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吉諒部落格

如意是很平常的祝福話，其實很不容易。
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
常人是如意了才會覺得自在。
然而如意何其難也。
所以要學會自在。自在就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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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的內容幾乎已經內化為中華文化的一部份，玄奘的翻譯，其功厥偉。

時時閱讀一遍，時時觀想其義，對人生和書法都極有啟示。

侯吉諒臨蘇東坡致陳季常尺牘〈一夜帖〉

現代科技的進步，有時候對文明會帶來很嚴重的傷害。

科技對書寫的影響，不只是改變了寫字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改變了生活中的書寫；而且，其中很多改變是幾乎完全察覺不到的。

鉛筆、鋼筆、原子筆的輸入，首先改變了寫字工具，硬筆的方便性，使毛筆退居次要，沒有了毛筆的必要性，書法於是很難再成為唯一的書寫技術。

但書寫工具的改變，尚不足終結書法的日常情懷。宣告毛筆時代結束的科技，反而是和書寫無關的電話。

沒有電話之前，遠方的人們必須寫信聯絡，於是書寫成為「遠端聯絡」的重要方法，不管是在時間的遠端或距離的遠端，書寫都是需要的。許多因為距離遙遠而產生的書寫，後來成為時間遠端的書寫，最後並累積成為所謂的文化。

電話的發明，使保留了大量重要文明的方法──寫信，忽然集體消失。如果沒有書信，至少中國書法史上極為重要的組成不可能出現。王羲之、蘇東坡、趙孟頫，還有歷代數不盡的文人墨客，他們那些優美的詞藻、儒雅蕭灑的「書法」，其實只是他們寫的信而已。

文人寫信，通常又不只是寫信而已，宋人書法留傳至今較多，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信件，「北宋四家」蘇東坡、黃山谷、米芾、蔡襄的書法中最精采的，不是那些刻成石碑的「作品」，而是寫給朋友的信件。例如蘇東坡的這封信：

「一夜尋黃居寀龍不獲。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搨。更須一兩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細說與。纔取得。即納去也。卻寄團茶一餅與之。旌其好事也。
軾白。
季常。廿三日。」

這是蘇東坡寫給季常的信。季常是誰呢?他就成語「河東獅吼」的主角，季常（1101－1036）姓陳，名慥，字季常，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名方山子，好賓客，喜蓄聲妓，妻子柳氏悍妒，碰到陳慥宴客、有聲妓，柳氏輒以杖擊壁大呼，客皆散去，蘇軾嘗戲以詩曰：「龍丘先生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這封信是蘇東坡告訴陳季常，找了一個晚上的黃居寀畫的龍沒找到，才忽然想起是曹光州借去摹搨了，可見蘇東坡很糊塗，東西借人了竟然不記得。

黃居寀是五代至宋初畫家。他擅畫花竹禽鳥，精於鉤勒，形象逼真。 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還看得到他的〈山鷓棘雀圖軸〉。

信件最後說「卻寄團茶一餅與之」，則是反應宋時文人嗜茶的風氣，光是蘇東坡這一句，就可以引出許多研究中國茶史的人諸多考據。

比起一般以書寫技術為標的的「作品」，因書信多了與朋友之間的互動，透露了許多真實生活的面貌，因而有探索不盡的消息

然而電話的發明使產生這些信件的原因消失了。印象派畫家梵谷留下數百封寫給他弟弟的信，成為研究梵谷最珍貴的一手資料，如果當時就有了電話，這樣珍貴的內容，大概也是說完就消失了。
電話是人類文明的大發展，改變了許多生活的形態，帶來無比的方便性，但卻也同時消滅了許多重要文明產生的原因。

也不過就是二十年前，人們還在用書信談戀愛，所以可以在數十年後重新回憶曾經有過的青春歲月與情感，現在的人呢？習慣了電話、手機、msn、電子郵件的立即互動，所有的感情互動都是即時的，即時發生也即時消失，什麼都沒留下來，以後他們要用什麼來回憶？

