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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登．貝洛(Walden Bello)，蘇毓婷翻譯
原文發表於「外交政策聚焦」(Foreign Policy In Focus)網站

20國集團(G20)正在演出合力對抗全球經濟危機的大戲，但這也是四月二日倫敦高峰會的難題：它全是一場秀，其背後所掩蓋的正是全球精英的深層憂慮和恐懼，因為他們的確不知道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向，以及穩定經濟所需的工具。

最新的統計數字遠超過先前最悲觀的預期。政府分析師開始提起嚇人的經濟大恐慌，同時也有更多人認為，目前正在匯聚能量的經濟巨浪，將吞噬用來振興景氣的幾兆美元。在這樣的環境下，G20給人的印象是他們受制於而非主導著經濟發展（除了七個屬於G7集團的富有工業國家，G20還包括了中國、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澳洲、南韓、土耳其、歐盟和南非。）

的確，或許沒有什麼畫面，比起二戰期間德國潛艇在北大西洋被英國驅逐艦擊中，更能對應於現今的世界經濟局勢。它下沉速度極快，但潛艇人員並不知道何時將撞上岩底。而當它撞擊海底後的大問題是：機組人員能夠靠著將壓縮氣體打進嚴重損壞的壓載艙，像沃夫岡彼德森(Wolfgang Petersen)經典電影「從海底出擊(Das Boot)」中的水手一樣，讓潛水艇再度上升？又或是潛水艇將留在底部，艇上人員注定要面對著不如馬上一死的苦難命運？

這些正在操作全球經濟的資本家人員們，不知道凱因斯的手段是否能夠讓經濟復甦。在此同時，為數日增的人們質問：採用一籃子如社會民主主義的改革措施，是否就足以修復全球經濟？這場危機是否能引領出新的國際經濟秩序？

新布列敦森林？

G20一直被稱為新的「布列敦森林會議」。1944年7月，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的代表們，聚集在新罕布夏的布列敦森林，設計出以他們為中心的戰後多邊秩序。

事實上，這兩場會議的差異大到不能再大了。

倫敦會議只有一天；布列敦森林會議是整整21天的工作會期。

倫敦會議是排它性的，20國政府冒稱自己有權為其它172個國家做決定；布列敦森林則努力成為具有包容性的會議，它所要避免的正是籠罩著G20倫敦幽會的不正當性。即使在全球戰事當中，它仍聚集了44個國家，包括當時尚未獨立的菲律賓國協，和現在已經不存在的西伯利亞小國－圖瓦人民共和國。

為了管理戰後世界，布列敦森林會議創造了新的多邊機構和規則。而G20正在回收這些失敗的機構，這包括了G20本身、金融穩定論壇(FSF)、國際結算銀行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Basel II），還有至今已經65年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在這些機構當中，有部分是由7國集團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設立，為的是避免重蹈IMF資本帳戶自由化政策的覆轍。但是這套新金融建制不作監督，而是採用全球金融精英的「自律」策略。

讓他們取得正當性的理由包括：資本管制有害發展中經濟體；融券的買空賣空是正當的市場操作；而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是允許對標的資產價格波動下賭注的有價證券，甚至能「完善」市場機制。他們的不作為之下隱含的建議是，管制市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交給市場參與者，這些人早已發展出複雜但據稱可靠的「風險評估」模型。

簡言之，過去闖下麻煩的機構現在卻被要求解決問題。不知不覺中，G20正實踐著馬克思的箴言－歷史第一次重演時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

復活IMF

20國集團方案最有問題的地方在於它對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提議。美國和歐盟希望將IMF 的資金從2千5百億增加到5千億美元。這個計畫的目的是讓IMF將基金貸款給發展中國家來刺激經濟。美國財務部長提姆‧蓋特納（Tim Geithner）並提議由IMF監管這項全球運作。

這是天底下絕無可能的事。

首先，大多數的南方國家仍持續擔憂著代表性的問題。到目前為止，IMF的投票權分配只有些微的改變。儘管外界要求讓南方會員國家擁有更大的表決權，富有國家仍然在決策執行委員會中擁有超額代表，而發展中國家則是廣泛地代表不足，尤其是亞洲和非洲國家。歐洲在執行委員會中佔了三分之一的席次，並且主張常務董事必須要有一位歐洲人的封建權利。美國本身擁有將近17%的表決權，這就自動為它創造出了否決權。

