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o Ran 2008 Working partners' Blog

◆文佳筠撰，蘇毓婷翻譯
(標題為譯者所加, 本文取自關注全球南方出版之報告「氣候變化與中國：技術、市場和其他」，第六節邊境調整稅，中文版將於2009年11月印行。)

當前美國政界的氣候壓力集團，主要是綠色運動環保團體和工會的鬆散聯盟。其核心要求之一便是主張採用單邊的邊境稅或關稅調整，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徵收碳關稅，以保護美國工人的工作崗位。他們大肆宣揚，製造業工作正在從美國流失，而這些崗位都去了中國，“中國工人搶走了美國工人的工作崗位！”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首先審視一下這種說法的前提。沒錯，確實有大量的製造業被轉移到了中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迅猛增長的主因之一便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製造業的平臺。但是與許多人想當然的看法相反，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由於嚴重依賴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並沒有同時創造出更多的製造業工作崗位；相反，中國經歷了大規模的失業。相關統計表明，至少從1995到2002年，中國製造業工作崗位減少了15%，從9800萬減少到8300萬 。這一表面矛盾的現象的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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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毓婷

今年8月25、26日，我應台灣環境行動網(TEAN)之邀，在氣候變遷青年培訓活動中擔任輔導員，並且在其中一場青年國際參與的座談會中，分享自己透過關注全球南方的氣候正義項目，所觀察到的國際氣候倡議工作。雖然我加入氣候項目至今不到半年，談不上什麼深刻的理解，甚至可能失之偏頗，但鑒於台灣政府從9月起優先推動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將來勢必提高國內社運團體參與國際的重要性，因此寫下本文作為記錄及分享。

國際倡議的政治問題

由樂施會、行動援助、綠色和平等大型組織支持的「氣候行動全球倡議（Global Campaign for Climate Action）」，正緊鑼密鼓地爭取各界人士支持。在瑞士最高峰、倫敦水族館各地高掛的TckTckTck 標語，不斷地提醒人們，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音樂名人號召快閃族發出心聲，他們相信只要聲音夠大，就可以說服政府付諸實施。

這樣壯盛的場面，讓不少人聯想起四年前的「讓貧窮成歷史（Make Poverty History）」。

2005年在愛丁堡舉行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對許多小型非政府組織和來自全球南方社會運動團體來說，是一個典型的教訓。那年在會場外，轟轟烈烈地聚集了二十萬反全球化運動的示威者。擁有資源的大型組織，固然能輕易吸收主要的動員能量，問題在於，這些組織基本上支持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政策，也因此形塑出這樣的成果：八大工業國同意，在2010年增加每年五百億美金的外援，並且豁免十八個高度負債非洲國家的債務，前提條件是，這些負債國要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

儘管Live8演唱會那樣激勵人心，主流輿論也大力讚揚解除債務運動的成果，但是大型組織為求表面勝利，而出賣草根大眾運動，甚至換來遺害更深遠的經濟政策。這樣的不良紀錄，即使在多年之後，仍令許多來自全球南方的氣候倡議者或社運人士擔心，自己所抱持的使命和訊息，將面臨再度被大組織去政治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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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毓婷翻譯，趙中麒審校

2009年10月9日
CJN!在曼谷氣候會談閉幕大會的發言稿
更多訊息請見氣候正義部落格

主席先生：

我以「氣候正義，現在就要！」的成員身份發言。我們是一個包含全球許多組織和運動團體的網絡，為了在地方和全球兩個層面上真正解決氣候危機的方案而戰。

從巴里島氣候會談以來，我們一直期待美國的參與，特別是希望它最終如同其他附件一國家，在巴里行動計劃第一段(b)(i)部分之下，作出相同程度的量化總體經濟排放減量承諾，以達成它的歷史責任。

在邁向哥本哈根的路上，我們感到無比憤怒，因為已開發國家正將京都議定書拋諸腦後，並且用更多的碳抵銷和其他錯誤解案，來繼續往常的行為，而不是去確保所有附件一國家承諾的可比較性。很明顯，財團的利益已經席捲了已開發國家的政府。

拋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溫室氣體減量機制，來減弱已開發國家的責任，這是對環境和社會正義開了一個大玩笑。因為，這個機制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單一條約，容許由下而上的國家減量途徑，而不是屈從於科學與強大國際體制的由上而下的總量削減。

讓我們明白地說：京都議定書還沒有到期。只有第一階段在2012年結束，而且議定書中明定應該要有後續的承諾階段。對於京都議定書成員國來說，不進入第二階段，就是違反議定書第三條第九款的規定。

任何一個京都議定書的會員國，計畫終結京都議定書並且用其他較低程度承諾的劣等品代替它，都是令人無法接受的。我們要求已開發國家，不能以美國為藉口，而拋棄它們的京都議定書承諾。

自從巴里氣候會談以來，我們也期望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授權下，透過民主機制產生新的以及額外的金融條款，來提供減緩、調適和科技轉讓所需的緊急基金。對於這些提案被如此抗拒，我們感到無比氣憤。

在京都議定書和公約之下的義務，必須是在沒有碳交易的情況下達成。京都議定書成員中的已開發國家，必須尊重他們在法律上的承諾，並且不能企圖在長期合作行動之下，合併額外和關鍵的義務。

巴里行動計劃之目的是要執行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而不是要改變它。採取第一個以及最大的步驟來達成京都議定書和公約的願望，是北方已開發國家的法律和道德責任。

在目前的狀況下，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有極大的失敗危險。我們必須在心態上根本改變。

◆趙中麒翻譯，蘇毓婷審校

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聯盟
聲明書
2009/09/29

我們─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聯盟（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for Climate Justice），因為一個史無前例的衝突，而聚集在泰國曼谷表達我們的立場。這是一個與資源有關的衝突，一個因為任意消耗資源以牟取暴利與沉溺於消費所造成的衝突；這是一個讓私人利益主導並支配公共利益的衝突。

這個衝突所造成的嚴峻結果之一，是全球暖化和它對地球的影響，包括：海平面上升、嚴重乾旱造成的大量環境難民，以及日益頻繁與嚴重的極端氣候事件。在我們說話的同時，這些衝擊才剛要開始呈現出來。由於全世界所面對的環境災害與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密不可分，因此，氣候變遷的影響，也包括了經濟的快速解體、工作機會的流逝與生計的崩潰。

除非公平與正義的呼聲在此衝突中勝出，否則全球規模的人權侵害以及所有生態系統的崩壞，將會繼續，而且更為惡化。

我們─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聯盟，相信要解決氣候危機，就必須要進行全球體系─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的基本轉型。為了防止氣候危機造成災難性與無法回復性的結果，在目前有限的時間條件下，加速徹底的社會轉型過程極為迫切。這個過程包含如何迫使各國政府對氣候正義採取行動。

這是我們今天聚集在泰國曼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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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偉傑＠BJ

之前，收到了一份邀請函，是關於一個罕見的研討會，罕見的原因在於他不是在大城市舉辦，而是在一個縣級市，而主辦的是一個長期在地耕耘草根NGO，主題是很吸引人的「資訊公開、公眾監督與模式創新」。

主辦方是希望，圍繞共同的主題與會者直接對話、深入探討，尊重異見、也歡迎質疑，共同產生一個廣泛認可的、可以複製推廣的水污染治理新模式，為中國促進水環境保護走向新階段。因此，會議採取「有益探討、現場考察、觀點互動、平等交流」的方式。

當地企業自認為對水污染問題的態度，其實也反應了這將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變遷的面貌：1994前幾乎是完全沒有處理就直接排放， 1997對達標驗收問題開始進入「認識」瞭解階段，1998-2001間尋求的是花錢找技術，但問題其實一直沒也解決。2002-2004，開始看待「企業管理、環就管理」這事，這時環保法規架構也漸漸成型，因此2005，終於以清潔生產、循環經濟、減排的基調，讓這個傳統產業找到真的「利基」點。

在中國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十一五），把節能減排的目標清楚列入，另外環境部的「流域限批」政策（對於地方一定區域內污染未改善前停止新案審查），也讓很多地方政府得以順勢而為。企業信息公開主要是關於污水排放的COD（化學需氧量）以及氨氮、排放污水總量和排放去向，安裝了即時監測儀，所測結果透過無線數據採集儀送到省環保局。這資料報表可公開查閱，並有公示牌公告在污水處理場檢測室門口。當地NGO組織以前是以揭露企業污染為主，但時至今日，是以合作模式委由他們做水質排放的環境資訊公開。

