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鴻的過氣兒童樂園

木馬腹中飛出的信鴿 

    一九八八年，亞當斯與布蘭這兩位藝術家，在紐約街頭做了一個公共藝術。他們在一個露天巴士站放置一道水泥長凳，長凳穿過一個燈箱，燈箱上是一張南非黑人舉行葬禮的抬棺畫面。這與街頭景觀格格不入的畫面，一方面將紐約與「他方」並置連結，提醒市民世界的廣度，也以南非的種族問題對照美國多種族共生的現實。

    接到國家劇院邀約創作《看不見的城市》時，我想在舞台上製造的便是類似這樣的公共藝術，以台灣與世界經驗的連結，讓進劇院的觀眾（一如紐約的路人），不經意間遭遇強烈的思想震撼。以我對其他三位導演的了解，黎煥雄擅長抒情的寓言體，魏瑛娟熱中劇場元素的視聽實驗，陳立華則立足於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感觸。在這樣的座標中，我立意採取一個紀錄片/報導文學的戰鬥位置，呈現那些在歷史上、在現實當中被整體文明利益淹沒，而遭到忽略或犧牲的生命歷程。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以馬可波羅和忽必烈兩個人物貫穿全局，一個是不動的君王，一個是流動的旅人。然而，東方與西方、老成與年輕、尊貴與卑微的角力與翻轉，也是或隱或顯的主題。他們兩人的交會固然引人遐想深思，然而全書的巴洛克結構雖令人目不暇給，敘述語法卻相當節制，將豐富的人生體驗與普世觀察提煉為哲理思辨。但無論就劇場演出的實際考量，或是針對今日世界的重大議題，我以為卡爾維諾的語法都不宜照搬。惟全書的最後一段深具啟發性，也成為四位導演創作的共識。這段藉馬可波羅之口說出：

 生靈的地獄，不是一個即將來臨的地方；如果真有一個地獄，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地獄，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有兩種方式可以逃離其苦痛折磨。對多數人而言，第一種方式比較容易：接受地獄，成為它的一部份，直到你再也無視其存在。第二種方式比較危險，而且需要時時戒慎憂慮：在地獄裡尋找並學習辨認，什麼人及什麼事物不是地獄，然後，給它們空間存活下去。 

    第二種方法，說穿了就是革命。無論是戴上黑頭套、拿起衝鋒槍的革命，或是默默在生活中堅持不同流俗的革命。由此出發，我打算用六段互相對照的史實，來激勵大家革命的可能。先以希臘人攻打特洛伊之戰對照美軍侵略伊拉克，指控強權的侵略。然後以巴勒斯坦劫持一名以色列士兵要求釋囚，對照車臣反抗軍劫持莫斯科劇院要求俄羅斯撤軍，見證弱勢的反撲。最後以青藏鐵路通車對照未來「台海公路」通車，呈現我們共同面對的強權問題。後來限於篇幅，才決定將焦點集中為三段。

    首段是西元前十二世紀的特洛伊。這無非是回應巴勒斯坦詩人達衛許所說，我們要做特洛伊的詩人，為弱勢的族群發聲。同時，也是以這文學史上記述最為詳盡的東西方第一場大戰，來回應當代戰爭的諸多共通之處：西方對東方的征伐，以尋人的名義行侵略之實（日本侵華、美國侵阿富汗、以色列侵黎巴嫩都是以「尋人」藉口開啟戰端）……。我以諧謔的筆法，寫特洛伊城破前夕，一對在木馬屁股裡守夜的希臘士兵，一面忍著尿急想趕快攻城好盡情「發洩」，一面肖想著城內的石油、商場、女人，最後忍不住在木馬裡方便起來，引起好奇的市民圍觀木馬撒尿，聲稱木馬有靈，決定迎入城裡。

    若說「特洛伊」的段落顯得荒誕無稽，「加薩」段落瀰漫的則是無底悲愴。兩名士兵三千年後化身巴勒斯坦游擊隊，忍受以色列軍機低空飛過的音爆，看守著綁架來的以色列士兵，十九歲的沙利特。雙方都深知這是一場沒有人能贏的對峙。巴勒斯坦隊員將自己與阻擋都市建設的痲瘋病患相提並論。沙利特則自白：「我很同情巴勒斯坦人，還和父母一起參加過反對建隔離牆的遊行。但是，當他們衝進哨所綁架了我之後，我開始恨他們。我沒有辦法跟他們說，我是站在他們那邊的。他們會以為我在討好他們，搖尾乞憐。他們不知道他們綁錯人了。但是也許也沒有錯，因為我只希望炸彈掉下來，掉到我們頭上，趕快結束這一切。」

    木馬佇立特洛伊城外的夜晚，可以聽到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的警告，但是無人聽信。那裡我打算用白遼士歌劇《特洛伊人》中的卡珊德拉獨唱。而看守俘虜的巴勒斯坦游擊隊打開收音機，聽見的卻是貝利尼歌劇中的茱麗葉詠歎。他們開始爭論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劇情──可能跟敵人戀愛嗎？被俘的以色列士兵替他們翻譯歌劇劇文，卻引起巴勒斯坦隊員的痛斥：「你們不用耕田、不用躲炸彈、不用三天兩頭申請通行證……你知道你在聽歌劇的時候，旁邊的城市在死人嗎？而且是為了讓你能享受生活，我們才去送死的！你看不見我們的死傷、聽不見我們的哀嚎，每天聽著詠歎調，幻想和敵人談戀愛是多麼美好！可恥！所有進劇院看戲的人都可恥！」

    這句話當然說給我們國家劇院的觀眾聽的。緊接著就要讓觀眾身歷其境，重演二００二年車臣反抗軍劫持劇院的行動。就像在紐約的巴士站不經意看到南非葬禮，那是一種視覺暴力；對於來到國家劇院看戲的觀眾而言，他們也沒有必要旁觀他人的痛苦。如果觀看是一種強迫暴力的話，則英國當代劇作家邦德（Edward Bond）的話堪為註腳：「我描寫暴力就像珍‧奧斯汀描寫民情風俗一樣自然。暴力造就同時也困擾著我們的社會……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不描寫暴力是不道德的。」我深信觀眾理解特洛伊、巴勒斯坦、與車臣的處境後，將有助於思考我們自己身為弱勢與幫兇的複合處境。

    是的，要演出看不見的城市，首先就是要讓大家看見，以及了解：為什麼看不見、或不想看見。然後我們才有資格詢問：為什麼別人看不見我們，以及如何可以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