根據。
出版這個行業，牽涉了作者(學者)的素養才華、編輯的專業、社會的經濟基礎、大眾的消費能力和普遍的人文品味，總之，有需求才有市場，有生產才有銷售，因而是一個社會非常清楚明確的經濟、人文雙重指標。

寫作創造財富

大陸的書籍出版，在2000年以後有明顯的進步，尤其是古籍的整理、研究，更是非常全面，不僅文史如此，傳統醫學、工藝莫不如此。
古籍的全面整理和出版其實只是一個結果，因為必須在社會困難的時代中，早就有人埋首研究這些東西，否則不會有這麼快速的出版反映。
當社會條件不好的時候，大多數的學者因為沒有什麼其他的出路，所以反而可以潛心研究、寫作。
這不是說大陸的學者作家比較耐得住寂寞，而是因為，和一般的老百姓比起來，學者作家肚子裡的學問、腦子裡的創意，透過手中的那支筆，可以變成實實在在的財富。
在社會普遍貧窮、沒有多少賺錢機會的情形下，一篇文章寫下來，發表的稿費，有時便抵得上十天半月的工資。
反觀台灣，三十年前中國時報、聯合報和軍中的文藝獎獎金大概是數萬元，是一個作家一兩年的生活費用，現在的獎金雖然提高到一二十萬了，但和物價指數相比，獎金其實是縮水太多，一般發表的稿費更不用說，還是一個字一元兩元的，辛苦半天寫的東西，還不夠請朋友小吃一頓。大陸作家出版成書的版稅收入更大，台灣的暢銷書現在是以千計，大陸則以百萬計，其中獲利差別，不必細表。
更何況，和一般以為的政治壓迫創作的印象相反，大陸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全面保障文藝創作的國家。大陸有各種文藝團體，尤其是半官方的「文聯」、「作家協會」、「美協」之類，只要取得這些團體的資格，政府就按照層級支付薪水，有的單位還能分配住房，不用上班、也沒有業績壓力，所有的創作還完全屬於個人，這麼完善的照顧，完全超乎任何一個先進國家。這麼完善的照顧，學者作家潛心做研究、寫作，一點都不必擔心生活，自然可以全力以赴。

兩個例子

最近最近看到大陸兩位學者的書，很可說明情形，其一是祈小春先生的《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這是一本734頁的大書，涉及王羲之的資料，能看到的幾乎都看到了，這些文獻，真的、偽的，能用的、不能用的……一些看似雞毛蒜皮的雞零狗碎，他統統納入視野，全部追究到底。
734頁，大概就是30萬到40萬字，字數多寡還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時間，他整整花了十年的時間在研究王羲之，這份專注的能耐，台灣的學者不知有沒有可以相提並論的？
祈小春的書是台灣石頭出版社出版的，台灣的出版社出版這樣的書，是特例中的特例，石頭的書向來以中國書畫的專業書籍為主，我不知總體收支如何，但從一般書店根本問不到這本書的情形看，應該經營得很辛苦。
其二是陳振濂寫的「品味經典」套書，分書法四冊、篆刻二冊、繪畫四冊。
四冊書法薄薄的，只閒時翻閱，不數日便看完第一冊「殷商─魏晉」，以一件書法一篇文章至少一張照片的形式，按書法完成年代順序寫下來，文章內容紮實，有考據、有心得、有感想、有感嘆，有推論、有懷疑，至少是我讀過的書法專著中，最豐富的。
書籍的印刷、照片品質和編排也極有水準。
讀完後才看了作者的序，才知道這套書是他一部一百六十萬字的舊作改編。一百六十萬字的書畫篆刻「劄記」，這樣的功夫我可以肯定台灣是沒人做得到了。而願意把一百六十萬的大書用套書的方式出版，我也可以肯定台灣的出版社無法做到。
祈小春、陳振濂的例子還很多，簡直數不清。例如，1992年開始出版的盧輔聖主編的《中國書畫全書》14巨冊，2400萬字，用了八年時間才逐漸出齊，試問台灣有什麼出版品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其他還有太多太多例子，根本無法細說。
而不免要問的問題是，大陸能，為什麼台灣不能？

