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吉諒部落格

〈任職文建會的老朋友打電話來〉一文發表後，有一些不認識、沒留下姓名、對我的文章有意見的人留言，按照本人〈請先讀我〉的原則，凡是這類留言，一概刪除，不浪費閱讀本部落格的朋友的時間。

不過，有一則留言提到我說「三十年來我見過最混的文建會」，認為對那些敬業的文建會職員不公平，雖然這種閱讀方式基本上找碴，所以再寫這篇短文。

「三十年來我見過最混的文建會」，指的當然是這個機構，而不是這個機構中的工作人員。

當然，在一個官僚體系中(不一定是公家單位)，除了老闆，所有的小員工對很多事情都是無能為力的，不
過，造成這種狀況的，卻通常是「上下心態、步調一致」的結果。

官僚體系之所以成為官僚體系，就在於官僚體系本身的制度和不成文規定所產生的僵化、官僚的做事風格，這樣的作風，不一定是一種規定或法令，經常形成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教育部的網站經常有一些資料弄錯了，那基本上只是一個很平常的輸入、校對疏忽造成的錯誤，本來是，有人發現了，通知教育部，教育部通知委外製作的單位更正就沒事了，但有一次，有關埃及的歷史錯了，而且因為錯得太明顯、很離譜，所以被記者發現了，那時正值媒體記者特別喜歡修理杜正勝，所以把這種狗屁倒灶的事全部都算到杜正勝的政績和教育部的頭上。

按理，大老闆這麼惹媒體討厭，底下辦事的人應該警醒一點，至少對媒體的應付要小心一些。但我認得的情形是這樣的──

記者找到負責把這個網站發包出去的官員，這個官員的回答是，「這是委託師大做的網站，他們要負責，難道我們還要找人去監督他們的對錯嗎？」

這個例子非常典型，因為台灣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幾乎就是BOT而已，他們關心的只是BOT的程序有沒有合法，至於BOT的品質如何，他們不關心也不在乎。

再舉一個我碰到的例子──

有一年，一個大陸人在法國成立的基金會，邀請我去法國南部的一個小城市市政府、以及巴黎一家專門經營中國水墨的畫廊展覽，因為巴黎那個畫廊很小，所以在法國的朋友就建議，能不能同時在文建會的巴黎文化中心辦展覽，這個建議當然是求之不得，所以就開始連絡，當然，那是一連串挫折的開始。

在法國幫我聯絡的是一位小說家，以前中國時報的藝文記者，當時文建會巴黎中心的主任也是以前時報的同事，大家都互相認識，這樣，應該很容易處理。

可是不，首先，他們說，他們不主動也不被動辦展覽，他們只辦台灣文建會交辦的展覽。這和施明德對付女人「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的態度幾乎一樣的。

好，那就回頭問台灣文建會，台灣的文建會說，他們只「委託規畫」一些特殊的展覽，不主動辦單一個人的展覽。

委託規畫就是BOT，要根據文建會的政策需要，提出企劃案，經過審查，通過以後才能進行。我的這種情況，不是文建會的政策、沒有BOT的主辦單位，沒有辦法處理。

文建會的朋友很熱心建議，可以試試僑委會，僑委會在巴黎也有一個場地不錯。文建會的朋友還說，如果僑委會可以的話，他們可以補助一點經費，一個政府單位主動說要補助，簡直讓人感動到不知如何是好。

於是我告訴巴黎的小說家朋友，巴黎的朋友說，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但從未去過，會先去了解，於是跑去看了場地，還不錯。但是，他們只接受「租用」，從來沒有、也不願意為來自台灣家鄉的畫家辦展覽。如果是我的情形(已經有法國的官方邀請)，他們也很熱心的建議，可以找台灣僑委會主辦。

好，那就找台灣的僑委會，僑委會說啦，這樣哦，那要先寫公文申請，他們再轉給巴黎的場地去審核。到這裡，事情已經進去「這個不是我管，你去找另一個單位，我們會配合」的循環空轉階段。

在台灣幫我聯絡事情的朋友不死心，想說那從外交部開始會不會比較快？結果，只是多加了一個空轉的引擎。

結果呢，結果是，大陸人辦的基金會已經和法國南部的市政府簽約了，我還找不到台灣的單位可以處理事情。那時，還沒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想要在法國開畫展都還很困難呢，可是法國人邀請我去展覽，我卻找不到台灣的單位可以配合。

台灣的政府機關就是這樣辦事的，我沒怪誰過，只是那麼多年過去，我依然看到一個空轉的政府在那裡制定計畫、喊口號，以及消耗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