現代人的關係不是太濃就是太薄。

在商場上，見過兩次面就說是老朋友；在家庭中，和父母子女的相處時間遠遠比不上同事。

我有一些朋友，長年不聯絡，卻總是記在心中。偶然有機會見面了，彷彿彼此都沒變，不必客氣保持禮貌、不必熟絡假裝熱情，一切都很自然。

季野兄設計的勻杯，一般所謂的茶海。尚未命名，估且稱為「季氏勻杯」。

前後凡七稿，歷經二十年才定案。一個完美器具的產生，不是偶然、即興可以完成的。


這是季野兄以其詩、茶、傳統書畫、現代科學種種知識濃縮而成的結晶。



由知名陶瓷專家蔡曉芳親自監造。


有霧白、淡青兩種顏色，都是傳統瓷器的經典色澤。白色叫什麼忘掉了，淡青的則應該是北宋的「雨過天青」。

一、大陸的文化復興

最近這幾年買的書大部分都是大陸書，主要是字帖、畫冊、書畫研究，相關書籍台灣一般的出版社都不出版，大陸的情形不同，好多家出版社的書畫書籍都質量並佳，令人愛不釋手。
而且大陸的書籍便宜，一本彩色精印的字帖不到台幣一百元，在台灣連印刷成本都不夠。

出版反映經濟能力與人文關懷

出版市場反映的，是一個社會的集體文化現象，也反映了經濟能力與人文關懷。相對於今日大陸出版市場的繁盛，台灣的文化環境可以說是江河日下，其中所映射的意義大矣哉。
以前我總認為，大陸雖然文化的底子深厚，但畢竟政治影響社會的進步甚大，台灣的傳統教育在各方面都有很完整的傳承，所以中國文化的重鎮不在大陸，而是在台灣，但2000年以後我的看法漸漸改變，除了大陸的經濟起飛和社會建設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大陸文化的復興也非常快速，出版品的質量提升，是一個最準確的根據。
出版這個行業，牽涉了作者(學者)的素養才華、編輯的專業、社會的經濟基礎、大眾的消費能力和普遍的人文品味，總之，有需求才有市場，有生產才有銷售，因而是一個社會非常清楚明確的經濟、人文雙重指標。

寫作創造財富

大陸的書籍出版，在2000年以後有明顯的進步，尤其是古籍的整理、研究，更是非常全面，不僅文史如此，傳統醫學、工藝莫不如此。
古籍的全面整理和出版其實只是一個結果，因為必須在社會困難的時代中，早就有人埋首研究這些東西，否則不會有這麼快速的出版反映。
當社會條件不好的時候，大多數的學者因為沒有什麼其他的出路，所以反而可以潛心研究、寫作。
這不是說大陸的學者作家比較耐得住寂寞，而是因為，和一般的老百姓比起來，學者作家肚子裡的學問、腦子裡的創意，透過手中的那支筆，可以變成實實在在的財富。
在社會普遍貧窮、沒有多少賺錢機會的情形下，一篇文章寫下來，發表的稿費，有時便抵得上十天半月的工資。
反觀台灣，三十年前中國時報、聯合報和軍中的文藝獎獎金大概是數萬元，是一個作家一兩年的生活費用，現在的獎金雖然提高到一二十萬了，但和物價指數相比，獎金其實是縮水太多，一般發表的稿費更不用說，還是一個字一元兩元的，辛苦半天寫的東西，還不夠請朋友小吃一頓。大陸作家出版成書的版稅收入更大，台灣的暢銷書現在是以千計，大陸則以百萬計，其中獲利差別，不必細表。
更何況，和一般以為的政治壓迫創作的印象相反，大陸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全面保障文藝創作的國家。大陸有各種文藝團體，尤其是半官方的「文聯」、「作家協會」、「美協」之類，只要取得這些團體的資格，政府就按照層級支付薪水，有的單位還能分配住房，不用上班、也沒有業績壓力，所有的創作還完全屬於個人，這麼完善的照顧，完全超乎任何一個先進國家。這麼完善的照顧，學者作家潛心做研究、寫作，一點都不必擔心生活，自然可以全力以赴。

