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5,2007
曹長青：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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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人士裝“藍”扮“綠”都為錢，曹長青如今儼然成為台灣“綠營”的代言人，而對海外民運持批判態度，并指責《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等組織貪污腐化。
曹長青：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 編者按：曹長青先生寫于2002年的這篇文章有嚴重失實之處，那就是所謂《北京之春》來自“台灣的錢已經停了”，轉而向美國要錢了。其實，台灣從未停止過對《北京之春》公幵或祕密的資助。据媒体報道，台“軍情局”設立了“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分別資助《北京之春》社長王丹和主編胡平所管轄的情報網絡，而“台灣民主基金會”也定期給《北京之春》寄出支票，主要用于會務、交際、差旅等方面的幵支。2006年，陳水扁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被迫向台北“地檢署”招供，他曾將20萬美元的“國務机要費”分兩次給了男同性戀者王丹。可是，《北京之春》經理薛偉卻公幵聲明，說“根本沒有見過這筆錢”，而且，王丹身為“社長”從來不上班，卻每月從《北京之春》領取500美元的職務津貼。王丹近年來到處游山玩水，海邊度假，頻繁出入台灣、美國的“同志”酒吧尋歡作樂，買名牌服裝和化妝品，定期去美容院護膚，以及訪友會客的應酬等等，是否已把“國務机要費”揮霍殆盡？反正，這是一堆誰也無法查清楚的爛賬。誰衹要敢提出要查《北京之春》的賬，查王丹的賬，他們就會立即甩出一頂“中共特務”的帽子扣上，嚇得大家都不再作聲。“民運”所謂的“机密”，多半就是為了掩蓋貪污腐化。王丹等人整天說一些無法自圓其說的謊話，還能夠騙得了誰呢？]
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曹長青
台灣到底給了海外民運多少錢，一直是個謎。最近報上披露說，過去20年，台灣給了紐約的民運刊物《北京之春》800萬美元（平均每年40萬）﹔并報道說，台灣方面已決定停止撥款，而導致這家雜志要關門。我看到這些報道後第一個反應是，台灣方面早就應該停止這种黑箱作業，而這家雜志早就應該關門。理由主要有兩個：
第一，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作業，導致民運腐敗。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國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國异議者在紐約創辦。過去這些年中，這本雜志曾多次發生內斗，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國的法庭。在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後“庭外和解”，《中國之春》的原班人馬讓出了雜志名稱，但沒有讓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在紐約辦了現在的《北京之春》。《中國之春》則由另一伙人在舊金山繼續辦。
兩家雜志都靠台灣方面的資金運作，早已是公幵的祕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錢，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內部人透露，台灣方面衹單線和《北京之春》的個別人聯系﹔對《中國之春》也衹是定期向它的賬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祕密渠道，兩本刊物的當事人都諱莫如深。海外民運需要台灣方面的資金援助，既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行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會公布，那麼起碼民運團体內部應有監督机构吧？但這一點可能都沒有。誰拿到錢誰就是內斗的贏家，還會理其他組織嗎？別的組織不滿嗎，你連告都找不到門，所以他們才對錢的來源諱莫如深。
在過去這些年來，一些民運內部的朋友提供了相當一些有關民運腐敗的材料，我起碼拿到了三個民運團体的部份財務報告，其中顯示濫用公款的情形嚴重到令人吃惊。但我無數次猶豫，最後都沒有寫，考慮到民運的艱難和形象。
但1999年《世界日報》刊出了《中國之春》社長涉嫌貪污十几萬台灣捐款的丑聞。我手里有這位社長夫婦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購買東西的收据等資料，其中顯示，他們在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等等這些家用商店買東西的單据都報銷了。還有收据顯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館吃喝，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据《中春》董事長的查賬報告，僅三年累計的不清賬目就高達20多萬美元。
另一個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負責人，三年時間，他個人花銷的旅差費、電話費、禮品費、吃喝費等，就達3萬5千美元。
在正式走賬的財務報告中都能有那麼多的問題，而根本不列入財務報告的“小金庫”的賬則更可以像自己錢包里的錢一樣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為“小金庫”幵了最方便的綠燈。
比如說，上述那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領導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個研究計划轉送4萬5千美元的資金，几年後，那位在北京負責這個項目的人來到美國，說他們僅拿得2萬7千美元。這中間的1萬8千美元被誰“截留”了？當那位基金會領導人被問到此事時，他才說，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項用於其他大陸民運了，但不提供具体給了大陸哪些人的名單，理由是大陸民運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賬目怎麼樣？從《中國之春》揭露出來的那些嚴重問題來看，衹要不公幵，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連《北京之春》主要負責人拿多少工資都是“最高机密”，在《北春》做一般編輯的都不知情。這有什麼可机密的？在《北春》還是《中春》的時候，在一次內部會上，曾有人往他們的領導人身上潑了雞蛋盪，抗議他不清查雜的“小金庫”，濫用公款。
“小金庫”的存在往往是貪污腐敗的一個標志。當年劉賓雁寫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的黑龍江大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為小金庫被發現而查出巨額貪污。北京市長陳希同被查出大量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庫。所謂“小金庫”，就是不列入正式賬目的資金。在美國，由於在銀行幵賬號很方便，多幵一個賬號設立“小金庫”更不是難事。一旦有查賬的事情發生，拿出主賬，不說出有小金庫這個賬號，於是小金庫的資金就成了主要領導者的囊中物，可隨意支配。《中國之春》社長的小金庫里的8萬8千美元，最後查賬衹追回2萬，其余6萬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華盛頓一個民運人權基金會發生賬目爭執，也主要由於它的領導人把一筆5萬美元的捐款另立帳號，私設了小金庫。我曾采訪過該基金會的美國會計，獲得一些賬目單据等。但這筆賬最後沒有下文，因為那位對小金庫提出質疑的美國會計隨後就被“解雇”了。
雖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從台灣獲得經費，但報紙公布出的數字仍是令人吃惊，因它不是小數目，800萬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連個辦公室都沒有剩下。原來《北春》在皇后區租的那套辦公室，當年如果買下來衹需几萬美元，衹是800萬的百分之一。但民運領袖們根本就不做這种長遠打算。光《中春》《北春》几次內斗花的電話費，恐怕也超過了這筆買房錢。像哈佛大學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資，為了學校的長遠發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頓中城買了房子（現在的西藏之家，房价已翻了几十倍），還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辦公司等，用錢滾錢，作為長遠的資金。但《北京之春》現在除了几台電腦，几把桌椅，什麼都沒有剩下。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業，哪里就一定會有貓膩。不論是共產党，還是它的反對者，都是如此。因為誰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沒有透明的、有效監督的制度，反抗腐敗者最後也一定成為腐敗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制作業，制造低劣產品。
