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吉諒部落格

一位年輕時候認識的朋友在部落格上留言，因為太久沒有聯絡，所以很快約了見面、吃飯、喝酒，她說：那一張張大千又回到她手上了，見面的時候就帶來送我。

那一張張大千？依稀還記得那張畫，價值不斐，她居然說要拿來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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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她的時候，是郭行中在聯合晚報當藝文記者的時候，常常要去李國修的屏風表演班看看有沒有什麼消息可以寫，屏風表演班那時設在汀洲路的巷子裡，離我家只要幾分鐘，常常吃了晚飯就往屏風去串門子。

那是台灣小劇場蓬勃發展的年代，表演工作坊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開啟台灣小劇場開始擁有票房的先聲，李國修成立的屏風也很快成為台灣劇場的金字招牌。

就在那個時候認識了忽忽，一個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很多，比她的人生經驗更單純很多的女孩。

我其實並不清楚她在屏風表演班擔任什麼工作，只知道她對文學、音樂、電影、劇場，似乎有一種天生的敏銳和感性，文字很女性化，不刻意雕琢，但總是透著難以掩飾的慵懶。

後來，屏風的業務發展快速，搬了更大的地方，我雖然依然和國修常常聯繫，終究不如比鄰而居那樣方便，所以通常是約在劇場以外的地方吃飯，也就比較少見到忽忽了。

有一天，忽忽突然打電話到報社，問我有沒有比較熟識的畫廊，她手上有一張她父親留下來的張大千，希望可以處理掉。

她父親是中華日報全盛時期的副刊主編，也是有名的小說家，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起來以前，在刻板的政治文藝籠罩下，為台灣的新文藝作了不少紮根的推廣工作。他們那一代的文人真是詩酒風流、書畫兼修，文人與書畫家之間的往來還有許多古典的流韻，所以家裡總有一些書畫家相贈的作品，不過終究不是收藏家，家裡沒有適當的設備可以保持，因而她想轉讓出去，讓這樣的作品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歸宿。

那時台灣的畫廊生意好得不得了，在股票從一千點到一萬點也不過兩三年的時間裡，許多因為房地產、股票致富的人開始大量收購書畫，好多畫廊都流傳著哪個和哪個大戶來轉一圈就花了數百上千萬之類的故事，忽忽的張大千雖然可能不便宜，但應該不難找到買主。

於是約了一個下午，我和忽忽到忠孝東路四段阿波羅大廈一家很有名的水墨畫廊，畫廊的老闆是書畫鑑定專家，老闆的妹妹和我學書法，所以很禮遇的接待了忽忽。

隔了幾天，忽忽打電話說，張大千沒成交，因為畫廊的抽成超出她的預料之外。我和她說，抽三成已經是很給面子了，一般畫家都還被抽五到六成呢。

總之，因為雙方都是朋友，我就不便再過問此事。事情的發展如何，當然就不得而知了。奇怪的是，忽忽和我又斷了聯絡。

這樣又過了幾年，忽忽打電話給我，說她在一家畫廊上班，做的是網路畫廊的工作，要問問我的意見。

那時我投入網路工作已經有相當時日，大致了解網路科技的發展和其商業應用，於是很誠懇的和忽忽說，「妳老闆的想法太不切實際，我的建議是不要做這樣的投資，如果他堅持，你就必須現在開始找新的工作……」

那天忽忽來找我，說到這段往事，我笑著說，妳那時大概很生氣吧，不但掛我電話，而且就這樣好多年沒聯絡。

忽忽說，廢話，她在那家畫廊做了半年多，那可是她少數做得比較久的工作，也很有興趣，而我居然告訴她要另外找工作。

我問，那家畫廊後來呢？

後來就倒了，忽忽說，不過半年時間，他們的八百萬資金就全部燒光了。所以，她又開始她的流浪。

那，這張張大千呢？

她說，後來她去了美國幾年，回來後一位長輩介紹了現在的房子給她，讓她這些年的日子過得還算愜意，所以她就把畫送給了長輩。

後來這位長輩過世，交代這張張大千要還給忽忽，於是畫又回到她手上。

那天她在網路上發現我的部落格，所以和我聯絡，諸多年輕往事瞬時而過，算起來，我忽忽也認識了近二十年，這樣想，實在令人心中一驚。現在的我們，竟然忽然都已經快五十歲的人了。

