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5,2015 16:24

也斯的野草莓──看黃勁輝《東西》有感


柏格曼《野草莓》描寫一位七十六歲的老醫生,受邀回到母校接受榮譽學位。一路的旅程在夢與現實交錯中進行,逐步揭露了他冷漠的親子關係、失敗的婚姻、失落的純愛、最終露出悔悟與改變的契機。黃勁輝的《東西》則起始於也斯(梁秉鈞)遠赴蘇黎世大學接受榮譽博士的旅程,這是詩人畢生最後一趟遠行,踐履這個上一世紀初流亡者的庇蔭所、跨界實驗的發源地(「伏爾泰酒店」猶然在焉),並隨著詩人雪山登頂,開始回顧也斯跨文化、跨領域的豐沛一生。與《野草莓》自私的伊沙克醫生恰恰相反,也斯對生活、對藝術、對朋友、對學生都熱情、勇敢、樂觀,雖然有時也不免帶一絲憤世嫉俗的不滿。

《東西》既是也斯最具文化視野的一本詩集,2000年出版於香港,也是他在中國第一本詩選的書名。「東西」指的是東方與西方,也是日常生活的物件,兩者都係也斯最關心也最擅長的命題,互為表裡,見微知著。紀錄片以此為題,再恰當不過。影片從2009年黃勁輝開始獨立拍攝,也斯於2013年初過世後,台灣資金注入,又兩年始完成拍攝,極其難得地捕捉了作家生前的最後身影,以及身後友人與家人的追憶,兼及葬禮、追思會、逝世周年紀念會、橫跨港台兩地的也斯大展,還有延伸而成的舞蹈、攝影創作。既是一部紀實的傳記,也是由原生作品激發的跨界再創作集成。

影片《東西》特別著重幾個方面,一個是也斯和台灣的情緣。雖為香港作家,也斯二十三歲的第一本書《灰鴿早晨的話》卻是在台灣出版,並轟動一時。此書近年重出,更名為《灰鴿試飛:香港筆記》。七0年代也斯和台灣互動頻仍,1976年,他與妻子、也是小說家吳煦斌和西西,三位香港作家結伴到台灣環島,走訪他們熱愛的作家及作品的足跡,留下多年後一本《新果自然來》,其中還有好幾篇台灣畫家、詩人的素描。當時,也斯的散文、小說以及編譯的美國地下文學、拉美小說選陸續在台灣出版,備受矚目。八0年代起,西西在台灣熱門起來,也斯反而逐漸銷聲匿跡。甚至他最重要的創作文體──詩集,從未在台出版(直到過世後台大才首度印行他的詩選集),更不用說他的長篇小說始終只有香港版。於此,我聽也斯提過幾次,言下若有憾焉。影片《東西》不但經由瘂弦訪談,勾勒也斯在台灣嶄露頭角的因緣,也拍攝多處也斯著力書寫的台灣景致(如野柳、佳洛水),和他的文字形成影像詩般的對話。

另一個著重的方面是也斯的「游」。也斯經常游於不同國度、不同文化,從澳門到里斯本,從普羅旺斯到柏林,從日本到美國。也斯到處駐村、演講、開會、參展,並與各地文人、藝術家來往,熱愛城市也鍾情自然,開展出特屬此一新的大旅行時代的壯遊。然而,和許多詩人注重風雅情懷的旅遊詩截然不同,他特別能夠藉著轉換立足點而展開不同視角的思索,關注歷史時空的交會機緣,留下諸多具有深刻文化思維的詩作,例如〈葡萄牙皇帝送給中國皇帝的一幅掛毯〉、〈一頭從埃及長途跋涉去到巴黎的長頸鹿〉、〈羅馬機場的詩人〉、〈芭蕉來到馬賽〉或〈翻譯土耳其菜〉。隨著也斯親歷的場域,包括美國、葡萄牙、瑞士,也在《東西》的影像中流動著。

也斯的「游」,也游於不同的藝術領域。這些藝術領域或非也斯所專擅,卻在在是他興趣之所寄。他自己攝影、也拍紀錄片(如記北角往事的《北角汽車渡海碼頭》、談九七回歸的《搬家》),但他與不同領域朋友的互動更是精彩。例如與李家昇的攝影、葉曉文的插畫、龔志成的音樂、梁小衛的歌唱、梅卓燕的舞蹈,甚至與鄧達智的時裝設計合作。這些朋友不但是藝術的伙伴,也是生活的朋友,例如鄧達智拿手的傳統「盆菜」,後來變成了也斯創作的一組詩。我記得就曾被也斯帶到新界的鄧氏祠堂,大啖盆菜一層層鋪陳煮出來的不同道菜色。《東西》還完整重現梅卓燕改編也斯詩作的一支舞,並在街頭實景拍攝。既發揮了紀錄片作為影像藝術的特長,也繼續延伸也斯的跨域實踐。即使讀他的文字,影片中除了詩人自己的聲音,也有他朋友、晚輩的不同聲音不同語言來詮釋。這些部分不但豐富了影片本身,更彰顯出也斯絕非傳統意義的文人,而是二十世紀東西文化藝術交會所孕育的多面向創作者、思維者。他雖非專業策展人,卻以一己的人生不斷促進不同領域的激盪與對話,從個人到群體,成就一堂豐盛的綿延無盡的大展。