兩個例子

最近最近看到大陸兩位學者的書，很可說明情形，其一是祈小春先生的《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這是一本734頁的大書，涉及王羲之的資料，能看到的幾乎都看到了，這些文獻，真的、偽的，能用的、不能用的……一些看似雞毛蒜皮的雞零狗碎，他統統納入視野，全部追究到底。
734頁，大概就是30萬到40萬字，字數多寡還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時間，他整整花了十年的時間在研究王羲之，這份專注的能耐，台灣的學者不知有沒有可以相提並論的？
祈小春的書是台灣石頭出版社出版的，台灣的出版社出版這樣的書，是特例中的特例，石頭的書向來以中國書畫的專業書籍為主，我不知總體收支如何，但從一般書店根本問不到這本書的情形看，應該經營得很辛苦。
其二是陳振濂寫的「品味經典」套書，分書法四冊、篆刻二冊、繪畫四冊。
四冊書法薄薄的，只閒時翻閱，不數日便看完第一冊「殷商─魏晉」，以一件書法一篇文章至少一張照片的形式，按書法完成年代順序寫下來，文章內容紮實，有考據、有心得、有感想、有感嘆，有推論、有懷疑，至少是我讀過的書法專著中，最豐富的。
書籍的印刷、照片品質和編排也極有水準。
讀完後才看了作者的序，才知道這套書是他一部一百六十萬字的舊作改編。一百六十萬字的書畫篆刻「劄記」，這樣的功夫我可以肯定台灣是沒人做得到了。而願意把一百六十萬的大書用套書的方式出版，我也可以肯定台灣的出版社無法做到。
祈小春、陳振濂的例子還很多，簡直數不清。例如，1992年開始出版的盧輔聖主編的《中國書畫全書》14巨冊，2400萬字，用了八年時間才逐漸出齊，試問台灣有什麼出版品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其他還有太多太多例子，根本無法細說。
而不免要問的問題是，大陸能，為什麼台灣不能？

二、台灣文化沈淪

不可否認，市場規模是主因，據說大陸的寫詩人數超過一千萬人，十個人買一本詩集，就是百萬本銷路。當然，這是假設性問題，不能作準。
台灣市場小，出版不易經營，但台灣媒體市場的自我淺薄化和自我設限，才是致命主因。

台灣媒體市場的自我淺薄化

媒體包括電視、報紙、廣播和出版，這些行業的產品，建構了社會的人文關懷與傾向，媒體的品質，幾乎決定了社會的品質。
長久以來，台灣的媒體有極明顯、嚴重的「媚眾現象」，電視節目尤其如此，看到那些「每個明星都會見到鬼」的節目，一些二流影星聊八卦、談是非、賭博猜謎也可以成為節目，不免無奈的想，誰會需要這些節目，誰說這些節目是受歡迎的？然而這些節目之所以充斥，其實只有一個原因：製作的成本最低廉。

電視圈是一個封閉式環境，沒有一定關係或特殊機遇，進不了這個圈子，於是機會被壟斷，人才和創意被排斥在電視之外。
被壟斷的產業固然可以任性的製造產品，但社會整體付出的代價是非常驚人的。
這種情形我不知道可以持續多久，但想想台灣電影忽然全面崩盤的狀況，電視圈應該要有點警覺和「準備」。
報紙的娛樂新聞也是很誇張，任何一個三流的新星都可以沒事就做個一大版報導，如果是大明星也就算了，問題是，佔據版面的多是小角色，這些以前是剪頭髮、上廁所才看的東西，後來竟然變成非新聞版面的主流，誰有時間去看這麼大量的無聊資訊呢？