這模式具可複製性嗎？

企業的關鍵在於「清潔生產」以及「循環經濟」。原來惡名昭彰的超標廢水排放，變成「有機肥料」，2008年甚至已有將近2200萬人民幣的利潤；污水量變少，濃度也下降，排污口從以前的四個排污口（當時約有8個暗管），到現在只有兩個排污口，因此企業也願意公開信息。其實企業在當地也有空氣污染問題，但環境信息公開並不包括空氣部份，因此是有條件的，但也可證明「環境信息公開辦法」是可行的，而非有人認為窒礙難行。但在當地，其他企業情況不明，而且，污染減量技術無法構成「企業循環經濟」誘因的那些產業，該拿他們怎麼辦？

地方政府在資訊公開方面顯然並不特別積極，但願意對公眾參與有多一點的配合。例如NGO在淮河源頭800公里的河段上建立了『淮河自然生態保護網路』，設立八個「工作站」，類似台灣的「河川巡守隊」，對企業排污口進行定點監測，一有狀況立即通報環保局，以他們的講法，就是由以前的「游擊戰」，轉為「陣地站」。

現地的實際走訪，環境現場才是更好的導師。到的是一條支流叫做泥河，當天泥河是黃色的，地方的人說夏天河是黑臭，是上游的二氧化鈦以及皮革等廠的污染。因為橋面塌陷破洞，所以我們下車往前走，沿著河走，零散前進，才有機會跟小路上的幾位村民長輩閒聊。家住大褚莊村的兩位褚大爺兩兄弟，牽著鐵馬，慈祥和善的說：我們村子很多有胃癌。

我們的目的地，是要去將近離下車步行四公里遠，那裡是裝設「淺層地下水生物淨水裝置」的地方。村子裡都是鑿井喝地下水，但因為河川污染，也污染地下水層，所以昔日二三十米的淺層地下水井，後來檢測，全都是嚴重超標的致癌物質。因此除非能鑿更深的深水井，但誰又保證就一定沒事？淮河衛士引進了這「淺層地下水生物淨水裝置」裝在一戶人家家中，一套成本兩萬人民幣，全村都可來這打水，每人戶月只要繳2塊錢即可。


看過一個研究報告，農村裡地下水污染，除了工業污水毒水的排放，還有垃圾污水，以及化學農藥、肥料，都是主要的原因。衛生環境不佳的情況下，水的品質導致小孩子拉肚子的問題，變得巨大甚至致命，而過度且不當使用農藥，也都是慢性悲劇的催命符。要出差前，很多人都好心的跟我說「去河南要小心」，說那地方比較亂，小心受騙之類的，但我走一趟，真的就能體會那種種資源分配嚴重不公，或是被遺忘被忽略的相對剝削感覺。

工作坊還特別安排了一個座談，是讓企業直接面對與會團體「回答問題」。有一位在地的志願者一直提醒「我們都只在說排了多少水，但工廠用水到底哪裡來？量多少？是不是抽走我們原來要喝的水以及種田的水？」這個提問，在會議座談會中，企業選擇性的沒有回答。這其實是很關鍵的問題，卻也是大陸的環境項目裡比較少提的問題，因為畢竟污染的狀況太嚴重太急迫，減排也是國家重點政策，但，如果要全面面對整個「水污染」問題，或許要談的是整個土地使用規劃、環境承載、以及產業選擇，那麼「水資源」或許才是關於發展與環境管理的一個重要槓桿。

一位周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建議與看法，是關於「農村流域水汙污染受害社會救助體系建立」。首先，是因為類似的污染公害情形，即使如「福建一化工廠污染的著名案例，是中國第一次全體集村訴訟。但事實證明，走法律途徑解決的話，時間拖太長也太難，而且在納稅大戶的企業面前，行政協調力度太小，所以社會救助體系急需建立。這必需有各方力量的投入，包括政府體系、企業、社會力，以及受害者本身及其社區。

我終於比較明白，這是「清潔生產」、「節能減排」，再來還有「最佳可行技術」等環境技術與管理，但就是少了「污染環境總量」，少了制度性的「社會救助」，也還少了「發展模式」的深沈討論。

跟幾位與會的當地NGO的人一見如故，很多故事簡直不可思議，一些環境資訊與統計數字，都變成一張張真實的臉孔以及一個個生命故事。他們要我留下來去他們農家多玩幾天，我不敢答應，因為很心虛；不過我要是以後真的有幫了點忙後，我會盡興享受他們田園的熱情招待。

Helen Yang 2009年7月於倫敦

500 Founding Friends

Neil終於向大家宣佈London Citizens今年有175,000英鎊的赤字。其中75,000英鎊必需盡快在2010年1月內補齊。雖然Neil口上說，以前也發生赤字情況，相信這次也可以渡過難關，但是，我發現宅心仁厚的Neil，臉上少了些笑容。

為了讓Neil臉上多一些笑容，我自願參加，成為募款團隊的一份子。也自願在明年農曆年過後，企劃一個華人社區募款餐會。這是我們的會員---B.C. Project的李董事長主動提起的。當然，籌劃募款餐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距離農曆新年，還有好幾個月，相信是有足夠時間，來做籌劃工作的。

500 Founding Friends Project從去年已開始進行，我是成員之一。不過，隨著London Citizens的赤字浮出檯面，500 Founding Friends Project在最近積極展開工作。此一計劃的成員，首先要邀請能捐出1,000英鎊的朋友，再由這些款項，找尋500位 能捐出1,000英鎊的朋友。這樣，就能募得500,000英鎊。以此推算，London Citizens最終目標是壹仟萬英鎊。

大家在想能捐出1,000英鎊的朋友，Neil說要向他做醫生的兒子募款。其他的人要向有錢的父母、伯父母、舅舅、姑姑、堂兄弟，甚至前任老板，進行募款。我在倫敦還沒有辦法，向新認識的朋友，募集1,000英鎊，我所能做的，就是籌劃一個華人社區募款餐會了！500 Founding Friends Project成員，也接受了我這項提議。

另外，我也向Neil保證，我的“台英婦女大會”決不超支，並且要有盈餘。所以，無論是場地、餐飲、宣傳的費用，我都錙銖必較。事實上，我的大會企劃書， 在七月初，已得到駐英國台北代表處，張大使小月的認同，我相信以她資深的外交經驗，知道在倫敦籌劃一個台英婦女大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問我需要多少費用的補助，我計算了一下，就說800英鎊，她馬上答應說：「好！」我也邀請她在大會開幕，致歡迎詞並介紹台灣政府終止『人口販運』的努力。

感謝浩然基金會也捐助了800英鎊。觀光局提供台灣原住民婦女製作的手提袋。長榮航空及圓山飯店則提供機票、住宿券作為台英婦女大會抽獎之用。

與大家分享500 Founding Friends Project的說帖：














Citysafe Talent Showcase

上個月，已向大家分享過，以我個人將近一年的觀察與研究，我認為在London Citizens四大行動(campaigns)，就屬City Safe Campaign，最能得到華人社區的認同。我也積極了解及參與此一行動。

City Safe Campaign最近舉辦了Citysafe Talent Showcase. 類似台灣的《星光大道》或《超級偶像》，在英國叫做《才藝選秀》或《你也能成為大明星》。籌劃這項Showcase，是從六月開始，由組織工作者(organizer)帶著學生義工們，開始行動。學生義工們來自St. Angela’s and St. Bonaventure’s Sixth Form College, Forest Gate. Citysafe Talent Showcase其目的是幫忙Newham地區實踐社區的共識----社區每個人，參與維護社區安全，確保生命安全。

這是一個典型結合社區的學校、教會、警察局、清真寺、公共汽車公司、及社區企業，共同為響應社區安全所做的努力。同時，建立起社區與年青人及學校的關係。參閱Citysafe Talent Showcase現場坐次表及現場傳真，可以窺探一二。




















Citysafe Talent Showcase 於8月28日晚上7:30至9:30在社區的Stratford Circus舉行。光是場地費〈包括預演、音響及周邊設備〉就要1,200英鎊。當晚有200餘位年青人及其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老師、社區領袖參加。入場券採售票制，每張票7英鎊。入場券早在一星期前售罄。

比賽贏得第一名者，獲得300英鎊的獎金，並且可以在11月25日London Citizens的年度大集會中表演。此次Citysafe Talent Showcase除去一切開支，淨營收為800英鎊，作為City Safe Campaign往後的專用。

Citysafe Talent Showcase是London Citizens今年度 (2009) 首次舉辦，由於非常成功，已經列入為London Citizens兩年一次的大活動。