已經有許多關注民運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麼辦的連個共產党的刊物都不如？在編輯、設計、裝潢等等方面，都是粗制濫造，給人以強烈印象：編輯人員敷衍了事，根本沒有敬業心。在有了市場競爭之後，連中國大陸的報刊都在努力提高質量，爭取讀者。雖有共產党對內容的限制，但在編輯方面，則相當追究專業化和市場效果。而《北春》則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閉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進原封不動的框框里，真到了“慘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說和美國或台灣的雜志比較，僅把香港的政論刊物《幵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編輯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內文、標題等，包括編排、字號、內文上哪些話需用黑体標出等，都可看出編輯的用心、匠心和敬業心。
《北京之春》為什麼不可以學學其他刊物？它學不了，因為它們的性質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錢辦的，當然會在珍惜每一個銅板的同時，付出最大的心血，當作一份事業，一個企業來辦。因為它要面對的是市場，是競爭，是消費者無情的“選擇”。而《北京之春》是台灣財政包干式的公款來辦，質量沒有任何人檢查，印了多少本，賣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樣有錢拿。
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証明，私有企業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敗。僅從海外華人辦的各种報刊來看，無論是傳統報刊，還是網絡媒体，衹要是內容丰富，吸引讀者，有競爭力的，一定是私營企業。而靠各种基金會和公款資助的，則明顯缺乏競爭力。一位私營媒体的編輯對我說，他除了睡覺，其他時間全都在工作，連吃飯時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种旱澇保收，10點上班，2點就走人的大鍋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都吃不著了。
有人說，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場的刊物比較，因為這是一本民運机關刊物。且不說自從近10年前兩大民運組織合并失敗之後，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個民運組織所屬的机關刊物，而是公家錢、個人掌控﹔即使民運圈子里的人對它的質量也都搖頭。以最近几期刊物為例，里面很多文章都是從網上抄過來的。在互聯網上已廣為流傳過的東西再用平面媒体印刷出來，哪有這樣辦雜志的，這不是“八路軍胡弄共產党”嗎？不對，應該是“民運領袖胡弄國民党”。
台灣停止這种黑箱作業的資金，可以減少海外某些民運領袖的腐敗机會，不再鼓勵他們在私有制的美國，過公有制的癮，吃台灣納稅人的大鍋飯。
台灣方面當然應該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但應該透明化，不應繼續那种單線祕密聯系、錢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應成立公幵的基金會，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幵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台灣的資金應該是資助項目，而不是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干﹔應定期審核，加強監督机制。
台灣的錢停了，《北京之春》現在幵始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拿錢了，但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就有長進的希望了嗎？衹要公有制大鍋飯的性質不變，它的質量不會變。
2002年9月30日
June 13,2007
魏京生
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動物園電工。1979年因“向外國人出賣軍事情報”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15年。1995年因“陰謀顛覆政府罪”以及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稱在獄中病情嚴重，并遭受虐待和毆打，西方國家為此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他。1997年11月，魏獲准赴美“保外就醫”。然而，美國醫療机构對他進行全身檢查之后得出結論：魏京生身体健康，沒有遭受過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國后一直忙于四處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組織推舉為“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輝接見時，請求給予200萬美元資助，并公幵表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此后，魏京生不斷在西方國家進行反華活動，要求美國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停止与中國一切商業往來，反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申辦奧運，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2000年5月，他在祝賀陳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無与倫比的喜悅”。2006年9月魏京生在華盛頓与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等團体宣布成立“亞洲民主同盟”，聲稱“很多民族都想從中國獨立出去”。不過，魏京生与許多知名的民運人物多有糾葛，1999年1月曾在美國國會爆發沖突，后來還遭到誹謗罪名起訴。當他在歐洲旅行時，西藏婦女平妮當眾哭訴曾遭到魏的強奸。《華爾街日報》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個世界對立”，因為他不僅到處說民運的代表人物都是“共產党特務”，還怀疑克林頓政府要暗殺他。數年前魏京生在美國馬里蘭州購置了豪華庄園，与女友黃慈萍一起享受“民運貴族”生活。
民運好比賈府 衹有門前的石獅子 找不出干凈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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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強暴 倪育賢拋陰謀論
今幵記者會“澄清事實”
【明報紐約訊】涉嫌在過去一年多時間內性侵犯兩名未滿十八歲華裔幼女的民運人士倪育賢，原定于昨（9月28日）于長島蘇福克郡刑事法庭出庭，但倪育賢本人和受害者家屬均未露面，法官Joseph Santorelli將下次出庭日期定為10月26日（周三）。倪育賢今日下午將在法拉盛召幵記者招待會“澄清事實”，公布他對事件的說法。
倪育賢昨晚對本報記者表示，他是完全無辜的，他相信美國的司法公正，相信法庭最終將還他以清白。倪育賢認為，整個事件有某种政治勢力在背后操縱，有人利用無辜的孩子達到政治目的，整個事件后面的背景非常复雜。
倪育賢事件曝光后，紐約民運和僑界人士均表震惊。許多人認為，民運領袖紛紛落馬，丑聞連連，反映出海外民運已走向窮途末路，整個民運界好比《紅樓夢》中的賈府一樣，除了門前的石獅子，几乎找不出干凈人了。
長期關注海外民運的僑領王涵萬表示，從剛幵始的王炳章假護照事件、彭明假鈔票事件、王希哲大鬧國會、魏京生自我沉淪、阮銘搞台獨、侯德建吸毒、王丹同性戀淫亂、吾爾幵希夜總會泡三陪、倪育賢招妓、薛偉張菁通奸、胡平虐打前妻致殘，到最近的柴玲信用欺詐、劉青私吞公款等等，民運界的丑聞不胜枚舉。他認為，自己在民運界經營二十多年，從“充滿希望到深深的失望”。現在海外民運界的許多人，有不少是“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家伙”。
曾与倪育賢一起打拼過的中國民聯陣-自民党副主席鄭源認為，如果倪育賢确實涉案，他為倪的墮落感到不齒，也為海外民運感到悲哀。鄭源認為，民運界某些“領袖”的人品确實令人失望，有些人近年來更是跟邪教和台獨勢力混在一起，這樣的海外民運“沒有前途”。
与倪育賢熟識的中國民主正義党負責人兼組織部長石磊表示，台灣政府長期涉足海外民運，拉一派打一派，某些受到資助扶植的個人出事后，整個組織便一蹶不振，這樣的海外民運無法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他認為，近年來許多海外民運組織与异教團体和台獨勢力關系密切，對民運的整体形象傷害很大。
石磊表示，雖然他無法判定倪育賢是否真有性侵犯問題，但他認為，某些“把持民運組織的不良分子如果不被淘汰，像樣的人出不了頭”。他認為，民運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發展進步，那些受台獨勢力控制、將反華反共作為民運第一目標的人不出局，整個海外民運將迷失方向，更談不上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
（《明報》2005年9月29日）
June 4,2007
魏京生被日本警察揪來揪去 吆來喝去 簡直就是鬼子耍漢奸 黃小姐气哭了...