二、台灣文化沈淪

不可否認，市場規模是主因，據說大陸的寫詩人數超過一千萬人，十個人買一本詩集，就是百萬本銷路。當然，這是假設性問題，不能作準。
台灣市場小，出版不易經營，但台灣媒體市場的自我淺薄化和自我設限，才是致命主因。

台灣媒體市場的自我淺薄化

媒體包括電視、報紙、廣播和出版，這些行業的產品，建構了社會的人文關懷與傾向，媒體的品質，幾乎決定了社會的品質。
長久以來，台灣的媒體有極明顯、嚴重的「媚眾現象」，電視節目尤其如此，看到那些「每個明星都會見到鬼」的節目，一些二流影星聊八卦、談是非、賭博猜謎也可以成為節目，不免無奈的想，誰會需要這些節目，誰說這些節目是受歡迎的？然而這些節目之所以充斥，其實只有一個原因：製作的成本最低廉。

電視圈是一個封閉式環境，沒有一定關係或特殊機遇，進不了這個圈子，於是機會被壟斷，人才和創意被排斥在電視之外。
被壟斷的產業固然可以任性的製造產品，但社會整體付出的代價是非常驚人的。
這種情形我不知道可以持續多久，但想想台灣電影忽然全面崩盤的狀況，電視圈應該要有點警覺和「準備」。
報紙的娛樂新聞也是很誇張，任何一個三流的新星都可以沒事就做個一大版報導，如果是大明星也就算了，問題是，佔據版面的多是小角色，這些以前是剪頭髮、上廁所才看的東西，後來竟然變成非新聞版面的主流，誰有時間去看這麼大量的無聊資訊呢？

文學副刊的輕薄短小

這種媒體的自我淺薄化，長期下來，造成了社會集體意識的眼光短淺和急功近利。
文學副刊強調輕薄短小，說超過三千字的小說沒人看，文章越短越好，到最後變成只要一句話。
這可不是近年才發生的事，二十多年前我在副刊工作，就已經流行這樣的論調，結果呢，二十年後，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出版界的共同困境，竟然就是沒有好看的文學作品，沒有作者和作品，如何生產出好的書籍？
副刊的讀者是會老的，年紀漸大的讀者不會一直停留在風花雪月之中，他們會希望看到一些有重量的東西，因而我始終無法瞭解為什麼輕薄短小是副刊之必要。
再者，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網路才是正統，報紙不過是偶爾翻閱的東西，文學副刊強調輕薄短小起碼有二十年了，其結果，是使副刊本身漸漸失去了讀者。
我從來不相信這種「輕薄短小是副刊之必要」的奇怪論調，小說超過三千字就沒人看？《魔戒》、《哈利波特》、《達文西密碼》是台灣賣過最好的小說，多少字？金庸多少字？
同樣的奇怪現象之一，是出版界有一種不成文的預測，相信什麼書一定能賣什麼書一定不能賣。例如，現代詩集不能賣、理財的瘦身的就有銷路。

出版界的自我設限

我也算是出版界的老兵了，我想我有資格說，讀者買書的選擇雖然可以用一點方法影響，但恐怕是不容易預測的。
出版社主動預測的結果，是讀者只能選擇被過濾了的出版品，而當所有的出版物都越來越重視包裝而不重視內容的時候，各種編輯和行銷的「花招」就會出現，於是形成出版的嚴重空洞化。
事實上，從作者→編輯→排版→校對→印刷→出書→經銷商(大盤、中盤)→書店→店長→陳列→讀者，在這個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的過程當中，可能只有作者和編輯是唯一瞭解書的內容的，發行商和書店決定採購、陳列的時候，根本沒有時間、意願瞭解書的內容。
長久以來，台灣一年出版的三萬多本新書中，有三萬本是這樣被「過濾」掉的。
事實上，除了少數的例子，我可以說肯定的說，沒幾個人有資格、有能力預測什麼書可以賣什麼書不能賣。
然而，事實又是這樣發生的──一本書的能不能出版、能不能被重視，都是被經銷、書店的採購這些不太看書的人決定的。可是也不能怪這些人不太看書，因為他們根本沒時間看，也不可能看所有出版的新書。