文學副刊的輕薄短小

這種媒體的自我淺薄化，長期下來，造成了社會集體意識的眼光短淺和急功近利。
文學副刊強調輕薄短小，說超過三千字的小說沒人看，文章越短越好，到最後變成只要一句話。
這可不是近年才發生的事，二十多年前我在副刊工作，就已經流行這樣的論調，結果呢，二十年後，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出版界的共同困境，竟然就是沒有好看的文學作品，沒有作者和作品，如何生產出好的書籍？
副刊的讀者是會老的，年紀漸大的讀者不會一直停留在風花雪月之中，他們會希望看到一些有重量的東西，因而我始終無法瞭解為什麼輕薄短小是副刊之必要。
再者，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網路才是正統，報紙不過是偶爾翻閱的東西，文學副刊強調輕薄短小起碼有二十年了，其結果，是使副刊本身漸漸失去了讀者。
我從來不相信這種「輕薄短小是副刊之必要」的奇怪論調，小說超過三千字就沒人看？《魔戒》、《哈利波特》、《達文西密碼》是台灣賣過最好的小說，多少字？金庸多少字？
同樣的奇怪現象之一，是出版界有一種不成文的預測，相信什麼書一定能賣什麼書一定不能賣。例如，現代詩集不能賣、理財的瘦身的就有銷路。

出版界的自我設限

我也算是出版界的老兵了，我想我有資格說，讀者買書的選擇雖然可以用一點方法影響，但恐怕是不容易預測的。
出版社主動預測的結果，是讀者只能選擇被過濾了的出版品，而當所有的出版物都越來越重視包裝而不重視內容的時候，各種編輯和行銷的「花招」就會出現，於是形成出版的嚴重空洞化。
事實上，從作者→編輯→排版→校對→印刷→出書→經銷商(大盤、中盤)→書店→店長→陳列→讀者，在這個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的過程當中，可能只有作者和編輯是唯一瞭解書的內容的，發行商和書店決定採購、陳列的時候，根本沒有時間、意願瞭解書的內容。
長久以來，台灣一年出版的三萬多本新書中，有三萬本是這樣被「過濾」掉的。
事實上，除了少數的例子，我可以說肯定的說，沒幾個人有資格、有能力預測什麼書可以賣什麼書不能賣。
然而，事實又是這樣發生的──一本書的能不能出版、能不能被重視，都是被經銷、書店的採購這些不太看書的人決定的。可是也不能怪這些人不太看書，因為他們根本沒時間看，也不可能看所有出版的新書。

媒體要有社會責任

媒體有一定的社會責任，媒體人也必須有這樣的認知，所謂「一代文風」往往就是媒體人製造出來的，因為讀者也是被動的，讀者每天看的，都是編輯篩選過的東西，而眾人所見所聞如此，當然形成社會的共識，台灣的人文和三十年前相比，恐怕沒有什麼進步，而且更退化了，媒體的淺薄化、浮華化要負相當責任。
台灣企業界喜歡談兩岸的競爭力，面對大陸的強勢進步，多少會強調台灣人才的「創意」，政府也把文藝出版歸納為「文化創意產業」，名字很好聽，但只會玩文字遊戲，實在沒什麼創意可言，比二流的建商促銷花招還不如。
如果台灣真的還有那麼大的競爭力，企業幹嘛紛紛出走？

政府不能再無能

事實上，台灣文化產業的衰弱，政府的確應該負很大的責任，可是，又不太能怪文化單位的人員。
因為主管官員不關心，加上政府許多工作現在流行外包，所以，負責文藝工作的公務員就只要負責看看程序有沒有錯誤，其他如重要的成品品質如何，就完全不管──不想管也不願意管。
以教育部的網站為例，從「三隻小豬」到「出埃及記」的時間誤差三千年，在回答記者訪問時，教育部的官員居然這樣回答：「這是專業的工作，我們的工作都是外包的，難道我們還要另外找人來校對嗎？」