◆陳虹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個韓國白領大叔C先生，萬萬沒想到在公車上的一場辱罵，可以讓他和兩位受害者成為眾媒體的焦點，也成就了現在性別-種族話題的延燒。1955年，Rosa Park在公車上拒絕司機帶有種族歧視的「讓座」要求，在美國拉起弱勢族裔伸張公民權運動的序幕。我們都沒有料到這個小事件後來引發韓國各種電視、報紙、雜誌媒體的採訪報導，追溯其因，我們驚訝地從記者口中聽到，在韓國近二十年間歷經大量移入外國人的歷程，我同事因「種族歧視」原因向韓國人、警察提起告訴，竟然是司法案例上頭一樁！另一方面，在ARENA經歷人事變動的辦公室裡，我成了唯一能以簡單韓文對話的接線生，窘迫得可憐的韓文能力，開始應付媒體電話訪談邀約、聯絡不同在地團體共同組成對策委員會、處理記者會準備事宜…各種尷尬的語言溝通情況在在讓我腦筋開花幾度快要崩盤，不過無論如何，終究還是撐過了起頭這段艱苦時間。

在第一波行動記者會上，發言主角群包括A、B，聖公會大學校方，以及其他我們鮮少聽得見的聲音…。「當大多數人逐漸注意到移民、移工的生存勞動狀況，或許在座各位並不曉得來自非洲的難民們逃到韓國之後，在韓國生活的境遇吧」、「沒有任何經濟基礎逃到韓國來，等待身份批可的期間漫長難熬之外，能到哪裡工作就到哪。所以我身邊的非洲女性朋友們大多擠身在工廠提供宿舍裡。對於居住環境沒有自主權利，性騷擾，當然也少不了。但這些韓國工廠主人並不想跟黑女人發生性關係，卻好奇這些來自非洲的人是如何…」對於政治難民出身的剛果人權工作者Yionbbi的控訴，在場許多自認為對移民工處境還算了解的組織工作者、來旁聽的學生群或記者都驚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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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虹穎

六月中旬ARENA舉辦了「亞洲種族主義與霸權」的公共論壇，討論內容集中在下列問題：亞洲發展過程中，西方霸權般的定義如何轉介「種族」？在亞洲不同國家哩，人口又是如何被「種族化」標籤並對待？在亞洲不同民族/國家之間是如何消化、反芻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西方霸權種族化的「前現代式」認同，如:種姓(caste)與部落(tribe)？
這樣的問題如何整合入社會行動主義，以及相關的教育計畫？然而一場意外的發生，讓直接的後殖民種族主義傷口曝露，更主動地掀開先前在公共論壇裡「性別-霸權」視角論述的不足；亦步亦趨追趕在運動時機點過程中，也讓我們進一步面對目前在亞洲普遍對性別-種族-階級歧視整合性社會行動的缺乏。

從一場「公車意外」燃起的反性別-種族歧視運動
就在論壇辦完不久，原先負責此次會議的印度同事，就在公車上遇到天外飛來的種族歧視，這場小意外也掀起了我們接下來一連串行動，盪起韓國社會對於種族與性別歧視的波瀾。

事情發生在公車上。某天傍晚，我的印度同事A和另一個韓國女性朋友B一同搭公車，在公車聊天時，坐在他們後方一位中年白領上班族男性C，帶著微醺酒意突然來意不善地對A大罵：「渾小子打哪來的？你哪個國家來的倒是說說看啊!」、「這個黑人，這麼臭」! 之類的云云。他們原先打算裝作沒聽到了事。C就惱羞成怒，先是指著我同事大喊「You Arab! You Arab!」然後轉向朋友B大罵：「朝鮮妓!跟外國黑人在一起很得意嗎？妳還算是韓國人嗎？別丟韓國人臉了」!隨後雙方開始有些肢體拉扯。我的兩位朋友忍無可忍，先衝去請司機停車，然後兩人一同揣著C男，拉扯了兩百多公尺距離到警察局報案，隨後雙方互相提起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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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楊丹祺

這是印度綠色和平的電子報標題，從兩年前毀壞煤電廠煙囪的行動講起，法律控訴今天依然持續糾纏當初的行動者，文章並以Al Gore的諾貝爾獎感言揭示重點：“我不懂怎麼沒有成群結隊的年輕人去阻擋推土機，以防他們興建更多的煤電廠。”意在告訴讀者，對抗氣候變化，如果(被認為)”適當”的管道行不通，是時候讓公民的”不服從運動”上場了！(電子報內文請參考：http://links.mailing.greenpeace.org/servlet/MailView?ms=MzM5MDE3NzMS1&r=MjgyMTQyMjY4MAS2&j=NTcwNTQ3MzMS1&mt=1&rt=0)。

電子報由煤電廠事件的行動者撰寫，他也是綠色和平傳播部門的工作人員，職稱是”Hippie 2.0”(來自Web 2.0)。同事將這篇文章分享給大家，主因是要向它的動人/煽情(兩者的區別僅是一線之間)學習。

的確，文章開頭以名人的發言鼓舞讀者，再談到當初一位懷有身孕的行動者、自己的女兒等，而兩年來法律控訴的糾纏及政府的作為交插其間…鋪陳好感性的故事肌理，進到正題：氣候變化與下一代的未來。

最後兩段，援用民主程序失敗的例子，說明”直接行動”的正當性，希望讀者進到”Green Idol”網站(氣候變化項目的專屬網站)，閱讀這些行動者的故事，並且留下個人資料，成為支持者(這思路就像中國分部的”I Care”網站)，而支持者的人數成為評估campaign影響力的指標，代表著多少人認同綠色和平；未來能保持聯繫並且影響更多潛在支持者；用這個人數作為”問責”(accountability)的證明與談判的籌碼。

這也是中國辦公室亟欲爭取的，方法也相似，但因為政治、文化的差異，在用詞上，多以”志願者”(volunteer)代替”行動者”(activist)。每個項目會透過公眾推廣及經營，累積此議題的支持者，除此之外，綠色和平的網站上還有志願者的文章專區，希望用個人的故事，鼓勵更多人加入。有些活躍的”核心志願者”，已經承擔起活動規劃的工作了。附帶一提，之所以會有志願者專區，是透過向支持者做問卷調查得出的結果，大家都很好奇其他人的心路歷程。

之前提過，綠色和平的公眾推廣計畫以網路為主要渠道，因此，網絡志願者的招募更顯重要。中國寬頻用戶的人數接近美國的兩倍，近四分之三的使用者年齡在13~34歲之間，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使用者定期拜訪Web 2.0的網站，也就是用戶可上傳照片、發表文章等強調互動性的網站。(資料來源：http://gadgetwise.blogs.nytimes.com/2009/08/25/chinese-use-social-networks-more-than-americans-until-the-government-shuts-them-down/ )

這些網絡志願者，可能是某個環保或地方論壇的版主，有一定的影響力，或是熱衷於瀏覽web 2.0的網站、貢獻內容，綠色和平依靠這些志願者，將最新消息發布在他們的”地盤”上，或是藉由回覆相關文章，援用綠色和平的發言，引發討論，以耕耘大眾的環境意識和對綠色和平的認同。

另外，也時常接到網友們反饋的email，提供如何進行推廣的建議，我在8月中旬，接待了來自上海的熱心支持者，他們利用洽公之餘，到綠色和平來表達合作的意願。這些建議與綠色和平的”策略’儘管常不相合，但這些民眾的意見像一面鏡子，照出民心思變，也映照出綠色和平也許思考不足、尚待斟酌的觀點。

東江之水越山來 「東江之子」從香港、廣東、江西來
帶義工到東江水源頭具體實踐飲水思源
邱姿蓉^&^香港

因為項目網站建置延遲，讓我手上最重要的網頁籌款工作只能是規劃和想像的階段，但開啟另一層忙碌卻更有實驗性，半年來的香港、廣東和江西的奔波後，我們終於第一次有了嘗試跨區域和文化建立合作平台的機會。

回歸項目飲水思源的精神，身為子計劃的「東江之子」專案目標是建立整合平台，範圍從東江上下游區域(東江水供應了中下游三千萬人的飲用和日常用水)，向包含香港、廣東和江西三地進行宣傳和教育，合作對象鎖定：專家學者、專業社團和大學生，從中尋找義工人力作為項目發展人力資料庫，準備為將來東江源頭轉型為生態村過程的不同項目需求，創造活力和人力。

以NGO經營方式來分析，台灣環境NGO基於跨大參與公眾層面和影響性，或財務支援的限制(絕大部分組織無法聘請領薪人員來發展業務)，習於用義工參與或者以義工為組織主力的彈性和維運來達成組織目標，也是FoE想在此次義工活動中所創造的價值，甚至想推行成為項目特色；台灣荒野運作義工活動的成熟和專業，適度轉譯後成為影舞者，但最大的差異度在於荒野並不預設或者主導工作目標，而是鼓勵義工自發性的建立工作團隊，更強調在讓義工如何更有凝聚力和成長，這並非個人在荒野的專業，感謝荒野資深義工和專職的分享，讓活動的執行期能更順暢。