媒體要有社會責任

媒體有一定的社會責任，媒體人也必須有這樣的認知，所謂「一代文風」往往就是媒體人製造出來的，因為讀者也是被動的，讀者每天看的，都是編輯篩選過的東西，而眾人所見所聞如此，當然形成社會的共識，台灣的人文和三十年前相比，恐怕沒有什麼進步，而且更退化了，媒體的淺薄化、浮華化要負相當責任。
台灣企業界喜歡談兩岸的競爭力，面對大陸的強勢進步，多少會強調台灣人才的「創意」，政府也把文藝出版歸納為「文化創意產業」，名字很好聽，但只會玩文字遊戲，實在沒什麼創意可言，比二流的建商促銷花招還不如。
如果台灣真的還有那麼大的競爭力，企業幹嘛紛紛出走？

政府不能再無能

事實上，台灣文化產業的衰弱，政府的確應該負很大的責任，可是，又不太能怪文化單位的人員。
因為主管官員不關心，加上政府許多工作現在流行外包，所以，負責文藝工作的公務員就只要負責看看程序有沒有錯誤，其他如重要的成品品質如何，就完全不管──不想管也不願意管。
以教育部的網站為例，從「三隻小豬」到「出埃及記」的時間誤差三千年，在回答記者訪問時，教育部的官員居然這樣回答：「這是專業的工作，我們的工作都是外包的，難道我們還要另外找人來校對嗎？」

可議的公務人員心態

教育部的網站因為使用的人多，也因為記者對修理杜部長特別有興趣，所以常常被發現錯誤而報導出來，照理應該要有一點警覺，或要想辦法讓自己的網站品質更好，沒想到，那位官員的回答竟然如此「經典」公務人員心態。
我每次看到這種情形，都覺得台灣公務人員的終生聘用實在沒道理，如果在民間企業，大概早就開除了，可是公務人員只要不貪汙，似乎什麼大的錯都可以被接受，最重要的，是他們自己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從政府、業界到個人，台灣整體社會都有一種「虎頭蛇尾」式的文化本質，從公務人員考試錄用，到政策推動，都像以前的大學聯考一樣，考進去很困難，但考上以後就沒人管。
文化事務的推動也是如此，無論是文建會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申請，都非常的複雜麻煩，要填寫各種複雜的表格、準備各種詳細的資料，但對執行的結果，卻沒有追蹤考核。
問這些單位有沒有遠景，有沒有願景？他們也許可以提出一些計畫和想法，但沒人能保證一定執行，因為單位主管一換，要做事情就不一樣了。

台灣的集體共識與共業

「虎頭蛇尾」式的文化本質，加上國民黨時代刻意漠視本土文化，使台灣成為一個文化上沒有傳統意識的族群，沒有傳統意識，就沒有辦法在新浪潮來臨的時候知所取捨，好處是，整體社會可以很快接受新的觀念和價值，缺點是，在不斷汰舊換新的過程中，逐漸成為沒有本我文化特色的族群，於是在文化上沒有自信，也沒有什麼欣賞文化的能力。
台灣教育普及、文盲甚少，這是中國歷史最難得的情況，但談到台灣的歷史、文化、地方人文特色，卻很少有人瞭解，因為不瞭解，所以就無從珍惜起，長久下來，台灣變成一個沒人真正珍惜的地方。
這就不是只有政府的責任了，很多時候講到台灣歷史的匱乏，許多朋友都感嘆自己以前什麼都不知道，可是感嘆完了呢，就沒有什麼下文，也很少有人覺得自己有必要主動去認知台灣的歷史，因為不知道從何下手，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到資料。這種對本土歷史人文的冷感，讀書的時候教育體系要負最大的責任，但從學校畢業以後呢，應該是政府相關單位和個人自己的責任。

台灣對人文的漠視

一九九○年代我初訪大陸，他們的平均工資不到台幣一千元，然而幾乎每個地方都做了自己的「地方誌」，每個地方的歷史、地理、人文特色等等，都詳細記錄，這些資料都出版成書，隨便的書店都可以買得到，印刷品質極為粗劣，紙張鬆軟，好像多翻兩下就會破掉一樣，在福建泉州，更看到他們出版的「鄉土歌謠俚語採集」，裡面詳細記載了在什麼地方、什麼地點、訪問了什麼人留下的資料。沒有這些東西，哪會有地方文化的傳承？
台灣呢？誰會做了這些事？出版了這些東西？網路上查一下，很容易知道結果。
台灣從一九四九以來，就有文化建設、文化復興這樣的口號，六十年了，在文化上，台灣建設了什麼？又復興了什麼？