或許是有當年的一段機緣，忽忽說要把那張張大千送給我，也真的帶來了。

她也許不知道，這些年我對張大千頗為下了一番功夫研究，這件張大千，對我來說，著實具有某種象徵意義，再加上時間的因素和過去的因緣，使我不禁再次相信，「東西會找主人」的說法。

十幾年前，我和幾個朋友到北京，從黃山來會合的朋友說有胡適的二十幾封信，說是胡適後人要「讓」的。文革時期，「破四舊」砸毀了不少歷史文物，許多書畫也都遭殃，不過，有一點文化根柢的人雖然無法和大時代的政治運動對抗，消極的掩藏總是有辦法的，那二十幾封信，便這樣逃過一劫，但當時實在是太窮了，胡適的後人希望用那幾封信換一點溫飽。

那次同去北京的，剛好有一位收藏家，聽說有胡適信，問了價錢，當場數了美金就付清了。
為了這件事，我和黃山的朋友來來回回通了大半年的信，結果卻這樣意想不到，我甚至連那幾封信長什麼樣子，都沒機會看到。

幾年以後，有一次和劉國瑞先生聊天，無意中談起胡適信件的事，國老要我問問那位收藏家願不願意割愛？他想收藏這些信件。因那位收藏家本身也經營畫廊，所以我猜想那些胡適的信件早就轉手出去了，胡適的信，在台灣應該很多人有興趣。

隔天我試著聯絡，沒想到東西居然還在。原因是這位收藏家朋友認為，這些信既然一起買來的，就應該一起賣出去，分開了處理不方便。他財力雄厚，做生意的原則是不要麻煩，有沒有賺錢不是重要，每次去他淡水的豪宅吃喝玩樂，昂貴的紅酒總像自來水般從來沒讓杯子空過。據說有一些單位想要收藏部份，他覺得麻煩所以就這樣放著。我立即回報國老，國老立刻開了支票叫我去幫他處理這件事。

當天下午，我就拿到了胡適的信件。這麼多年來，談論這些信件也不知有多少次了，這才有機詳細看看這些信件的內容。卻從來未曾想到，這批信中，居然有許多關於現代文學的看法，而且，其中一封似乎就是1917年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學改良芻議〉初稿，〈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得到陳獨秀、錢玄同的響應支持，在中國文化界引起了一埸極大的反應，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革命的宣言。而這樣的宣言原稿真跡，居然就在我手上。

那天下午我在內湖剛剛整修的堤頂高速路旁邊，一封封的看著那些信，內心實在是頗為「天人交戰」──要不要把這些信買下來，據為己有？

如果這樣做，國老當然會不高興，但我相信他老人家不會怪我太久，所以也沒有什麼不妥。
不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就立刻打消了這樣的念頭，回到報社，老老實實的把胡適的信交給國老。

我想到的事是，介紹我買胡適信件的朋友，因為文革的關係，隨著被下放的父親遷居到胡適的故鄉績溪，在那裡念書，長大後在那裡教書，胡適的後人是他的學生，所以才在大陸剛剛開放的時候，政治禁忌尚未完全排除，就放心託他處理胡適的信件。

劉國瑞是安徽盧江人，年輕的時候就到台灣來，因緣際會，成為胡適全集的出版人，由他收藏胡適的信件，可以說是物有所歸。但真正讓我老老實實交回胡適信件的真正原因，是我那位在績溪成長的朋友，正是盧江人。文革結束後，他的家人回到故鄉，他則轉到黃山市工作，這才與我有了文藝的交往。

這些胡適的信件如此寶貴，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出售，而居然就從一個盧江人手上轉到了出版胡適全集的另一個盧江人手上，這樣曲折的際遇，我真的覺得冥冥之中，確實有著難言的玄奧。

而我，也不過只是促成這份玄奧的一個「過手」而已。因為這樣想，所以就不再存有把胡適信件據為己有的想法。

歷史上有許多收藏家很喜歡「聚歛」古董、書畫，流下不少不怎麼名譽的故事，但也有許多收藏家對收藏有著「暫得於己」的心情，因此並不貪著於珍貴文物的擁有，很謙虛的謹守著「暫時保管」的心情。

忽忽送我的張大千雖然不是非常昂貴的巨作，但確實也是張大千的用心之作，應有不錯的價錢，因為年輕時的一點因緣，我居然就成了這張畫的主人，感謝之餘，實際上是有更多的訝異，同時，也不禁有一種奇怪的想法──也許我一樣只是暫時保管而已，也許某一天，在另一個機緣會，這張畫會真正有所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