「合作」是看見、打破，再融合的共生過程
在長達三個月的操作過程中，我所遇到的最大考驗和樂趣，在籌備和執行過程等環節充分感受到跨區域合作時的活絡脈動，看著當初直覺像預言般的發生，整個夏天活的像頭嗜血的豹子，字字珠磯的寫著每封mail，嗅聞著成事時機是否來到。

要將外部多樣的公益資源引入專案，前提是找出東江源村和 FoE對於未來發展的想像，或可說是藍圖繪製的過程；在本地的民生困頓要改善和外界源頭水保護的任務下，FoE選擇用保障收入為誘因，以輔導當地民眾設沼氣設施和轉型生態服務接待戶為項目內容，創造共同打造生態農村的合作空間之下，先解決當地問題一直是優先考量。

這次義工活動是透過有條件的合作，具體說來是安排義工直接入住合作接待戶就帶來一項立即的收入，打破村民的觀望以及等待金錢補助的心態，更是 FoE由外來者被認同為在地一份子的重要觸媒。

將這幅藍圖展現開來，接著就是定義不同單位的合作空間和階段任務，香港FoE、中國 (策略合作之大專院校社團，如華南農大、江西景德鎮陶瓷學院、綠色江贛)和台灣荒野，三方對於環境保護想像和參與概念接受度有落差，主導者香港FoE作為運作主體，從各方設定角色、衝突和協調的過程中，力圖尋找一個適合東江源發展為主軸的義工運作模式，中國合作的大學生團隊則主要作為義工實踐主體，荒野的經驗則展現在活動執行期間的義工精神凝聚和確保方向的掌控上。

工作目標和原則
1. 從和東江發源地的農村相比較富裕的香港、廣東和江西，透過大專院校和專家的合作，建立義工合作互動的平台。
2. 引進外界資源解決當地急迫的需求，如教育服務、農民教育訓練等，實踐FoE在協助東江源村轉型生態農村的承諾。
3. 生態工作假期的小型示範，更明確定義保護區內的遊客就是履行生態責任的義工，參與FoE設定的項目工作。
4. 結合專家和義工意見，以成果簡報的方式，公開發表提供給予當地領導發展上的建議或作為施政改善上的基礎。

強調目標導向的團隊管理
六月份，經過徵選、面試等程序甄選出20名左右的義工(包含三位專家)，以體驗農村生活、以尊重當地文化和現況為基礎，盡一己之力服務當地為主要工作內容，規劃在十八個工作天內，協助當地完成生態規畫前期籌備工作。

分組目標
1. 繪製東江探源綠地圖和植物認種：以現有村人分工合力修築出的探源路為架構，規劃第一份東江探源路線圖，沿路並記錄植物，為往後發展自然導賞員教育和生態旅遊作準備。
2. 農村學生教育：村內的唯一學校，東江源小學長期缺乏合格老師甚至無法傳遞正確的知識，一~四年級的學生約70人，平日併為二班一起上課，透過暑期課輔方式，讓學生可接受較有品質的教育。
3. 入戶調查：調查村民年收入、家庭成員和移民工狀況，孩子教育等基礎資料，從中了解村民對於FoE在地工作的想法和潛在需求，作為項目發展上的參考意見。
4. 客家文化素材蒐集和記錄：東江源村是標準的客家村落，透過專業攝影和文字寫作，以田野調查方式全面記錄食物、生活、人和自然的戶動、傳統信仰等，計劃將東江樸實客家文化吸引香港公眾前來一探究竟。
團隊工作
5. 農村環境改善：中國農村普遍缺少垃圾清運機制和設備，在源區對於生活垃圾的處理總是往河邊丟，尤其是空農藥瓶更在河流中隨處可以見，除了義工身體力行清潔河流之外，也透過宣導活動教育垃圾分類和回收的觀念。
6. 學習如何作一個「好客人」：
為了試行生態工作假期的可能性，所有義工的吃住都被安排和客家接待戶一起過家常生活，白日甚至跟著到果園作粗重農活，FoE希望透過他們的真實體驗，不只和接待戶建立友誼，也能以外來者身分提供改善服務的觀點。

FoE是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的來執行這個專案，從策略、籌備、宣傳、執行等環節只有三個人像陀螺似的轉，所幸團隊有共識的主動互補和學習多過於由上而下任務的指派，有助於培養成員對項目的全方面視野和對危機的敏銳，各方意見也大多能夠被聽見、公平的對待處理。

不諱言，也有進度趕不上或者執行不如預期而氣餒的時候，主管所展現的態度是我最喜歡的那種：「只要盡力，就是達成我們設定的目標了」，簡而言之，就是媽媽領導。

溫暖的母親風範適合自主且互補性高的團隊，而走出香港、進入江西鄉間的十八日，我們真正要帶一群彼此都仍是陌生，且有香港繁體字VS內地簡體字差異的學生夥伴去完成任務；我不得不說，紅蘿蔔和鞭子並存的管理智慧，就是「愛的教育、鐵的記律」，"爸爸"和"媽媽"都不能缺席。

寫到這裡，自己覺得很神奇，從一開始只是建議策略和提供諮詢的旁觀者，最後成為執行期間的地下導演之一，看下去，小心別讓我們的熱情燙著你！

Helen Yang 2009年7月於倫敦
八八水災--倫敦賑災募款活動-----細思社區組織工作
8月9日在倫敦最駭人聽聞的消息，就是台東知本溫泉區，六層樓高的金帥飯店，一瞬間被暴與沖下溪水中。這個驚心動魄畫面，嚇壞了許多英國人，連修道院的修女們，都打電話來給我，關心此事。接下來好幾天，都是令人傷痛的災情，讓我身在倫敦，心繫台灣，常常上網，追蹤水災最新動態，心情非常沉重，更為罹難者難過不已。

在倫敦心情沉重的台灣人，不只是我一個，因為電子郵件信箱，湧入許多，台灣僑界社團發起捐助八八水災的信件。8月15日參加台灣琵琶演奏家駱昭勻的演奏會，當場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發起募款。

諸多為台灣八八水災展開的倫敦愛心行動，但是，讓我得到“震撼教育”的是8月18日『唐人街賑災募款活動』。記得在7月底，台北辦事處僑務組，通知在倫敦的台灣僑民，8月18日實踐大學將在倫敦唐人街，表演“宋江陣”請大家前往加油打氣。後來，通知改為『唐人街賑災募款活動』，於是我馬上更改行程，決定前往參加。





圖說：婦聯會英國分會孫愛珍表演山地舞。





圖說：實踐大學於賑災募款活動中表演“宋江陣”。



細思倫敦華人社區組織工作

從辦公室前往唐人街時，Joy不在，所以沒邀請她一同去。坐上倫敦“百年地鐵(捷運)”心想，這可能是個“小規模”的賑災募款活動罷！因為倫敦華埠的僑團，多數以支持中國政府居多，同時，台灣僑民人數不多。

那知道，到了唐人街，才知道“台灣人”小看“台灣氣勢”。 活動現場，紅布條及旗幟高掛，實踐大學同學的宋江陣也擺開了！人潮更是擠得水洩不通。原來，此次賑災募款活動，是由『倫敦華埠商會』與『英國華僑協會(台灣)』聯合舉辦。籌備時間只有短短3天。記得『倫敦華埠商會』我們是聯絡過的，但他們卻沒有支持London Citizens 的活動。

更難得的是，華人社區領袖全到齊了，來自台灣的、香港澳門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甚至於來自中國的。其中，『倫敦華埠商會』會長吳國強、全英華人華僑統一促進會長單聲及『英國華僑協會』會長儲中流等知名人士，我跟Joy都認識他們。只見這些華人社區領袖，同心同意，為台灣八八水災盡力！身為台灣人，我是感動又感激。當日短短3到4個小時，捐款總數為12,000餘英鎊。

回到工作崗位，我認為這次『唐人街賑災募款活動』，給予我在工作上的“震撼教育”。首先的一個發現是，這次活動的人潮屬性，與London Citizens 『陌生人成為公民』的人潮屬性截然不同，身為社區工作組織者，我們是否忽視了，這些有愛心的華人社區領袖呢？我們是否與他們建立起良好關係？我們是否清楚地，向他們介紹，London Citizens 的理念與宗旨？我們是否由他們的觀點與他們的關心為出發點，再就由London Citizens既有的行動當中，找出來較為適合的行動呢？