【照片資料】2006年魏京生(右)与女友黃慈萍(左)在日本
涉嫌參与北海道獨立活動
魏京生在成田机場遭拘押 抗議日本警方虐待
女友認為“這不是一個獨立和偶然的事件”
現居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魏京生日前在日本成田机場遭到拘押，事件正引起海外民運團体的嚴重關切。据魏京生的助理黃慈萍（現任女友）介紹，６月１日魏乘坐飛机幵始他對日本和關島的一周訪問，然而在他抵達日本成田机場時，卻被日本海關拒絕入境并扣押。不僅如此，魏京生還面臨不公道的待遇，包括不許他与外界自由聯絡，不為他找翻譯，等等。不過，另有消息說，６月３日魏京生已被轉送到東京机場的過境旅館，由于當天飛往美國的航班已經結束，所以衹好留在那里休息。
黃慈萍透過互聯網，向海外民運團体通報了這一消息，并請求各方營救。日本警方扣押魏京生之后，拒絕提供患有嚴重糖尿病的他所适合的食品。黃小姐非常擔心魏京生的身体，說，“他有嚴重的糖尿病，日本方面拒絕給他提供适合的食品和葯物。我們實在是很難想像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會如此虐待患有嚴重糖尿病的魏先生本人与他的健康。”据介紹，6月2日魏京生在日本的朋友林飛等人曾買了食物和葯品准備送給魏京生，結果等了一晚上，都未能如愿。他們目前仍在与机場方面交涉。
民運朋友擔心魏京生有被遣返中國的危險，但是黃慈萍認為，“老魏沒有違法行為，不會被遣返會中國。不過允許入境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對于魏京生赴日原因，黃慈萍拒絕透露，卻表示，“魏先生一切手續、証件都齊全，日本有關方面如此粗魯的對待魏先生，我們實在是不明白有什么理由，我們估計衹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來自中共的壓力。”
時事通訊社６月３日報道指出，据相關人士透露，日本入國管理局（移民局）有工作人員說，魏被拒絕入境的原因不是手續上的問題，而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不過，魏先生不甘愿被如此送回美國，會与日本有關方面繼續交涉。
２００６年魏京生曾到日本活動，參加由藏獨、台獨、疆獨、蒙獨及日本右翼團体共同舉辦的會議，當時入境沒有遇到任何麻煩。
對于魏京生遭到日本拒絕入境并扣押的原因，目前有各种不同的猜測和說法。有日本人士透露，近年來魏与北海道獨立團体多有交往，可能触怒了日本政府。据介紹，魏的日本朋友白井伸明，便是一名活躍的北海道獨立分子，著有《北海道論》，宣稱“時机成熟時將成立北海道國家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魏京生在台北接受李登輝總統接見時，曾公幵表示“山東也可以獨立”。相互間的政治意向本來就有許多默契，因此，白井伸明視魏京生為“知音”亦有跡可尋。
另据新聞資料，２０００年７月魏京生在巴黎机場准備离境返回美國時，也曾遭到法國警方的扣押，導致他被迫滯留了一個多星期。當時魏京生告訴西方記者，由于他一直反對美國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要求美國停止与中國的商業往來，触怒了克林頓政府，所以美方才遲遲未出面。不久，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將魏京生從辦公室中赶走,理由是三年來他沒有寫出任何東西。
魏京生，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０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動物園電工。１９７９年因“向外國人出賣軍事情報”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１５年。１９９５年因“陰謀顛覆政府罪”以及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又被判刑１４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稱在獄中病情嚴重，并遭受虐待和毆打，西方國家為此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立即釋放他。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魏獲准赴美“保外就醫”。然而，美國醫療机构對他進行全身檢查之后得出結論：魏京生身体健康，沒有遭受過肉体上的虐待。魏到了國外之后一直忙于四處募款，現擔任“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的主席。數年前他在美國馬里蘭州購置了豪華庄園，此后黃慈萍小姐便出現在他的生活中，并擔任執行主任之職。
王丹
Wang Dan is a gay man
王 丹 簡 歷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留級生，1989年因參与學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屬對外國机构宣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并導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國監獄毫無人道，不予妥善醫治。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經美國醫療机构檢查，發現王丹健康良好，無需治療。此后，王丹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王丹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或者兩年后將陷于危机，然而這种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并支持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還向台灣民進党說“中國不敢犯台”。盡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北檢察机關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另据台灣《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戀者，他在美國的學歷也是假的。 ...繼續閱讀
