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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毓婷

今年8月25、26日，我應台灣環境行動網(TEAN)之邀，在氣候變遷青年培訓活動中擔任輔導員，並且在其中一場青年國際參與的座談會中，分享自己透過關注全球南方的氣候正義項目，所觀察到的國際氣候倡議工作。雖然我加入氣候項目至今不到半年，談不上什麼深刻的理解，甚至可能失之偏頗，但鑒於台灣政府從9月起優先推動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將來勢必提高國內社運團體參與國際的重要性，因此寫下本文作為記錄及分享。

國際倡議的政治問題

由樂施會、行動援助、綠色和平等大型組織支持的「氣候行動全球倡議（Global Campaign for Climate Action）」，正緊鑼密鼓地爭取各界人士支持。在瑞士最高峰、倫敦水族館各地高掛的TckTckTck 標語，不斷地提醒人們，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音樂名人號召快閃族發出心聲，他們相信只要聲音夠大，就可以說服政府付諸實施。

這樣壯盛的場面，讓不少人聯想起四年前的「讓貧窮成歷史（Make Poverty History）」。

2005年在愛丁堡舉行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對許多小型非政府組織和來自全球南方社會運動團體來說，是一個典型的教訓。那年在會場外，轟轟烈烈地聚集了二十萬反全球化運動的示威者。擁有資源的大型組織，固然能輕易吸收主要的動員能量，問題在於，這些組織基本上支持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政策，也因此形塑出這樣的成果：八大工業國同意，在2010年增加每年五百億美金的外援，並且豁免十八個高度負債非洲國家的債務，前提條件是，這些負債國要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

儘管Live8演唱會那樣激勵人心，主流輿論也大力讚揚解除債務運動的成果，但是大型組織為求表面勝利，而出賣草根大眾運動，甚至換來遺害更深遠的經濟政策。這樣的不良紀錄，即使在多年之後，仍令許多來自全球南方的氣候倡議者或社運人士擔心，自己所抱持的使命和訊息，將面臨再度被大組織去政治化的危機。

南北平衡 國際網絡的首要考量

全球氣候政策辯論中，最主流的倡議網絡，當推成立於1989年3月、擁有三百個非政府組織成員的氣候行動網路（Climate Action Network, CAN）。但是這個網絡所宣稱的全球代表性，卻受到嚴重的質疑，而且就來自於內部長期參與者。今年9月，在曼谷氣候會談的前一周，國際綠色和平的Alister Sieghart在CAN-Talk郵件群組道出心聲。

他說，CAN很不平衡地偏向北方國家以及北方組織，甚至引發南方新進成員的抗議。CAN的國際秘書處不但運作上愈趨官僚，而且地點就設在華盛頓，與美國氣候行動網路（CAN-US）同一間辦公室。Alister 還認為，CAN對附件一國家的減碳目標不具野心，在 2020年以前減量到1990年基準以下40%，低於小島國聯盟(AOSIS)要求的45%。甚至有一些顯然被美國政府說服的會員組織，還認為這個目標太高了，不夠實際。

氣候行動網路的經驗告訴我們，每一個全球運動網絡的成員組織，尤其是大型國際組織，都應該設法帶入更多來自全球南方的參與者，而不只是他們設在發展中國家的項目人員。

建立一個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網絡，當然是困難重重，除了語言問題，會議地點的選擇也是關鍵。如果必須在歐美國家的大城市舉辦，那麼是否有和南方草根運動關係良好的組織協助動員，以及提供發展中國家代表的經費補助是否足夠，就成為影響南方代表參與比例的關鍵。至於籌畫一個全球性的重大活動，例如高峰會外的大遊行，主辦單位更需要在籌備委員會的組成、甚至站台演講名單的選擇上額外留心。比如說，與其直接向大家徵求建議人選，不如先討論好挑選演講者的條件，是不是各大洲都有充分代表？南北比例是否均衡？選擇的是具指標性的社運領袖，或只是在歐美知名的人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