我個人認為 City Safe Campaign比較適合倫敦華人社區的，因為在此行動之下，有City Haven Project，讓社區的商店、餐館與雜貨店，成為青少年遭遇攻擊時的避難所，可以得到安全與保護，因為這些店家與附近警察局有連線，同時，店家也善盡了它們的『社會責任』。當然，在唐人街推行起來，還要一番努力。同時，我也認為，City Safe Campaign可以在台灣推行的。近幾個月來，我投入並參與City Safe Campaign的許多活動。然而，我個人認為London Citizens得到最大贊助的 Living Wages 是不容易在唐人街推行的。

另外，在倫敦的華人社區組織，總是對我們說，繳不起600鎊London Citizens的會費。他們好像也不積極去籌募會費。經此“震撼教育”我認為這不太對。華人在倫敦的經濟基礎，較其他少數民族為富裕。同時，中國、台灣、新加坡的外匯存底，世界排名，都在前面幾名。“繳不起會費”真說不過去！London Citizens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繳交會費後，才可以開始進行服務與訓練，只是Neil宅心仁厚，並沒有對倫敦華人社區工作，執行得如此嚴厲。

我最近做的一件事，就是為一個華人社區組織，籌募600英鎊London Citizens的會費。當然，我和Neil事先毫無規劃，我只是順口說說，沒想到就募到了！現在我們有三個，繳足會費的會員。接下來，我有兩個，Joy有一個，希望我們可以達成Neil給予我們6個會員的目標。

Stop Loan Sharks
上個月的工作報告，提到New Transatlantic Campaign (跨越大西洋集會遊行活動)。其主旨是恢復防止高利貸法令，嚴格規範放貸銀行及信用卡公司的利率，不能剝削借貸人。活動分別在大西洋兩岸的紐約與倫敦，同步進行。

我因為有參與此一行動，知道London Citizens如何籌劃，如何執行此一行動，在過去兩個月來，London Citizens下面的三個大組織：東倫敦、南倫敦與西倫敦組織，都在積極召開『House Meeting』，就是在一個社區領袖家中，或者大家認為方便的地方〈教會副堂或是一間咖啡館〉，社區代表們坐下來，述說自身因金融風暴，帶來的失業、信用卡高利率、銀行借款困難、或遭遇高利貸等的困境，有了這些資料，再由各個社區領袖彙集，找出相同與相異的觀點，大家再研究如何將觀點文字化，再進一步討論，如何進行該有的行動。

London Citizens的『House Meeting』以及倫敦的媒體〈例如Daily Mirror 每日鏡報，見下圖〉都關注『金融大白鯊』的議題，Neil也e-mail給我許多有關資料。我會發現英國倫敦警方，正在進行『Stop Loan Sharks 終止高利率借貸大白鯊』〈見下圖〉行動，可以說，新聞記者的直覺反應，事情始末如下：




















有一天，我前往位於King’s Cross的華人衛理公會，洽談London Citizens幫忙其會友，打死亡賠償的官司事宜，洽談完畢，我順道拜會，我教會查經小組成員，福音戒賭中心經理陳烈明弟兄，他的中心剛巧在華人衛理公會的樓下。

陳弟兄在查經小組分享，寫完中心的營運企劃書時，覺得不甚滿意，我告訴他我是EMBA，或許可以幫幫忙，所以我順道拜會。當我到達福音戒賭中心時，陳弟兄正在與英國倫敦警方開會，我很好奇，當知道英國倫敦警方，在進行『Stop Loan Sharks』的行動，期望幫助華人社區的賭博圈子，進行掃除高利率借貸大白鯊，我深感欣慰。我想是否與福音戒賭中心合作，在華人社區進行一個行動呢？不過，這得留給Joy去傷腦筋了！我雖然與陳弟兄很熟識，但福音戒賭中心是歸給Joy聯絡。那天，我也清楚告知陳弟兄，London Citizens最低會費是600英鎊，這是他還不知道的。

文/ 楊丹祺

從六月底到七月，是我在綠色和平壓力最大的時期，原本統籌氣候項目推廣工作的同事去了北極，所以我要在接下來的一個半月中，暫代他的工作。(去北極？這是何等驚人的理由！不過他是去加入綠色和平的科學考察，探勘融冰現況。)

除了承接同事原本的工作(幸好，有其他人共同分擔)，還要善用他去北極見證冰川消融的話題性，大肆推廣一番，此次尚有南方周末(報紙)的記者、網易新聞的編輯同行，因此，我們與這兩個媒體都進行了北極專題合作，並對它們寄予厚望，希望藉此擴展綠色和平的影響力。

加上原有的推廣工作，我壓力大到一度向manager表達“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繼續下去”的想法，幸好，在大家的溫情支持並提供實質工作建議--”prioritize!”—之後，我獲得動力、披荊斬棘地度過剛接手的那些日子。

覺得壓力大，並不只因為工作量的原因(我必須承認，有一部份的原因跟戲劇化的性格有關)，最主要的因素，是新工作的複雜性，以”I Care”公眾推廣計畫為核心(“I Care”的內容請見我的前一篇報告)，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

(1) 與項目組同事的協調。由於”I Care”是根據項目組的活動、目標所擬定，每週有一次協調會議，討論工作進度、遇到的難題、解決方案、各團隊(項目、平面媒體、網路推廣)如何挪出資源互相配合。

(2) “I Care”本身的經營。為了維持”I Care”豐富的內容、優化使用介面，3-4個同事分別負責不同的面向，而我要做的，是確保大家在同一個軌道上，計畫中的事項一一發生；另外，還有跟網路組的同事溝通，確保與官方網站、電子報的資源共享、合力宣傳。(網路組與公眾推廣組不同，實則密不可分。)

(3) 與外部網站的合作。這部分在之前的報告中著墨甚多，在此不加贅述，主要的概念是”I Care”作為供稿來源，向其他網站提供內容，以爭取綠色和平的議題曝光。

隨著時間推移，工作漸漸上手，原本複雜的風景看來也就不那麼可怕了。也因為有此”暫代”的機會，我能參與到氣候項目核心的討論中，與同事腦力激盪明年甚至是未來三年的項目遠景，感受最為深刻的，則是年中檢討會裡大家開誠佈公的檢討，並且有效率擬出行動要點，在現實允許的狀況下力求改變。

這個年中檢討會的屬性是跨部門、跨項目的，除了原本著力於氣候議題的成員參加，還有各個團隊派出的代表，力求呈現多樣視角。也是在此會議中，我發現大家分享著某些工作中的困境或無力感，而對於可能的解決方案，在大方向上相當有共識。

儘管一次的會議並不能造成重大的轉變(事實上這也有些不切實際)，但我的確看到改善的行動漸漸被落實、存在已久的爭議搬到檯面上討論，待的較久的同事也說，氣候組真的是不同了，而我有幸在這個轉折點加入團隊，即使僅是驚鴻一瞥。

文/ 楊丹祺

經過五月份的洽談、設計推廣活動等準備工作，在6月5日世界環境日，我們與網易(163.com)、百度、中國天氣網、西祠胡同的專題與活動終於上線了，之前提過，與時間賽跑的壓力緊迫盯人，因此，這一天所取得的進展對整個氣候團隊來說(無論是項目組或是負責推廣的同事)，是非常振奮並具有指標性的。

除了氣候項目的推廣，同事將以”處女空氣”(回聲樂團)為配樂的綠色和平短片，推薦上了Youku視頻網站的首頁，而我也聯繫了聯合新聞網與Yahoo!綠生活的編輯，將不同的項目(campaign)新聞作首頁推廣，主題包含：製鞋公司破壞亞馬遜森林、日本青森的反捕鯨T-shirt展、項目總監在環境日寫給女兒的一封信等。

你可以想像，一天之內有這些合作上線，推廣部門內部充滿了雀躍的通知信與祝賀的email，我還記得這一天緊張混合著興奮的心情：一方面擔心這些專題能否順利於當天推出(delay是常見狀況)，確定之後則是開心地通知大家，”喜訊”接二連三！

不過，這一切只是起點，專題內容需要持續”餵養”，活動熱度需要製造話題或加入其他媒體的報導壯聲勢，通常以一個月為一個輪迴，之後可能是推出一個全新的專題，或是進入第二波的活動。以氣候項目—“I Care”(推廣計畫及網站的名稱，http://icare.greenpeace.org.cn/ )—為例，其內容分為以下幾個部份：

(1) 氣候變化中國行：每個月至少走訪中國的一個省份或城市，調查氣候變化對當地的影響，帶回文字報導、科學數據、短片與照片。

(2) 月度行動：每月推出互動遊戲，以flash形式為主，可能是問答遊戲，或讓使用者製作某個主題的banner。

(3) 部落格(香港&大陸稱”博客”)：邀請相關專家、項目主任(=campaigners)、志願者(義工)撰寫文章，可能是嚴肅的政策分析，亦或參與活動的心得。

(4) 論壇/討論區：”I Care”的定位，不僅是訊息提供者，更鼓勵”網民”自行創造話題，營造社群的氛圍。

(5) 成為”我在乎’(I Care)使者：留下聯絡方式，註冊一個使用者名稱，成為此社群的一員。在這之後，你可以下載電腦節電裝置，以及一種自動更新MSN暱稱的軟體，目的是要讓使用者的朋友們都知道，”TA”(代替”他/她”的網路用語)正在關心氣候變化、並已成為我在乎使者。