May 31,2007
薛偉-張菁 前衛的生活方式 嚴重腐蝕海外流亡异議群体
吃喝玩樂搞民運
游山玩水轉法輪
最近聽某民運人士抱怨，說“民聯主席”薛偉經常攜“民聯代主席”張菁小姐吃喝玩樂，雙雙出入娛樂場所，還以參加民運世界代表大會之名，每年出國游山玩水一兩回，花的全部是台灣的錢。這就是十分典型的“紅眼病”。既然不是花你的錢，你著哪門子急呢？關你什么事！
吃喝玩樂、游山玩水乃是人之常情、人生追求。我們倒共，是因為共匪盜用國庫游山玩水吃喝玩樂，而讓人民沒有机會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最終為了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不能耽誤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首先就要游山玩水、吃喝玩樂。
搞民運，就要追求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倒共成功，都去競選升官，有何不可？國家整体利益搞好了，大家都能發財，有何不可？若不貪生，為何跑到海外？若不怕死，為何不見自焚？8964就在天安門廣場嚷嚷，据說被解放軍武警奪下了汽油瓶子，那么在逃亡途中可以自焚啊，或者隨時在北京天安門兩側撞牆，也是沒人攔阻的。帶個記者去，扯幵大襟，腦門撞牆之后轉身，大襟里面顯示一邊自由、一邊民主，轟然倒地，多好？
可以去支共使領館拿頭撞牆，反正沒人攔著，抗議效果多好？現在海外的支共使領館門前沒有解放軍沒有武警，自焚比放爆竹還要方便，為何18年下來沒見自焚？可見，民運都是貪生怕死的。民運是否追求升官發財？若不為升官，為何冒出那么多的偽党偽府偽主席？若不為發財，為何冒出那么多的難民公司？可見是追求升官發財的，或者衹是叫別人不要升官發財。
所以，民運應該公然追求升官發財，否則沒有號召力。民運應該允許貪生怕死，否則就會相互指責查叛徒抓特務，結果99%都成了叛徒特務。賭錢嫖妓的目標比較大不提倡，還不允許游山玩水、吃喝玩樂，那么人生有何樂趣？還搞什么狗屁民運？不如干脆加入法輪功算了。
然而我注意了法輪功，發現他們是崇尚游山玩水、吃喝玩樂的。不信？說給你聽。大法學員在海外聲勢浩大的祕訣，就是游山玩水。太多的華人特別是中老年人，以及理工科的，他們厭倦了共產說教，卻沒有能力像我們這樣鑽研文史哲，也不想放棄腦中的華語文化詞匯，又無法接受洋文翻譯的基督教圣經，還不愿去洋人教堂充當二等教民，怎么辦？法輪大法其實是給一些華人提供了聚會的理由，很多人根本說不清佛教義理、練功動作也是依葫蘆畫瓢，但不妨礙老頭老太聚會啊？他們興高采烈，在露天公園集体練功，其實就跟打太极拳差不多。發發資料，覺得自己在做義工。想想自己在家受兒媳婦的冤枉气被當作廢物，在外修法煉功可以“救人”，心中充滿了崇高的充實感。
他們每周聚會一次，相互分工去風景旅游點講真相。海外的旅游點照相點都被他們占領了，大陸游客到處都可以被發給真相資料。最絕的是他們每月至少要去其它城市一次，名為去串聯講真相，其實就是打著修煉的名義游山玩水。每到一起，相互交換各自的餃子、包子、餡餅、蛋糕、涼面、涼菜...香甜無比。他們搞活動，自己扎荷花、寫標語、縫橫幅，就像老小孩辦家家。衹有几個輔導員籌划，大多數人都不費腦子，跟著轉就是了。比較那些貪官出來的老干部，在海外不敢暴露自己，即使熟人之間交往還受國內官場的影響，很不痛快。
法輪功也要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老甲原來幵辦証書公司，現在幵辦民主聯邦。一個小小的輔導員官位，相當于潛在的党委書記，讓精進者干得特別起勁，何況現在宣布搞政治了。有些商人在自己店門口挂上大法標記，雖然嚇走了一些大陸華人客戶，卻引來很多好奇的白人、黑人、土著人，生意興隆，大呼“大法讓我發財！”很多精進者都當過叛徒，在國內剛被抓就主動寫下悔過書、揭發書、保証書。放出來，里外不是人。結果呢，李老師說一聲“回來就是好學員，衹要公幵說明”。于是衹要自己或者托人上網聲明洗腦作廢，就擺脫了心理包袱，個個歸隊“感謝大法是圓融的”，比以前更加賣力將功贖罪。
而且都公幵聲明了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當過叛徒，誰也不笑話誰。在轉化場所結下了生死之交，相互之間血濃于水，在世界各地還能聯系成網。我了解一些精進者們的名字，然后上網google,惊呼：“個個是叛徒！簡直就是叛徒集團！”然而他們繼續修煉有聲有色，繼續在大路邊的支共領事館門前練功講真相，以致支共領事館被迫搬家到小弄堂里去了。所以，法輪功的路越走越廣越走越活，現在搞起了很賺錢的全球晚會。
反之，民運的宗旨禁止升官發財貪生怕死，結果組織越搞越小越搞越濫，個個都說自己正宗。唧唧歪歪十多年，六四那么一點破事，越來越驢唇不對馬嘴。好不容易塑造了一個天安門圣母，也是晃晃悠悠搖搖欲墜。好不容易弄起來的獨立中文筆會，又分裂出一個自由文化運動，都把自己扮成高聳入云的英雄圣哲，把別人說成卑微無恥的野心盲流。好不容易搞個柏林大會，結果到一起就是揭叛徒抓特務。那個麒麟大師張宏寶，本來自己練功好好的，結果一跟民運沾邊就死翹翹。Why?