可議的公務人員心態

教育部的網站因為使用的人多，也因為記者對修理杜部長特別有興趣，所以常常被發現錯誤而報導出來，照理應該要有一點警覺，或要想辦法讓自己的網站品質更好，沒想到，那位官員的回答竟然如此「經典」公務人員心態。
我每次看到這種情形，都覺得台灣公務人員的終生聘用實在沒道理，如果在民間企業，大概早就開除了，可是公務人員只要不貪汙，似乎什麼大的錯都可以被接受，最重要的，是他們自己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從政府、業界到個人，台灣整體社會都有一種「虎頭蛇尾」式的文化本質，從公務人員考試錄用，到政策推動，都像以前的大學聯考一樣，考進去很困難，但考上以後就沒人管。
文化事務的推動也是如此，無論是文建會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申請，都非常的複雜麻煩，要填寫各種複雜的表格、準備各種詳細的資料，但對執行的結果，卻沒有追蹤考核。
問這些單位有沒有遠景，有沒有願景？他們也許可以提出一些計畫和想法，但沒人能保證一定執行，因為單位主管一換，要做事情就不一樣了。

台灣的集體共識與共業

「虎頭蛇尾」式的文化本質，加上國民黨時代刻意漠視本土文化，使台灣成為一個文化上沒有傳統意識的族群，沒有傳統意識，就沒有辦法在新浪潮來臨的時候知所取捨，好處是，整體社會可以很快接受新的觀念和價值，缺點是，在不斷汰舊換新的過程中，逐漸成為沒有本我文化特色的族群，於是在文化上沒有自信，也沒有什麼欣賞文化的能力。
台灣教育普及、文盲甚少，這是中國歷史最難得的情況，但談到台灣的歷史、文化、地方人文特色，卻很少有人瞭解，因為不瞭解，所以就無從珍惜起，長久下來，台灣變成一個沒人真正珍惜的地方。
這就不是只有政府的責任了，很多時候講到台灣歷史的匱乏，許多朋友都感嘆自己以前什麼都不知道，可是感嘆完了呢，就沒有什麼下文，也很少有人覺得自己有必要主動去認知台灣的歷史，因為不知道從何下手，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到資料。這種對本土歷史人文的冷感，讀書的時候教育體系要負最大的責任，但從學校畢業以後呢，應該是政府相關單位和個人自己的責任。

台灣對人文的漠視

一九九○年代我初訪大陸，他們的平均工資不到台幣一千元，然而幾乎每個地方都做了自己的「地方誌」，每個地方的歷史、地理、人文特色等等，都詳細記錄，這些資料都出版成書，隨便的書店都可以買得到，印刷品質極為粗劣，紙張鬆軟，好像多翻兩下就會破掉一樣，在福建泉州，更看到他們出版的「鄉土歌謠俚語採集」，裡面詳細記載了在什麼地方、什麼地點、訪問了什麼人留下的資料。沒有這些東西，哪會有地方文化的傳承？
台灣呢？誰會做了這些事？出版了這些東西？網路上查一下，很容易知道結果。
台灣從一九四九以來，就有文化建設、文化復興這樣的口號，六十年了，在文化上，台灣建設了什麼？又復興了什麼？

什麼可以代表台灣的文化

最近問了許多朋友，「什麼可以代表台灣的文化、什麼是台灣的精神」，無論美術、音樂、文學、舞蹈、戲劇，竟然沒人可以「立即」舉出例子來。
談文化好像與經濟無關、與國計民生無關，其實真的不然。
台灣曾經席捲華人市場、到現在零落冷清的的電影產業，興衰之間，也不過是二十年而已，我們應該警惕的是，台灣電影風光的時候，台灣並不富裕，現在台灣有錢人這麼多，竟然反而拍不出好電影，這是文化無根的結果。想想台灣已經崩盤的電影，已經快要解體的唱片、出版、電視連續劇，急速萎縮的報紙，還有其他一直很困難的舞蹈、戲劇、音樂等等等等，這些產業的困境，除了造成產業市值的萎縮、人才的閒置、工作機會的減少，對多數並不從事這些創意產業的大眾，則是精神生活的集體貧乏，影響之大，難以想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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