以上只是一個極具野心的計畫中的一部份，照理說，我們應該不用擔心與外部網站合作時稿件或資源匱乏，不過，實際的情況是，在有些時候，我們的設計、產出的內容並不符合外部網站的需求，例如，外部網站著重”小人物的真實故事”以吸引讀者，但這部份一直是我們渴求但經常達不到的。

幸而，調適的腳步隨後跟上，現在，在調查隊出發前，我們會與媒體溝通此行的目標、項目的重點，再傾聽他們的意見與需求；我感覺因為多了這一層接觸，為團隊帶來新的思考，更了解如何策略性地、用更吸引”眼球”的方式傳達訊息，對於往後的規劃及推廣都有直接的幫助。

文/ 楊丹祺

四月份制定好氣候項目的線上推廣計畫後，我們這4-5人的小組便逐項分工，各自負責2-3個網站談合作，與此並進的，還有雙週一次的會議，除了各自報告目前的進度，更重要的是，監控並分析數據，如流量、sign-up(留下個人資料，成為”氣候使者”)數量、最受歡迎的頁面等等。

我過往所從事的推廣工作，由於絕大部分是”線下”的性質，如演講、參訪活動等，檢視成效的機制不外乎透過與參加者的互動、會後問卷回收，作為反省改進的標準，撰寫成果報告也比較從個人的角度去分析。

但做網路推廣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由於各種監測工具的發達(付費或免費的)，無論你是架設了一個網站，或是開展了自己的部落格，都能利用免費的Google Analytics或其他附加工具了解自己網站的”生態”，從而發現讀者對哪部分最感興趣、或他們是透過哪些關鍵字而找到你的。

量化、數據化之後，一切的成果再清楚不過，在這雙週會議中，數字血淋淋地攤在眼前，工作的成效無所遁逃，當然，數字只是一個表象，它之所以有高有低、形成差異的原因，還是要靠我們來討論、分析。這種檢討會議不啻為一個好機會，去校正過往的認知，拉近主事者與受眾的距離。

不僅是氣候項目的推廣實行了監測，在綠色和平，官方網站、個別項目的mini site、會員電子報、籌款呼籲等都視監測工作為核心，並且定期發出檢討報告給有關人員；甚至對與外部網站合作的專題、活動，也希望對方能提供數據或報告，以評估成效。

這種對於數據的重視，一直挑戰著我的價值觀，一開始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工作表現最後是被數字多寡所定義，但後來了解到自己不應被這種價值判準束縛，事物的另一面是那些不可量化(且同等重要)的收穫，無論是對自己，或是對認同綠色和平的公眾。

奇妙的是，透過了解數據，除了能幫助我們調整思維，以便在下次嘗試時取得更好的成效(例如，分析每一次電子報的開啟率，得知何種時段發報較好、哪一類的標題具吸引力)，它也成為是否終止一項合作的判準，以我與某網站舉行的命名活動為例，由於過於急切地想推廣現有素材，流程設計的較為複雜，必須先看完一段video、將某個flash貼到自己的部落格(相當於”部落格貼紙”的作用)後才算參加活動；雖說是”新手上路”，總希望能有新意，但後來總發現把門檻降到最低才能鼓勵公眾參與，另外，同網站中的其他活動，大多只要回覆文章，寫一兩句話，就有機會拿獎品，導致這命名活動參加人數低落。

當我戰戰兢兢地遞交了一份報告，條列終止合作的理由、由此學到的啟示之後，我的manager安慰我：沒關係，不能要求每次合作都完美。即使是綠色和平，也有許多終止計畫的經驗，嘗試、偵錯、再前進，勝敗乃兵家常事，只要確保自己是在進步的道路上。

文/楊丹祺

4月份，正式從氣候溫暖的香港，轉到”春寒料峭”的北京，記得剛到的一個星期，由於不適應低溫，幾乎每晚都睡不好，即使穿著羽絨衣、裹著圍巾入睡也一樣(由於此時並非冬季，中央供暖已停止)。但到4月下旬，進入短暫的春天，有3-4個禮拜的時間，空氣中飄著”春雪”—漫天飛舞的楊絮，有些人對此過敏，避之唯恐不及，但我很享受這難得的奇觀。

如同季節的遞嬗，我在北京的工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除了原本對台灣的傳媒推廣工作外，也加入北京的團隊做氣候變化的公眾推廣。由於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將產生取代京都議定書的國際協議，氣候變化項目是今年綠色和平各辦公室的重點，在我到北京時，正極需人手擬定整體的線上推廣計畫，於是，我有機會一窺大陸目前的網路生態。

擬定計畫前，我們必須去了解各家網站對於綠色和平的認識、對於彼此合作的看法，於是，有一大半的時間，我們在各網站公司之間跑來跑去，透過實地拜訪增進合作的可能性，並根據討論的結果，擬定各式推廣方案。

羅列在此計畫中的網站有：網易(163.com)、百度、鳳凰網、財經網、西祠胡同(社群網站)、蜂鳥(攝影網站)、新浪、QQ(騰訊)、搖籃網、搜狐、MSN等。大部分都是由我加上另外一兩位同事去”偵察”狀況，有些網站如網易跟搜狐，因為跟綠色和平已有固定合作關係，就沒有再多花時間去讓彼此熟悉對方。

具體的合作方式、時間、力度視各網站屬性及需求有所不同，說穿了這其實是個資源交換的過程，綠色和平拿出自己擁有的資源(例如調查報告、文字報導、短片、照片，或是舉辦活動的話題性)，與這些需要內容或活動的網站交換曝光的空間；除了針對以上的網站提出具體方案，還附有”漏網之魚”---潛在合作夥伴---推薦表，畢竟，計畫總趕不上變化，無論是對項目(campaign)組或是傳媒推廣工作都適用。

其實，僅花一個月的時間，拜訪、暸解各網站屬性，並擬定出全年的推廣計畫，一定有許多不足，但置身其中的同事跟我，感受到的是撰寫計劃的迫切性，落後於起跑點的我們，能追一天是一天，於是，我們努力地談合作，並希望它們儘速落實，這份計畫充滿努力的痕跡，但規劃的視角也有所侷限。

例如，當初與外部網站溝通時”媒合”的心態：綠色和平搬出擁有的或即將產出的”資源”(詳述如上)，看能怎麼樣應用在對方的平台上，這樣的合作模式一來有無法創新、吸引力不足的缺點(特別是囿於時間緊迫)。

另一更致命的缺陷則是無法彰顯策略性的思考以及對於綠色和平主體性的考慮，舉例如下：(1) 若此合作的定位是”品牌推廣”，則應該以網站整體為合作對象，而非單一的新聞或部落格頻道，這樣也更有機會加大話題性與推廣的力度；(2) 由於推廣計畫是以各網站/活動為基礎，階段性的訊息傳達以及如何增加輿論熱度並沒有被考慮進去，這部份需要仰賴後續跟進者的細心思考，並與負責平面媒體的同事共同規劃。

文/楊丹祺

2008年3月是我在綠色和平香港辦公室工作的最後一個月，之後將前往北京辦公室，體驗另一種傳媒部門(comms. dept.)的文化、以及精細的分工架構。

回顧這前五個半月的工作成果，在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尋引擎最大化。使對環境議題感興趣的網路使用者，在鍵入關鍵字搜尋後，能在前幾個結果中找到綠色和平)方面，是與台灣流量最大的UDN--聯合新聞網--建立合作關係，除了每月供稿製作專題外，綠色和平也成為UDN全球觀察頻道的合作夥伴，在此頻道下的每個專題頁面，都能看到綠色和平的連結。

SEO是目前許多組織/網站為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在搜尋結果中排名在前)，所採取的重點工作，影響SEO成效的因素，可粗淺的分為兩部份：(1) 關鍵字的選擇，以及其在網頁內容裡的分布狀況；(2) 與外部網站相互連結的狀況。

上述與UDN的合作，就屬於第2種，這不是指與越多網站交換連結對SEO效果越好，很大的程度跟外部網站本身的品質有關，像UDN這樣質量與流量兼具的網站，是理想的交換連結對象。