但是,也斯最重要的影響,是他先知卓見、戮力開拓的香港文化研究。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是商業都會,是驛站而非家園,有的只是通俗文化──類型片、港劇、連載小說、流行歌。也斯不但從通俗文化中披沙瀝金,更透過深刻的文本與社會脈絡分析,指出其中自有香港最值得珍視的文化主體性。他筆下的香港街巷、新藝術與舊習俗,處處可見他對雜亂生活的充滿好奇之心,更能成一家之言。甚至我曾聽過有人抱怨,也斯經常受邀出國討論或詮釋香港文化,彷彿成了香港文化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代言人。「唯一」自不盡然,「最重要的」則無可置疑。

即使和也斯是多年來的忘年交,我也沒機會見過他的家人。本片雖對挖掘家族故事並無興趣,卻仍有也斯的妻與子出面談述,做為家庭角色的也斯。事實上,也斯後半生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教學上頭,至死方休:出自門下的年輕作家、編輯、文化研究者,不可勝數,那也是他的血脈相連。

也斯的文學語言,從容、沖淡、卻有味,一如他臉上的微笑,看似敦厚溫柔,卻也不掩其個人立場。他的批判往往以提問方式發出,不帶激昂火氣,反而引人深思。影片引用也斯的文字,時而難分是詩、是散文、是論述,那正是他不從文字鍛鍊尋求濃縮的詩意,而是以意境與思維取勝的特點,貫穿在所有的書寫中。

香港回歸前夕,我正在巴黎國際藝術村駐村,收到也斯來自布拉格的一張明信片。也斯撰有《布拉格的明信片》,但那卻是一本小說,通過東歐及東德的變化反思香港處境。未料我竟收到他真正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

「久未聯絡,你好嗎?我們來了柏林,聽說你不能來,真可惜。詩朗誦我也讀了青蠔與文化身份,副題是贈鴻鴻。趁中間兩日有空,我重遊了布拉格,與小梅和鄧達智一起。文化交流令我想起布魯塞爾的經驗,這次似乎多點溝通,雖然香港的處境,的確不是這麼容易向人說明。」

也斯提到的贈我的詩,事實上就是寫布魯塞爾,1994年由張輝策畫,兩岸三地(據新華社規範,這說法在今日中國也成為禁語)的三位攝影家搭配三位詩人的城市印象,在首屆布魯塞爾國際藝術節展出。台灣是我和何經泰,香港便是也斯和關本良。我在1993年接編復刊後的《現代詩》,幾度去香港拜訪也斯和素葉作家(西西、何福仁、許迪鏘等),其實是抱著粉絲心態,開展生平第一次的文化交流。與也斯是一見如故,因為他的爽朗、活力、和毫無架子。布魯塞爾同遊更有機會日夜暢敘,佐以比利時啤酒和海鮮(那時我還沒吃素),尤其我們對中國藝術家的言行都不是那麼認同。爾後也斯便寫了〈青蠔與文化身份〉這首詩,藉一位中國第六代導演(其實指的是張元)大談藝術「宇宙性」的說法,提出反駁:「可是宇宙裡/老是有不同的青蠔哩」,既然「中國的青蠔離了隊/千里迢迢之外,還是不自覺地流露了/浸染牠成長的湖泊」,可見「並沒有純粹抽象的青蠔」。

「差異」,或者對差異的計較,構成了也斯思想的基礎,也是他的「香港性」的根柢。或許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何看來和善、溫柔、慷慨的也斯,可以對香港自身的文化差異性那麼敏感。在一篇1993年的文章〈無家的詩與攝影〉中,也斯回顧當時自己被香港文學圈拒斥的感受:「不同的意見逐漸難找地方發表,詩也就無處可去了。有政治傾向的刊物有它的限制、小圈子的同人刊物有它的排他性、不同的園地會有不同的把關者,吹捧他們自己那一套,逐漸你會發覺不是那麼容易說自己想說的話。結果就可能寧願把詩發在非文學的雜誌上。」因自覺被有意無意地排擠,反而造就了也斯的跨界,他的詩在文學刊物消失了,卻在電影、攝影、文化評論、甚至婦女雜誌發表。不知這種被「邊緣化」的狀態(不管是主觀的心境或客觀的處境──當然在文學中我們更關心主觀的影響),是否讓也斯更認同香港不被承認的邊緣位置的存在價值。

在我遇見也斯的九0年代,我常覺也斯是孤獨的,雖然他朋友很多,雖然也有後輩認為他佔據某些資源或位置。這種孤獨造就了一位多產的詩人與文化評論者,可能也直接促成了他化身年輕女作家火力全開砲轟香港藝文界群像的《狂城亂馬》事件。若出也斯全集,要不要收《狂城亂馬》,恐怕比阿波里奈爾全集要不要收色情小說,是更為困難的抉擇。因為情慾容易正名化,人身攻擊卻很難。影片《東西》讓觀眾看到的是一位挺著病體、熱切奮進的不老文青。因為各種原因避開了《狂城亂馬》,也沒有採訪他早年合作密切的《素葉》伙伴,其實那不能道盡的一塊,正好和呈現出來的部分,互為補充。至於那個孤獨的、憂鬱的、甚至憤懣的也斯,我們還是到他的詩裡去找尋吧。

聽說他生病,之後我還是在台北光點電影院,偶然巧遇。多半是來台灣參加研討會短暫停留,不想打擾朋友,自己一個人去看喜歡的電影。這樣孤獨的也斯我是熟悉的,但他能夠在孤獨中追尋自己熱愛的一切,無須在意其他人的注目。我看《東西》會想起《野草莓》,或者不盡然是因為那場榮譽博士之旅。當然也斯的受勳實至名歸,不像伊沙克醫生於心有愧。只是那個面對死亡的老人的孤獨,或者殊無二致。但我相信,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也斯該了無遺憾吧。他已嘗盡了生命甜美的野草莓。

                                                   原載文訊2015.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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