什麼可以代表台灣的文化

最近問了許多朋友，「什麼可以代表台灣的文化、什麼是台灣的精神」，無論美術、音樂、文學、舞蹈、戲劇，竟然沒人可以「立即」舉出例子來。
談文化好像與經濟無關、與國計民生無關，其實真的不然。
台灣曾經席捲華人市場、到現在零落冷清的的電影產業，興衰之間，也不過是二十年而已，我們應該警惕的是，台灣電影風光的時候，台灣並不富裕，現在台灣有錢人這麼多，竟然反而拍不出好電影，這是文化無根的結果。想想台灣已經崩盤的電影，已經快要解體的唱片、出版、電視連續劇，急速萎縮的報紙，還有其他一直很困難的舞蹈、戲劇、音樂等等等等，這些產業的困境，除了造成產業市值的萎縮、人才的閒置、工作機會的減少，對多數並不從事這些創意產業的大眾，則是精神生活的集體貧乏，影響之大，難以想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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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有太多偏激的、不負責任的、以及沒有任何意義的留言，這些瑣碎的文字和意見，對寫和看的人都是浪費時間。

如果說日本有能劇、書道、茶道、花道、藝妓等等這些東西可以代表日本的傳統文化，那麼，什麼可以代表台灣的文化呢？我問了很多從事各種藝術創作的朋友，每個人都無法回答。

和三十多年來累積的財富相比，台灣的文化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累積，問什麼可以代表台灣的文化、什麼是台灣的精神，無論美術、音樂、文學、舞蹈、戲劇，竟然沒人可以「立即」舉出例子來。

這實在是一個可以意料，但非常令人驚愕的現象。

怎麼會這樣呢？

台灣的社會是一個很懂得如何適應新時代新環境的社會，這可能和四百年來，台灣歷經各種政治勢力更換，所帶來的「生存法則」有關。新的政權來了就完全推翻過去一切，想盡辦法完全抹殺過去的歷史，這固然造就了台灣社會特別善於適應時代變遷的能力，但代價卻是台灣文化的空洞與空白。

首先當然是我們的教育有問題，學生熟讀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背得出來中國每一個省份的面積、人口和特色，到現在還在考隋煬帝開鑿的運河的名稱，但卻不知道雲林和嘉義的相關位置，不知道基隆河和淡水河關係，不知道自己生長的地方有什麼樣的農產品，生活過什麼樣的學者、詩人、作家和畫家。

當然政府的文化部門也要負責，台灣的政府一向是文化白痴，在文化建設上的努力績效微弱，有的縣市辦幾個不重要的文學獎、展覽、文化活動，把文化當「活動」來辦，對文化建設一點都沒有幫助，完全無濟於事。

有些單位研究台灣的歷史、出版傑出人物的傳記，但做了沒有推廣，不知道的人還是不知道，人文的研究只是為了消耗預算，沒有媒體報導、學界也不重視，學者努力的成果被埋沒在普遍性的冷漠之中，於是連台灣的人文也被消耗殆盡了。

沒有文化根柢的社會容易迷失，因為缺少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在新舊之間就不會懂得如何取捨。沒有集體的文化特色可以成為台灣的代表，我覺得，台灣就很難有自己的信心。

台灣的本土文化在國民黨時代受到太多壓抑，可是在民進黨執政以後，情況也沒有改善，政府對文化的態度甚至更冷漠。於是，在台灣長大、生活的人們，不管外省本省，依舊對台灣的過去茫然無知，這種無知，讓人們對台灣更不知珍惜，讓愛台灣成為一個空洞的口號。

台灣的社會轉變太快，幾乎來不及沈澱出一種具有特色的，但又為大眾所熟悉、喜愛的文化模式，於是表現出來的需求，便是要「快又有效」，不僅成藥如此標榜，從最基本的學習到最深奧的宗教信仰，一切都要「快又有效」，但長期的「快又有效」下來，台灣的社會累積了什麼值得我們驕傲的文化？