另外一個主要的工作成果，則是與台灣回聲樂團的合作，舉辦了更活潑的網路活動，以及與之相應的，採用了更多元的宣傳方式，敘述如下：

與回聲樂團的合作，起因於彼此”氣息相近”，在樂團成立近十年的期間裡，始終追求”獨立”的特質，並與社會議題保持緊密接觸，例如2008年底，他們也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寫了”解放”這首歌。

為綠色和平譜寫的”處女空氣”，靈感來自余光中的詩作，由讚揚早春的新綠為起點，延伸至地球萬物的美好、自然帶給人類的感動。在製作這首歌的過程中，回聲與綠色和平交換了多次意見，對綠色和平來說，希望歌詞明白易懂，讓人容易聯想到環境議題；對於回聲，則希望語句能留有想像空間，維持”創作”應該有的樣子。這段日子的來回溝通、細緻討論，令我印象深刻。

除了”處女空氣”這首歌，回聲樂團在3月底也舉行了同名演唱會，並將此演出定調成為綠色和平、氣候變化發聲，綠色和平提供了好些有趣抑或震撼的短片在演唱會中播放，回聲自己也做了”地球大頭”道具以製造”效果/笑果”，並拍了一段創意十足的愛地球開場短片。

為了解聽眾的感想與收穫，綠色和平也舉辦了演唱會的徵文及徵圖活動，並將結果呈現在官方網站上展覽，相關網頁請見：《綠色和平+回聲樂團 給摩登愛人的演唱會》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ch/news/echoband

另外，從三月中旬起到422地球日止，綠色和平與INDIEVOX音樂社群網站共同舉辦了《寫給地球的摩登情歌》網路合輯徵件(http://www.indievox.com/disc/1802)，獲得23組音樂人、共28首歌曲的響應，這些創作者來自台灣、香港、大陸等地，將他們愛地球的好音樂貢獻出來，在此網路合輯的平台上供大眾免費下載，散播關心環境的意識。

最後要提的是一樁美妙的機緣巧合，催生了以”處女空氣”為配樂的綠色和平推廣短片。在我過年期間回台時，和學姊談及與回聲樂團的合作，沒想到就在這一次偶然的聊天中，我們一拍即合，她應允義務為綠色和平製作這支短片。儘管短片的完成已是四、五月的事，我們仍利用了6月5日世界環境日的時機，在綠色和平官方網站及Youku視頻網站上做了大力推廣，短片請見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EwMzE5ODg=.html。

JOY@倫敦










既無國藉怎麼會是公民呢?這個矛盾的情況的確在英國發生，而面對進退兩難的人，竟是一群來自馬來西亞的華裔英國海外公民(British Overseas Citizens)簡稱BOCs。有關陌生人成為公民運動的報導在中文媒體中出現後，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年青人發了一個電郵，並來到辦公室用了半個多小時把自己身份問題及遭遇，加上一大堆年份、人名及歷史因素和盤托出。一時之間，我和Neil都難以消化這一大堆的資料，但卻清楚地感受到這年青人的焦慮無助及問題背後的複雜性。

當時正值是籌備5月4 日活動的高峰時期，我們並未針對他們的特殊情況作出回應，但他們成為我們的義工，積極參與動員BOCs及華人社區參與，並勇敢地面對傳媒，在5月4日當天在二萬人及傳媒面前，把自己的故事及遭遇公開。就由一個人開始，進而透過媒體及滾雪球的效應下，更多的同類情況的人聯絡上了。這些原來互不相識，散落在各地的BOCs組織起來成立了「無國藉公民運動」(Stateless Citizens Campaign)。目前已有約100人參與在此爭取運動之中。

始未…..

英國海外公民British Overseas Citizens是指來自1983年以前出生父母是馬來西亞賓城和馬六甲前英屬殖民地的英國公民，他們與生俱來就被賦予這個身份及申請海外公民護照的權利。由於馬來西亞政府不容許雙重國藉，因此當這群英國海外公民按他們的權利申請了「英國海外公民護照」後，他們則必自動放棄馬來西亞的國藉。

絕大部份來自馬來西亞的「英國海外公民護照」申請者是華人，大部份是留學英國或在此工作一段時間後，希望能在英國長期居留下去。由於，一些早期的「英國海外公民護照」持有人，大部份能成功申請得到英國永居，因此為合資格者帶來了希望，因此他們行使既有的權利，申請「英國海外公民護照」也按照內政部透過律師的給予的建議放棄馬來西亞國藉，希望成為完全的英國公民。 2005年內政部政策改變，拒絕了大量「英國海外公民護照」長居的申請。然而，這個缺乏透明度的政策改變沒有明確公佈。因此，仍然有不少馬來西亞英國海外公民繼續透過申請「英國海外公民護照」希望得到居英權。可是，他們卻因此進入了無止境的等待，成為不能工作，不能結婚，不能計劃未來的無國籍邊緣人。他們甚至因為害怕出境後被拒入境，而不敢離開英國去探望在馬來西亞的家人。

內政部無法遣返這群在護照上印明是英國公民而沒有其他國籍的人士，因此這個諷刺性的法律爭議在2007年上訴至庇護及移民審裁處(Asylum and Immigration Tribunal)。然而，上訴結果卻裁定這些英國海外公民仍然是馬來西亞人。可是，這個英國法庭單方面的判決，卻與事實不符，因為馬來西亞政府已經不承認他們的馬來西亞國民的身份，他們前往馬來西亞也只能以外籍訪客的身份。

馬上行動--- 　
「我們已經等了五年、十年了…..不能再等下去了。」一名英國海外公民。

沒有行動就沒有改變，在倫敦公民工作很感覺到行動的重要性。六月中旬，幾個比較積極的苦主約見了我們，希望倫敦公民可以幫助他們。NEIL答應以六個月的時間協助組織BOC的受害者，並希望我全力投入此項工作。七月初我們進行了一次擴大會議，50多位由全英國不同地方來到的無國籍公民(BOCs)參與了這次的會議。並在會中決定了七月下旬的一次針對內政部的行動。七月二十日100多名來自馬來西亞的英國海外公民(British Overseas Citizens) 及 市民聚集於內政部總部，懇請移民部長Phil Woolas幫助這群華裔的英國海外公民脫離沒有國藉的困境，讓這群公民可以在英國得到安身立命的機會。當日，宗教界領袖、華人議員、律師及英國公民組成的隊伍，將於2009年7月27日中午12時， 出發前往內政部總部，並期望得到移民部長Phil Woolas的接見。

事件曝光後，很快引起了馬來西亞傳媒的廣泛報導，成為大馬的城中熱話，甚至有當地記者越洋訪問我們，了解事件及運動的始末。

無國藉的局面，是誰的錯?

每一個社會議題，每一項爭取都有其爭議之處。有人說「這些人(BNO持有者)咎由自取，誰叫他們放棄大馬國藉?!」。而很大部份的當事人卻認為他們是被律師誤導，大部份付出了數以千磅金錢，換來無國藉的惡夢。然而，內政部移民法律欠透明度，加上常常變動，市民大眾如何掌握? 一些隔岸觀火的人總是選擇站在道德的高台上，探討問題的根源---「是誰的錯?」，是一些「無知」、「想走捷徑」的人，遇上了斂財至上的律師，碰到了一個千瘡百孔的移民政策造成了這個局面? 然而，這些問題及答案在這個組織運動是無用且無益的。因為是誰的錯只是一個可用的策略而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法。

眼前是500多名無國藉的「人球」，當中有些已取得大學甚至碩士學位，正值發展事業探索人生的階段，但現在卻被恐懼、忿怒、自責、歉疚所包圍。沒有一個國家承認他們身份，賦予他們居住、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權利。他們的人生就如停頓了的時鐘，看著身邊的朋友發展事業、結婚生子、出國遊歷而自己卻不能正常地做每一個看來是很基本正常的決定。

組織反思

倫敦公民一向是尋解導向，以行動為本，由決定介入到第一次大型的行動只是一個多月時間。在短短時間組成了行動小組，建立資料庫及聯絡網絡，召開第一次大會，傳媒發佈等都在四十天內發生。幸好這段期間，正值暑期實習計劃，來了30多位暑期見習生，其中一位叫詹士的同學協助這項工作。也是因為有大量暑期見習生的人力的關係，NEIL希望把行動加速進行，起碼行動當日有30多位學生參與。

可是，這個火速的行動引發了一陣內部風波，其中三四位的「無國藉公民」成員，在行動前數天提出反對集會行動，認為我們未能掌握問題，同時未能評估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果。這是一個組織過程的很大危機，他們在網絡中散佈非常負面及分化性的電郵，令剛剛形成的運動組織面對很大的衝擊，也造成了內部互相攻擊。對此，我與行動核心組員都面對極大的壓力，因為對方甚至把問題個人化，把成敗責任都歸咎於我們身上。然而，最後我們還是咬緊牙關堅持下去。因為絕大多數參與者認為應該繼續行動，如果不堅持下去﹐整個運動信任及士氣會嚴重打擊。