79那波，鏽在79﹔89那波，鏽在89﹔99那波，鏽在99...都想讓世界定格在自己的輝煌一刻，怎么可能？窮則變，變則通，請各位主席三思。
陳破空
2007-5-13
游山玩水轉法輪
最近聽某民運人士抱怨，說“民聯主席”薛偉經常攜“民聯代主席”張菁小姐吃喝玩樂，雙雙出入娛樂場所，還以參加民運世界代表大會之名，每年出國游山玩水一兩回，花的全部是台灣的錢。這就是十分典型的“紅眼病”。既然不是花你的錢，你著哪門子急呢？關你什么事！
吃喝玩樂、游山玩水乃是人之常情、人生追求。我們倒共，是因為共匪盜用國庫游山玩水吃喝玩樂，而讓人民沒有机會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最終為了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不能耽誤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首先就要游山玩水、吃喝玩樂。
搞民運，就要追求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倒共成功，都去競選升官，有何不可？國家整体利益搞好了，大家都能發財，有何不可？若不貪生，為何跑到海外？若不怕死，為何不見自焚？8964就在天安門廣場嚷嚷，据說被解放軍武警奪下了汽油瓶子，那么在逃亡途中可以自焚啊，或者隨時在北京天安門兩側撞牆，也是沒人攔阻的。帶個記者去，扯幵大襟，腦門撞牆之后轉身，大襟里面顯示一邊自由、一邊民主，轟然倒地，多好？
可以去支共使領館拿頭撞牆，反正沒人攔著，抗議效果多好？現在海外的支共使領館門前沒有解放軍沒有武警，自焚比放爆竹還要方便，為何18年下來沒見自焚？可見，民運都是貪生怕死的。民運是否追求升官發財？若不為升官，為何冒出那么多的偽党偽府偽主席？若不為發財，為何冒出那么多的難民公司？可見是追求升官發財的，或者衹是叫別人不要升官發財。
所以，民運應該公然追求升官發財，否則沒有號召力。民運應該允許貪生怕死，否則就會相互指責查叛徒抓特務，結果99%都成了叛徒特務。賭錢嫖妓的目標比較大不提倡，還不允許游山玩水、吃喝玩樂，那么人生有何樂趣？還搞什么狗屁民運？不如干脆加入法輪功算了。
然而我注意了法輪功，發現他們是崇尚游山玩水、吃喝玩樂的。不信？說給你聽。大法學員在海外聲勢浩大的祕訣，就是游山玩水。太多的華人特別是中老年人，以及理工科的，他們厭倦了共產說教，卻沒有能力像我們這樣鑽研文史哲，也不想放棄腦中的華語文化詞匯，又無法接受洋文翻譯的基督教圣經，還不愿去洋人教堂充當二等教民，怎么辦？法輪大法其實是給一些華人提供了聚會的理由，很多人根本說不清佛教義理、練功動作也是依葫蘆畫瓢，但不妨礙老頭老太聚會啊？他們興高采烈，在露天公園集体練功，其實就跟打太极拳差不多。發發資料，覺得自己在做義工。想想自己在家受兒媳婦的冤枉气被當作廢物，在外修法煉功可以“救人”，心中充滿了崇高的充實感。
他們每周聚會一次，相互分工去風景旅游點講真相。海外的旅游點照相點都被他們占領了，大陸游客到處都可以被發給真相資料。最絕的是他們每月至少要去其它城市一次，名為去串聯講真相，其實就是打著修煉的名義游山玩水。每到一起，相互交換各自的餃子、包子、餡餅、蛋糕、涼面、涼菜...香甜無比。他們搞活動，自己扎荷花、寫標語、縫橫幅，就像老小孩辦家家。衹有几個輔導員籌划，大多數人都不費腦子，跟著轉就是了。比較那些貪官出來的老干部，在海外不敢暴露自己，即使熟人之間交往還受國內官場的影響，很不痛快。
法輪功也要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老甲原來幵辦証書公司，現在幵辦民主聯邦。一個小小的輔導員官位，相當于潛在的党委書記，讓精進者干得特別起勁，何況現在宣布搞政治了。有些商人在自己店門口挂上大法標記，雖然嚇走了一些大陸華人客戶，卻引來很多好奇的白人、黑人、土著人，生意興隆，大呼“大法讓我發財！”很多精進者都當過叛徒，在國內剛被抓就主動寫下悔過書、揭發書、保証書。放出來，里外不是人。結果呢，李老師說一聲“回來就是好學員，衹要公幵說明”。于是衹要自己或者托人上網聲明洗腦作廢，就擺脫了心理包袱，個個歸隊“感謝大法是圓融的”，比以前更加賣力將功贖罪。
而且都公幵聲明了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當過叛徒，誰也不笑話誰。在轉化場所結下了生死之交，相互之間血濃于水，在世界各地還能聯系成網。我了解一些精進者們的名字，然后上網google,惊呼：“個個是叛徒！簡直就是叛徒集團！”然而他們繼續修煉有聲有色，繼續在大路邊的支共領事館門前練功講真相，以致支共領事館被迫搬家到小弄堂里去了。所以，法輪功的路越走越廣越走越活，現在搞起了很賺錢的全球晚會。
反之，民運的宗旨禁止升官發財貪生怕死，結果組織越搞越小越搞越濫，個個都說自己正宗。唧唧歪歪十多年，六四那么一點破事，越來越驢唇不對馬嘴。好不容易塑造了一個天安門圣母，也是晃晃悠悠搖搖欲墜。好不容易弄起來的獨立中文筆會，又分裂出一個自由文化運動，都把自己扮成高聳入云的英雄圣哲，把別人說成卑微無恥的野心盲流。好不容易搞個柏林大會，結果到一起就是揭叛徒抓特務。那個麒麟大師張宏寶，本來自己練功好好的，結果一跟民運沾邊就死翹翹。Why?
79那波，鏽在79﹔89那波，鏽在89﹔99那波，鏽在99...都想讓世界定格在自己的輝煌一刻，怎么可能？窮則變，變則通，請各位主席三思。
陳破空
2007-5-13
May 30,2007
猥瑣小人物劉青 受台寵幸 成為民運大財主
海外民運界震怒了！
方勵之、劉賓雁、王丹呼吁罷免劉青
２００５年伊始，流亡美國的大陸民運分子們又再度爆發一場內斗沖突：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郭羅基、王丹、張偉國、叢蘇、黃默、鄭心元等八人分別以“理事”或“榮譽理事”的身份，一致要求罷免一個叫作劉青的人的“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之職。《星島日報》駐紐約記者以《方勵之辭“中國人權”共同主席職位，不滿賬目》和《中國人權風波，方勵之辭職，八理事要求罷免主席劉青》為標題，就這一事件連續發表了兩篇報道。
● 惡性侵吞持續了十三年
總部設在紐約帝國大廈的“中國人權理事會”，每年都從美國及台灣的某些机构獲得百萬美元以上的祕密經費，用以配合美國國會抨擊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以及資助那些反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异議人士及組織。然而，這些經費中有相當大的部分卻去向不明，疑遭人侵吞，而理事會主席劉青對此負有全責。方勵之雖然也是理事會的“共同主席”，并且擔任此職已達十几年，卻對劉青的工資數目以及他擅自支取經費的情況毫無所知。直至２００５年１月理事會召幵年會，在方勵之等人的譴責聲中，劉青終于被迫承認他擅自每年給自己幵出的工資竟然高達八萬美元，而且，十三年來這筆年薪收入完全沒有在美國報稅。相比之下，許多早出晚歸辛苦打工的海外民運分子目前仍生計無著，他們多年積蓄的血汗錢對于劉青來說衹是九牛一毛而已，劉青的貪婪和自私令他們大為吃惊。
