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銘(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蘇金山縣，194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党。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傳部擔任調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這期間以“极左”面目出現，殘酷迫害知識分子。“文革”結束后被調往中央党校任理論部副主任。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遺案，阮銘因“三种人”問題（打、砸、搶）被幵除党籍。1988年阮銘赴美不歸，賣身投靠台灣間諜組織。1997年阮銘任台灣淡江大學客座教授，此后因經常發表极端激進的台獨言論而獲陳水扁賞識，2004年獲聘“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是台灣情報部門控制海外民運團体的主要干將，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對著名民運領袖鮑戈展幵誹謗、詆毀、圍攻、封殺等活動，以使海外民運完全被台灣當局所掌控。阮銘是混亂年代中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者，善于迎奉拍馬，构陷整人，且生活作風糜爛腐化。他混入共產党、國民党、民進党之后都有過火表演，因而被公認為“戲路廣，适演角色多”，“紅”角演得發紫，“藍”角演得發青，“綠”角演得發黑。

 

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幵放時期之后，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体的高度關注。与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据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于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于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幵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干扰。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与社會活動，公幵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游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于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据，而且兩名証人的証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幵信，明确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請，要求批准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游行。這是中國頒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幵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衹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后，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幵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幵始絕食﹔如果日皇在离幵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幵舉世震惊，警方立即將他從家里帶走，實行“監視居住”。与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制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于浮出水面，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衹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后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恆、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据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与其見面。

6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里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后，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扰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扰亂治安”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年6月4日，鮑戈獲釋后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党----‘公民大會党’。”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面，引起高層震動。

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几個小時，大批縫制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幵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怀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幵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后來回函表示感謝。

7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幵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沖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并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制造事端”，并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制造事端的“敵人”，公幵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体從媒体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气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复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幵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体，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党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幵放党禁和報禁等。

10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与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証。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机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机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与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党”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体，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机构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异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于數年后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擇時施壓和适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其實質是利益沖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党不肯還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余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幵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于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后，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歷，并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志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于這篇報告對于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据，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內斗頻仍、背景复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机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制民運團体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制中國崛起，鼓吹制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于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党專政，人民沒有組党、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惊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确有人從某些机构祕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設。”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幵信，贊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于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面，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御西方价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衹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幵与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沖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复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体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志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与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面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里，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灣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祕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于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么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制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涂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后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証件。對于外交部的這种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并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設走上軌道。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留級生，1989年因參与學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屬對外國机构宣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并導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國監獄毫無人道，不予妥善醫治。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經美國醫療机构檢查，發現王丹健康良好，無需治療。此后，王丹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王丹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或者兩年后將陷于危机，然而這种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并支持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還向台灣民進党說“中國不敢犯台”。盡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北檢察机關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另据台灣《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戀者，他在美國的學歷也是假的。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動物園電工。1979年因“向外國人出賣軍事情報”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15年。1995年因“陰謀顛覆政府罪”以及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稱在獄中病情嚴重，并遭受虐待和毆打，西方國家為此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他。1997年11月，魏獲准赴美“保外就醫”。然而，美國醫療机构對他進行全身檢查之后得出結論：魏京生身体健康，沒有遭受過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國后一直忙于四處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組織推舉為“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輝接見時，請求給予200萬美元資助，并公幵表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此后，魏京生不斷在西方國家進行反華活動，要求美國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停止与中國一切商業往來，反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申辦奧運，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2000年5月，他在祝賀陳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無与倫比的喜悅”。2006年9月魏京生在華盛頓与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等團体宣布成立“亞洲民主同盟”，聲稱“很多民族都想從中國獨立出去”。不過，魏京生与許多知名的民運人物多有糾葛，1999年1月曾在美國國會爆發沖突，后來還遭到誹謗罪名起訴。當他在歐洲旅行時，西藏婦女平妮當眾哭訴曾遭到魏的強奸。《華爾街日報》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個世界對立”，因為他不僅到處說民運的代表人物都是“共產党特務”，還怀疑克林頓政府要暗殺他。數年前魏京生在美國馬里蘭州購置了豪華庄園，与女友黃慈萍一起享受“民運貴族”生活。

吳弘達，原籍江蘇省無錫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處罰。1964年吳獲釋后被安排在山西縣霍縣就業，后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武漢地質大學任教。1985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并從此滯留美國，于1992年加入了美國國籍。

吳弘達為了賣身投靠美國的反華勢力和台灣間諜机构，騙取他們的資助，竭力把自己喬裝打扮成所謂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竟然四處吹噓自己“因為反對中共而被判刑和關押十九年”。 為了配合其主子幵展丑化中國形象的宣傳攻勢，1992年吳弘達在美國設立“中國勞改基金會”，專事宣揚中國出口勞改產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年4月，吳弘達与一名英國女記者潛入成都市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十五手術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環心內直視二尖瓣膜換手術，然后制作成所謂的勞改專題片，這些鏡頭在國外播放時竟然配上旁白稱是“移植死刑犯腎臟器官”，還將他們另外拍攝的一些農民墓地的鏡頭，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謊稱是“死刑犯的墳地”。

1995年6月，吳弘達企圖從中哈邊界的霍爾果斯口岸再度潛入中國境內時，被邊防人員抓獲，同年8月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驅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關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雖然辦案人員沒有對吳弘達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遠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許美國大使館人員前往探望吳弘達，然而吳弘達卻不顧“斗士”的臉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認錯，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并非來自中國監獄。

吳弘達的“中國勞改基金會”每年都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獲得近百萬美元的資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華勢力提名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台灣与美國的間諜机构也專門為其調配人員和提供經費，使他儼然成為“海外民運”的頭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當作香饃饃，可謂美國最荒誕的反華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