文化差異

對於內部分化及核心組的壓力，NEIL及一些倫敦公民同事的總是顯得抽離，理性客觀。有時表露出「你們是否想太多」?這是文化差異，倫敦公民的組織文化(或是英國文化)傾向選擇性忽略一些負面的東西。然而，被充滿自信及正面的信息所吸引。英國人喜歡正面文化(起碼表面上)，而心中滿滿的不快及壓抑，是留在下班後在酒吧裡吐出來。這讓我想起，一次跟來自香港的朋友談及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事的經驗，那位在非牟利組織工作了兩年的朋友表示，相對於華人，她比較喜歡與外國人一起工作，因為華人總是很多憂慮，想很多「問題」很沒有自信。相反，外國的同事做決定及處事比較明快，比較正面，遇到問題才想辦法解決。當然西方人及華人都有個人性格，但這次行動過程有一些十分實幹的行動小組成員是其中一項成功因素。他們一方面尊重及感激倫敦公民的參與，但另一方面期望掌握現狀，大小事情都十分慬慎，例如信件、海報等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並要求修正。在我看來是非常健康的參與，但在此方面英國同事也顯得不習慣。

我想文化性格沒有優劣及對錯之分，不同事情上，不同的文化及性格特質是有它的優勝之處。對我而言﹐英國人傾向樂觀，面對困難能具自信及瀟灑面對的態度仍是值得欣賞及學習的。

這個組織過程，也讓我更清楚看見倫敦公民以精英主導，權力為本，實用為上的組織理念。雖然強調群眾的參與，但決策過程要求有效快速，講求效果….。因此，冗長的會議及理念的討論是極少出現，這種模式亦不是能被一些強調理念、去精英化平等參與的民間組織及運動者接受。

更多資料及傳媒報導:

Stateless Citizens Campaign's Blog:
http://thestatelesscitizen.blogspot.com/


BOC on BBC program
http://www.bbc.co.uk/iplayer/episode/b00l94bm/The_Big_Questions_Series_2_Episode_22/

Article about the rally written by Choi Tuck Wo from The Star:
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09/8/2/focus/4428248&sec=focus
http://www2.orientaldaily.com.my/gread/2wh20DHV0sFs9Sp70kbJ8PB61bxu29s3
http://www2.orientaldaily.com.my/gread/2vYO06l10iaz9ih70LX48njI12wh3e2z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河川地图----以台湾河川守望经验为例
賴偉傑＠bj ...繼續閱讀

自然而然

賴偉傑＠bj

2007年底，一個醞釀多時的構想逐漸成為具體，當時雖然包括廈門、上海等地都要同時就地開展，但還是以ngo比較成熟的北京，比較順利運作起來----
「自然大學」（http://www.nu.ngo.cn/）。在北京，是以走進自然現場為出發點的一個「柔性組織」的型態出現，沒有辦公室，暫時借用在北京的天下溪、野性中國、瀚海沙、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綠色記者沙龍等著名NGO合作促成，並提供資源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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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點快三點的港島深夜，好像交班似的，學妹S剛去像睡神報到，我就醒在雨聲忡忡的時候，想著新聞畫面中那些被雨水大力刷洗的台灣，MSN暱稱上那些關懷台灣的語彙，想著MAIL中，流動著各界朋友傳來傳去的水災災情，今年有關於島嶼的活動、還是荒野棲地裡花開草長的動靜，是異地生活想家時候的救生圈，但最近救生圈變成島嶼上的救難小艇撈起的有碎片、屍體等，拼湊著我對水災的想像。

將近一年在香港或者中國游移的異地工作要劃下句點，我承認離開前是非常討厭媒體素質、政黨惡鬥的台灣，比方說不國際化、視野狹窄、還有溫情主義，我模糊的討厭更像是種帶著城市人看鄉下人的優越感。但當初預設可以看到更好的桃花源，其實有它的千瘡百孔要補，過程中我對帶著偏見看台灣感到慚愧，可是也很感恩的發現，原來我是有鄉愁的人，生命在反省的歷程中產生重量，這是奇想之年最大的收穫。

那層驚奇出乎意料之外，是發現在不同社會的交錯段落或者磨合中，你被期待和肯定的多半是那些，從小到大習以為常且理所當然的「本來就是應該這樣」的那些事，像是真誠、主動的打招呼和微笑、敦厚老實、友善，樂於分享、很愛說謝謝、喜歡鼓勵別人。蘭桂坊酒吧老闆娘接觸的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的切片層面比我廣，也許定義有參考價值：妳們台灣人真的比較友善、表情比較豐富。

當從事社運但經歷豐富的Cat說：「像你這樣的人，在香港真的很少很少」。可是，我想，在台灣像我這樣人的比例還不少，那些令人深刻的模組以及人格特質影響來自於殷實的母親，當廚師的弟弟、當黑手的哥哥、純樸樂天的原住民朋友、領著付出和薪資收入不成正比的NGO夥伴們、視付出為一種回饋社會方式的義工朋友，還有那些很多很多在島嶼上共同努力生活的人。

不可諱言，這些潛移默化的特質也會影響我預設其他社會的狀況，但在不同價值觀的社會，這容易有衝突和互不理解；因為每個社會好或者不好的定義和界限不同，在不同的脈絡解讀，別人不見得不好，只是個人能接收到多少善意的問題，而個人的選擇的接收容器量或者形象，則受原生社會形塑，換句話說，意識到自己和別人的相同和不同，才是尊重和包容的起點。

抽象的感受，總因為時間和距離的經過而更明確摸索過程的意義，在二個組織轉換的經驗後，才意識到我拿著舊的尺量度截然不同的社會，然後開始去想手上的尺的來歷、價值和侷限；簡而言之，它是一種讓我每周假日想搭上飛機回家的衝動，到香港工作之前，我從來沒有思考過思鄉病是生活難以承受之重，在這之前長期的出差並不是沒有，但工作不像生活要去和社會互動產生聯繫，詩人的鄉愁不是種文學感受或浪漫想像。但同時間點，我並沒有因為思念而美化它的其他缺點，反而會意識到它是生命的原鄉，而有責任義務讓它更進步，這也很貼近香港NGO朋友所羨慕的，跟香港人對於自身居住環境的冷漠比起來，你們台灣人比較關心自己的土地。(PS:但那絕對不是一個事實，事實上台灣社會有很多不公義在發生，也沒引起很多注意，我們也有選擇性的冷漠，不去看那些邊緣視角)

異地工作的價值在於有環境可以比較，容易讓人看出問題以及有利思考解決方式的存在；比方說台灣真的不夠關心國際社群發生的事，關心國際事務的方式，不只有加入聯合國、加入某某組織一途，不是存有別人拒絕我，我就把門關起來自己玩的心態；媒體反應且主導著社會上充斥過多失焦的討論，我們對悲劇存有憐憫的心，但很少檢討悲劇為什麼會發生或者一再發生，當理性聲音的缺乏或並不被重視成為主流媒體中的常態，社會因此少了進步的鞭子。

就像我看著台灣捐款行為，有時思考著NGO打著溫馨和感性的旗幟，究竟塑造出什麼樣的捐款文化?當四川地震對於台灣NGO籌款造成排擠效應時，台灣NGO自身也要面對的問題是：捐款者無法清楚意識到自身的捐款行為對於原先資助的NGO的意義和貢獻，才會一時衝動下轉移有限的捐款的可能性，NGO其實要想清楚和捐款者溝通的管道和品質是否需要調整或者提升。畢竟突發事件總是較NGO定期的工作容易獲得媒體強力曝光而引發民眾捐款動機，我很擔心台灣的水災，但也擔心又一次突發事件會成捐款排擠效應，影響到NGO的對於例行業務的營運。

這篇的特色就在於雜感，所以什麼都有，很有香港的車仔麵拼貼風味；那麼結束才來討論標題的下法，也不奇怪，「下一站，幸福」是因為九月底要回台灣去了，我混亂的生活作息可以自在舒展；但這一站我的心理狀態在那? 不表示我處在很不幸福的狀態而想逃跑喔，雖然深深的被失眠困擾，但事實上我非常喜歡香港，這裡有專業和歷練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擁有許多愛護我的NGO朋友們，他們為更好的香港和世界奮鬥不懈的樣子讓我很感動，不會因為現在受挫或者事情沒有想像中的好轉而離開戰鬥位置，我看到一種「期待幸福」的樣子和生命燃燒的亮光，所以，這一站，就叫「期待幸福」好了。

姿蓉於香港，失眠夜裡的囈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