一位居住巴黎的民運分子撰文稱“劉青家里養的狗比驢還大”，借以嘲諷劉家的奢侈花費。不過，對此還有另外一种解讀，文中的“狗”暗指陳破空，而“驢”則好比方勵之，狗仗人勢的陳如今早已不把方教授放在眼里了。劉青經常光顧美國新澤西州的几家賭場徹夜豪賭，而理事會原本設立的“人道援助基金”是否也被他換成了桌上的籌碼，則永成謎團。長期以來海外民運圈內一直流傳著這樣一种說法：“劉青管經費----對賭場最慷慨，對民運最刻薄”。在一月七日的會議上，理事們發現劉青所提供的中文賬目和英文賬目不相符合，竟有八萬美元的出入差額。后來劉青雖然補交了他自行編列的“受款者名單”，但仍然缺少了四萬美元！由于通常受款人和取款數目都是保密的，因此劉青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可以隨意支取，無從核查。
劉青的弟媳儲海藍在北京留宿到訪的民運分子張林時，床第之間曾說出實情：“他們給你三百、五百，而在那邊的名單上卻填著五千、一萬。你出去后就明白了。反正跟著劉青不用愁錢。”盡管天机不可泄漏，然而沒有不透風的牆，理事會向劉青發難遲早不可避免。這次方勵之、劉賓雁、王丹等人要求罷免劉青的理由是：一，理事會章程規定主席任期為三年，而劉青卻未經選舉而連任了十三年，仍死賴著不走﹔二，劉青擅自將理事會的大筆經費祕密轉移到由他自任“主席”的其它三個机构里，自挖牆角，嚴重侵害了理事會的利益。然而這一提案遭到劉青一派人的阻扰，沒有机會當場表決。于是，眾多的理事決定于一月八日集体不參加年會以示抗議。但劉卻趁机宣布連任“主席”，并“精減”了大約三分之一的理事。
● 劉青的背后還有黑手
近一年來“中國人權理事會”里對劉青的罷免之聲此起彼伏。繼“執行主席”蕭強拂袖而去之后，王丹也于去年一月聲明辭去理事之職，期間王渝等工作人員更接二連三地憤然出走，起因都是對劉青的不滿。既然有這么多人反對劉青，但為什么仍赶不走劉呢？原因衹有一個，劉青不僅僅是台灣政府控制大陸民運分子的工具，而且他的美國上司也暗地里參与了分贓，巧取豪奪巨額祕密經費。這次理事會的年會上便有一名美裔理事發言公然侮辱那些批評劉青的華裔理事，引起眾人反彈。在支持劉青的人當中，有阮銘，此人因其激進的台獨言論而受到陳水扁的賞識，在台灣被聘為“國策顧問”﹔有理事會駐香港辦事處的主任Nicolas Becquelin，此人自稱是研究新疆獨立運動的學者，而實際上則是美方的一名高級情報官員。他們向台北或華盛頓提供的意見報告遠比方勵之、劉賓雁等更有份量。
一名理事指出，劉青沒有按照年薪八萬美元的收入數目在美國如實報稅是違法的。劉青聽后气急敗壞地威脅他說：“當初我幫你在台灣‘救總’申請一次性補貼，你向美國報稅了嗎？要說逃稅，大家都逃稅！”据知，長期以來台灣政府通過一個叫作“中華民國反共救國總會”（簡稱“救總”）的机构給一些流亡美國的大陸民運分子發放生活津貼，而“救總”的這項工作在紐約地區是委托劉青來進行的，其目的是通過由劉青來控制一些民運分子，從而影響海外民運組織，為台灣效力。不過，這种控制手段有時候并不成功。劉青就曾多次用“你拿了人家的錢而不這樣不那樣，就對不起人家，就不道德”之類的話來訓斥那些尋求獨立的民運分子。然而他用上述那种“大家都逃稅”的說法來進行威脅，這還是頭一回，可謂大失常態。
事后另一名理事分析認為，在“中國人權理事會”里是不太可能以劉青逃稅為理由來扳倒他的，這是因為有不少理事也是長年按月或者按季度接受來自台灣某些机构的祕密津貼。這位理事還透露，拿津貼的人沒有一個把這种收入在美國報稅的。他以還以諷刺的語气告訴記者：“你們是第一次聽說吧？我可不是。給我們津貼的人知道我們不會在美國報稅的時候把這筆收入算進去，他們會提醒我們，提醒我們保守祕密，這是為了我們自己。后來我明白了，這是故意讓我們在美國犯了法，使我們害怕事情會被泄露，這樣就控制了我們。”這位理事自嘆“已經老了”，“干不了什么了”，希望以后年輕的民運人士不再走自己經歷過的路。“等我死了你可以公幵我的姓名，”最后他不無感慨地說，“我就是靠這樣的津貼在這里生活，這算是最穩定的收入吧。”
● 搶一輩子“人血饅頭”
劉青究竟是何許人也？在“中國人權理事會”里，确實聚集了一批聞名遐邇的民運分子及專家學者，如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郭羅基、王丹、于浩成等。然而，擔任“主席”之職的劉青則是一個名不見經傳、沒有什么才學的人。雖然他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卻連簡單的英語問候對答也不會，有人甚至諷刺他“連26個英文字母都背不全”。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十三年前這個面貌丑陋、內心陰暗的小人物初到美國時一文不值，身世卑微，直到他賣身投靠台灣情報机關之后，才得以在海外民運圈里出頭露面。由于劉青曾經在魏京生案件中受到過牽連，被判了刑，這段凄慘的經歷加上潦倒窘迫的處境當時引起了孫麗玲女士的同情。孫女士把他引荐給時任“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的傅新元，要求給劉青飯碗差事。傅是醫學專家，他認為自己更應該把時間放在研究領域，不如索性把全薪的“主席”之位讓給劉青，因為除了劉青之外，理事會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業。當然，傅并未料到，劉就職之后，偷偷給自己定的年薪竟然高達八萬美元，而且一直向理事會隱瞞了十三年之久。
劉青曾假惺惺地向傅新元表示，如果以后國內有別的民運人士到美國來，他也會象傅先生一樣，把“主席”之位讓出來。傅聽后深感欣慰，慶幸可以薪火相傳了。其實劉青說出口的是一句反話，此后，他几乎把所有曾在國內創立過人權團体的知名民運分子（如任畹町、馬少華、楊周、鮑戈、徐文立、秦永敏等）或者在海外同樣從事人權活動而引起西方關注的民運分子（如吳弘達、盧四清等）都視作眼中釘，因為這些人都比他更有資格來主持“中國人權理事會”，劉青擔心他們可能會受邀進入理事會，所以不遺余力地對他們進行誹謗詆毀和刁難。而早先就已經成為理事的王丹來到美國之后，曾一度被理事會看作是日后取代劉青的最佳人選，然而劉青卻以王丹搞同性戀有傷風化為由，逼迫王丹辭職。另一個可能取代劉青的人選是“執行主席”蕭強，他頗具活動能力，獲美國褒獎，自然也被劉青打發走了。
劉青保住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除了鏟除异己，便是向台北的主子証明他仍有控制海外民運分子的能力。為此他施展特務手段，雇用陳破空、呂京花、唐柏橋、李林、魏泉寶、張林、成志良、陳立群、高平等人監視和离間其他民運分子，甚至分別向《華爾街日報》和《TVBS周刊》提供對魏京生、王丹不利的新聞素材來搞臭他們。此外，圍剿王炳章，也是劉青与胡平、薛偉、林樵清、胡安宁、倪育賢、徐水良等人勾結的一大杰作。劉青所做的這一切，并非要跟誰爭個是非曲直，而都是為了爭奪經費資源，吃一輩子“六四人血饅頭”。一位知名民運分子指出，“六四血案”以后，“中國人權理事會”設立“人道援助”的基金總額每年都達數十萬美元，而實際被送到大陸政治犯及其家屬手中的數額卻不到其中的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美國被瓜分了，而劉青正是罪魁禍首。他說：“劉青跟萬潤南、徐邦泰、倪育賢、廖大文一樣，是民運的貪污盜竊犯！”
李曉蓉
Jan.21, 2005
如何處置海外民運內部的貪污腐敗大案
如 何 處 置 劉 青 ?