再者，IMF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比什麼都要能摧毀它自己的信用。藉著催促亞洲國家解除資本管制並開放金融部門，IMF鼓吹投機資本大舉進入，並且在些微警訊中顛覆性地撤離，因而招致了這場危機。當它應當推動公共財政支出以回應私營部門的潰散時，IMF根據將通貨膨脹指為禍源的理論，轉而要求這些政府減少支出。這項正循環措施加速了區域性經濟從崩潰到衰退的速度。最後，數十億美元的IMF金援並沒有用來拯救這些潰散的經濟體，而是用來補償外國金融機構的損失。這些事蹟已經成為教科書上的範例，用來說明「道德風險」或浮濫放款。

泰國在2003年還清IMF貸款，並宣稱金融獨立。緊接著是巴西、委內瑞拉和阿根廷，印尼也宣告將盡快償付。其他類似的國家決定保持距離，傾向建立他們的外匯儲蓄以便抵禦外部發展，而非簽下新的IMF貸款。這導致了IMF的預算危機，因為它大部分的收入來自大型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清償。

IMF的堅定支持者表示，基金組織現在看到大舉赤字開支的優點了。就像李察尼克森所說，它現在可以聲稱「我們都是凱因斯的信徒了」。但是許多評論者並不同意。監察IMF貸款的非政府組織Eurodad說，IMF仍將繁重條件附加於開發中國家的貸款中，最新的貸款案還是鼓勵金融與銀行系統自由化。儘管目前對於財政振興方案的關注，例如美國等國家推動政府提高振興方案的支出，至少達到GDP的2%以上，但是IMF要求低收入的借款者，維持不超過GDP的1%的公共支出。

最後的問題是，IMF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其中一個失信的關鍵因素，就在於它幾乎無能預期這場醞釀中的金融危機。在2007年與美國的第四條磋商結論中，IMF委員會陳述：「金融系統表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恢復力，包括最近遭遇困難的次貸市場。」簡單講，儘管據稱擁有第一流的經濟學家，IMF不只是慘烈地敗於自己的政策處方，而且還達不到應有的監督責任。

不管G20提供IMF多少資源，由它所管理的全球經濟振興計畫，在國際上也只會有少數人買帳。

前程之路

北方國家回應現今危機的方式，是讓僵化陳腐的機構起死回生，這讓人回憶起凱因斯的名言：「發展新想法並不困難，難的是丟掉舊思想。」所以，套用凱因斯，我們試著辨識拋棄老舊思考的途徑。

首先，既然正當性在此時是一個非常稀有的商品，聯合國祕書長和聯合國大會應召集特別會議，設計新的全球多邊秩序，而非由20國集團插手。由大會主席設立、並由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史蒂格雷茨(Joseph Stiglitz)主持的國際貨幣與財務系統改革委員會，已經為這樣一個會議完成了政策準備工作。這個會議將是一個有如布列敦森林會議的涵蓋性過程，而且就像布列敦森林一樣，它應該是長達數週的工作期。重要成果可能包括設立一個代表性論壇，例如史蒂格雷茨委員會所建議、能夠廣泛整合全球經濟與財務改革的「全球協調會」。

再者，為了迅速協助各國處理危機，應該免除發展中國家對於北方機構的債務。就像福音運動提醒我們的，大部分的債務是簽訂於繁重的條件下，並且已經過多次償付。債務免除或者是延期償付能讓發展中國家得到更多資源，振興經濟的效果將遠遠大於透過IMF的金援管道。

第三，負責金融事務（包括發展金融）的區域組織，應該成為新全球治理模式的中心，而不是其他由北方國家支配IMF這樣的集權機構、並且獨佔資源權力的金融系統。在東亞，「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集團、或「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是一個需要擴展的正面發展，雖然它也需要成為對此區域人民更為負責的機制。在拉丁美洲，好幾個有前景的區域性倡議已經在進行中，像是美洲波利瓦爾替代計畫（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 以及南方銀行（Bank of the South）。任何新的全球秩序都必須以對社會負責的區域組織作支柱。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正處崩潰邊緣，在更長期、更為基本及策略性的結構變革脈絡中，以上是需要迫切採取的步驟。現今的危機是打造新體制的大好機會。新制度終止的不只是失敗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治理，還包括歐美對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的支配；同時它還將換上去中心化、去全球化、民主的後資本主義秩序。除非更基本性的重建發生，否則這艘全球經濟潛艇不值得被帶回水面。


「外交政策聚焦」專欄作家瓦登．貝洛，現任「免除債務聯盟」主席，位於曼谷的「關注全球南方」資深分析家，菲律賓大學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