韓國近年想盡辦法要把移殖自中國的傳統，包括黃帝、針灸、端午等等，變成他們的發明，作法雖然可笑，但其重視文化的程度卻讓人動容，沒有這份追求傳統的心情，不會有古裝韓劇的驚人成績，至少，當他們已經拍出《明成皇后》、《許浚》、《朱蒙》這樣的連續劇時，台灣的連續劇還停留在「霹靂」式的低級趣味中。

什麼是台灣的文化，我覺得這是所有台灣人在未來十年、二十年最應該思考、努力的問題，比經濟更重要。

每年總有幾個世界知名的交響樂團來台演出，由於樂團龐大，所費不貲，門票收入根本無法應付支出，因此需要有贊助單位，一些知名的科技公司和外商就常常贊助類似的活動。

古典音樂在台灣不算大眾化，會去聽音樂會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雖然說世界級的樂團來台灣表演總會引起媒體的報導，但頂多就是一陣旋風，似乎也沒有產生深入而廣泛的影響。

世界級的樂團來台灣表演有其意義，畢竟那是最極致的文化結晶，能親自目睹，當然意義非凡。

不過，現在的傳播媒介發達，喜歡古典音樂的人，擁有的CD、DVD往往以千計算，諸多經典更是必備，老樂迷對經典樂曲的經典錄音通常不陌生，也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偶爾聽音樂會，碰到認識的老樂迷並不多。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台灣的這些表演的票價太貴，我有朋友每年都出國看重要演出，聽起來好像很奢侈，其實比在台灣更便宜。

贊助表演的費用少輒數百上千萬，一兩場演奏下來，可以享受的，不過數千人，如果有免費現場轉播，也不過數萬人，當然，看現場轉播也是享受，但真要聽音樂，當然遠不如自己在家裡放音響。

保守估計，企業贊助這類表演，一年至少好幾億，換算成閱聽的人數，實在是昂貴的成本。

企業贊助知名藝術團體，有助形象，還可節稅，再結合企業本身的活動，基本上也可以算是精打細算的投資，但若以整體社會所獲得的成效來說，又實在是太過微小。

以台灣的音樂會、舞台表演，會去看的人是一定是比較有條件去欣賞的人，再花龐大的經費去贊助，實在只是錦上添花，如果說數萬元一個名牌包包都可以隨便買，想必他們不會在乎多花點錢去聽「高級的音樂會」，所以贊助與不贊助，其實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有時真覺得，贊助這種金字塔頂端似的表演團體要適可而止，如果可以把經費挪移到普及大眾的活動和教育上，對台灣社會的整體美學培育，應該才有幫助，如此的企業贊助應該才更有意義。

　　起先是注意到電視新聞中，有一些新聞特別打上「新農業運動」，報導的是一些農業轉型別的作物、品種改良、甚至基因應用等等，後來又看到蘇嘉荃的專訪，才想到，這可能是農委會的媒體運作。

　　可能有兩個月了，似乎配合的電視媒體越來越多，至少，已經不只偏綠的民視播出新農業的新聞，還有其他電視新聞台跟進，在一大堆和老百姓沒什麼關係的總統參選、藝人死亡、228真相等等等等種種新聞中，這種農業新聞讓人覺得台灣還是有人用心在尋找出路。

　　政策的制定、推廣、成果展示，都是需要行銷的。我不知道新農業新聞是如何運作的，不過其他的政府部門倒是應該打聽打聽。

　　終於看到政府的部門做了一件比我的期待更好的事。
　　
　　布袋戲藝師黃海岱病逝，文建會主委邱坤良親自擔任總策畫，於４月７日起，在華山園區舉辦「百年榮耀－黃海岱追思紀念展」系列活動。邱坤良從劇場概念出發，結合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影音、文學等多面向，以跨領域的方式呈現。黃海岱是第一位公部門發動追思會表達推崇的藝術大師。
　　
　　政府應該多做一點這些事，而且不是在藝術家過世了才推崇，民眾才會漸漸的、慢慢的對文化藝術尊敬起來，否則，提升文化云云，必然只是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