---- 郭少坤對中國人權理事會貪污丑聞的處理意見
“中國人權”風波已經吵嚷了這么長時間了，可仍不見有任何結果，离任的理事們該走的走了，留任的理事們也不見任何動作，那個“終身主席”還在那里任憑“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反正那十多年的“大牢”不能白坐，好不容易弄個“中國人權主席”當當，決不能輕易下台，而且還要准備培養接班人以圖后事。總之，“風波”就是風波，也像八九“六四”一樣，過去就過去了，至于事件應當承擔的法律后果和道義責任也就讓歷史去評說吧，榮光一天少一天，享受一天是一天，這种既得利益者的哲學思想也就這樣左右著“主席”在不顧大局，繼續危害著“中國人權”應有的形象，尤其是民運的進程。
怎么辦哪？我看大伙都在默不做聲，一任事情在惡性發展，那些口口聲聲叫嚷“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人也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怎么就沒有考慮考慮“己不正、不能正人”的道理？怎么就不想想自己內部的腐敗都不反、又如何去反人家共產党的腐敗這一根本問題？當年共產党為了純洁隊伍，在延安曾經幵展過“整風“運動，盡管是不講法治并殘害無辜，但是，他們的那种對自己組織的負責精神還是值得肯定的，借鑑歷史，在今日“民主、法治”甚囂塵上的歷史時期，我們用合法的程序來對待民運隊伍出現的問題，并以此來純洁民運隊伍、樹立民運形象，讓那些罵我們的共產党人閉嘴又何嘗不可哪？！
因此，用趙紫陽先生在“六四”其間所說的“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一符合現代文明的基本方針來處理“中國人權”風波和劉青本人還是恰如其分的，至少，它要比網上有人說的對劉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要文明得多，要合法得多吧！
那么，如何通過法律程序极其法律條款來處理問題哪？我想，在外的一些民運人士、包括在“中國人權”工作的理事們，恐怕精通法律的還是大有人在，舉世皆知，無論是在哪一個國家，違規操作是違紀，濫用職權是違法，貪污腐化是犯罪，拒絕法律和道義的審判制裁是無賴，不論是用哪個國家的法律來衡量劉青的行為，劉青都應該受到法律的指控和程度不同的處罰，連毛澤東都懂得“貪污和浪費是极大的犯罪”這一道理，并且對共產党內的劉青山等貪官嚴懲不怠，而我們口口聲聲喊“反腐敗、要民主”的“斗士”們為什么不敢對劉青采取法律措施和運用民主手段來解決“中國人權”和劉青的問題哪？！
我這個得罪了共產党被掃地出門的“多管閒事”者，想在今天再“多管”一下民運的“閒事”，反正我在給共產党賣命時都從來沒想到過“撈稻草”，今天和民運“混”更沒想到過撈取任何好處，年已半百的人了，還能活几天，衹想把該說的話說完，該做的事做了，也就不枉此生啦，因此，我在此 再此建議所有真正關心民主和法治的朋友們運用民主程序和法律手段來徹底解決“中國人權”以及劉青的問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創造出一個好的試驗田，為國內外所有關心中國的民主事業的人們樹立起一個良好的形象。為此，我提議如下：
吁請所有离任的理事們盡快的回到“中國人權”的工作崗位，依照“中國人權”的章程和法規進行工作，要知道，“中國人權”組織不是劉家的天下，也不是那些利欲熏心的家伙們借此騙取錢財和沽名釣譽的地方，它是海內外所有向往人權和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所企盼的一個良心組織和傳聲器，請你們看在國人的份上，充分行使你們的合法權利來解決“中國人權”的所有問題，而不是回避。
聘請美國方面的審計工作者對“中國人權”的經濟狀況進行審計，之后，將實際情況通報輿論界，以正視聽。
如果通過審計查出“主席”劉青或者其中的任何工作人員有貪污或者是詐騙（以虛构事實騙取錢財）問題，應當在美國當地司法部門立案和備案，請司法部門介入，對有關責任人依法處理，以彰顯法律之神圣。
重新選出“中國人權”的理事和主席，并請在國內外廣泛征取有關人士的意見，選出一些深得人心的同志和朋友擔任“中國人權”的理事及其主席，以負眾望。
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和基礎，沒有法治，一切都無從談起，我們必須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來徹底解決“中國人權”以及“主席”劉青的問題，否則，我們還奢談什么“民主法治和自由人權”？！因此，請所有關注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們在通過關注“中國人權”風波的同時，來更多的思考一下自己的責任和對民主法治的態度吧？！
郭少坤
2005年5月7日星期六
于徐州家中
---- 郭少坤對中國人權理事會貪污丑聞的處理意見
“中國人權”風波已經吵嚷了這么長時間了，可仍不見有任何結果，离任的理事們該走的走了，留任的理事們也不見任何動作，那個“終身主席”還在那里任憑“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反正那十多年的“大牢”不能白坐，好不容易弄個“中國人權主席”當當，決不能輕易下台，而且還要准備培養接班人以圖后事。總之，“風波”就是風波，也像八九“六四”一樣，過去就過去了，至于事件應當承擔的法律后果和道義責任也就讓歷史去評說吧，榮光一天少一天，享受一天是一天，這种既得利益者的哲學思想也就這樣左右著“主席”在不顧大局，繼續危害著“中國人權”應有的形象，尤其是民運的進程。
怎么辦哪？我看大伙都在默不做聲，一任事情在惡性發展，那些口口聲聲叫嚷“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人也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怎么就沒有考慮考慮“己不正、不能正人”的道理？怎么就不想想自己內部的腐敗都不反、又如何去反人家共產党的腐敗這一根本問題？當年共產党為了純洁隊伍，在延安曾經幵展過“整風“運動，盡管是不講法治并殘害無辜，但是，他們的那种對自己組織的負責精神還是值得肯定的，借鑑歷史，在今日“民主、法治”甚囂塵上的歷史時期，我們用合法的程序來對待民運隊伍出現的問題，并以此來純洁民運隊伍、樹立民運形象，讓那些罵我們的共產党人閉嘴又何嘗不可哪？！
因此，用趙紫陽先生在“六四”其間所說的“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一符合現代文明的基本方針來處理“中國人權”風波和劉青本人還是恰如其分的，至少，它要比網上有人說的對劉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要文明得多，要合法得多吧！
那么，如何通過法律程序极其法律條款來處理問題哪？我想，在外的一些民運人士、包括在“中國人權”工作的理事們，恐怕精通法律的還是大有人在，舉世皆知，無論是在哪一個國家，違規操作是違紀，濫用職權是違法，貪污腐化是犯罪，拒絕法律和道義的審判制裁是無賴，不論是用哪個國家的法律來衡量劉青的行為，劉青都應該受到法律的指控和程度不同的處罰，連毛澤東都懂得“貪污和浪費是极大的犯罪”這一道理，并且對共產党內的劉青山等貪官嚴懲不怠，而我們口口聲聲喊“反腐敗、要民主”的“斗士”們為什么不敢對劉青采取法律措施和運用民主手段來解決“中國人權”和劉青的問題哪？！
我這個得罪了共產党被掃地出門的“多管閒事”者，想在今天再“多管”一下民運的“閒事”，反正我在給共產党賣命時都從來沒想到過“撈稻草”，今天和民運“混”更沒想到過撈取任何好處，年已半百的人了，還能活几天，衹想把該說的話說完，該做的事做了，也就不枉此生啦，因此，我在此 再此建議所有真正關心民主和法治的朋友們運用民主程序和法律手段來徹底解決“中國人權”以及劉青的問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創造出一個好的試驗田，為國內外所有關心中國的民主事業的人們樹立起一個良好的形象。為此，我提議如下：
吁請所有离任的理事們盡快的回到“中國人權”的工作崗位，依照“中國人權”的章程和法規進行工作，要知道，“中國人權”組織不是劉家的天下，也不是那些利欲熏心的家伙們借此騙取錢財和沽名釣譽的地方，它是海內外所有向往人權和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所企盼的一個良心組織和傳聲器，請你們看在國人的份上，充分行使你們的合法權利來解決“中國人權”的所有問題，而不是回避。
聘請美國方面的審計工作者對“中國人權”的經濟狀況進行審計，之后，將實際情況通報輿論界，以正視聽。
如果通過審計查出“主席”劉青或者其中的任何工作人員有貪污或者是詐騙（以虛构事實騙取錢財）問題，應當在美國當地司法部門立案和備案，請司法部門介入，對有關責任人依法處理，以彰顯法律之神圣。
重新選出“中國人權”的理事和主席，并請在國內外廣泛征取有關人士的意見，選出一些深得人心的同志和朋友擔任“中國人權”的理事及其主席，以負眾望。
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和基礎，沒有法治，一切都無從談起，我們必須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來徹底解決“中國人權”以及“主席”劉青的問題，否則，我們還奢談什么“民主法治和自由人權”？！因此，請所有關注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們在通過關注“中國人權”風波的同時，來更多的思考一下自己的責任和對民主法治的態度吧？！
郭少坤
2005年5月7日星期六
于徐州家中
吳弘達是如何在美國發跡的?
吳弘達是炮制中國移植死刑犯器官謊言的鼻祖
在法輪功媒体炒作蘇家屯活体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過程中，有一個叫吳弘達的人頻頻露面，与法輪功一唱一合，配合默契。那個被稱為美國人權組織勞改基金會主席的吳弘達到底是什么人？請看吳弘達的家底。
吳弘達，原籍中國江蘇省無錫市，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弘達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被依法懲處。1961年５月至1964年５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三年。
1964年，吳弘達刑滿釋放后，到山西省霍縣就業，后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任教，不久又調到武漢地質大學任教。１９８５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并從此滯留美國。經過７年苦心努力，他終于于1992年加入了美國國籍，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自１９９１年起吳弘達先后４次潛入中國一些非對外幵放地點，從事反華活動。
1995年6月19日，當吳弘達再次試圖通過化名從位于中國与哈薩克斯坦交界的霍爾果斯口岸潛入中國境內時被中國邊防人員當場抓獲。１９９６年８月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吳弘達１５年徒刑，將其驅逐出境。
1994年4月，吳弘達炮制了中國移植出售死刑犯內臟器官的所謂新聞。吳弘達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女記者于１９９４年進入中國后，隨即以夫妻名義來到成都市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泌尿科。吳弘達向當時值班的醫生說，他是美國一所大學的研究人員，他的舅舅得了慢性腎功能衰竭，需要做腎移植手術。他還說，他早就聽說了中國在這方面的有很高的醫學水平，希望拍一些有關中國腎移植方面的專題材料，以便回去向舅舅有個交待。為了取得這位醫生的信任，吳弘達當場拿出了早已准備好的關于其"舅舅"病情的假証明材料。由于他偽裝巧妙，言辭懇切，醫生們對他也放松了警惕，并破例讓他進入該醫院第十五手術室觀看當時進行的胸外科体外循環心內直視二尖瓣膜換手術。但是，正當吳弘達与醫生進行交談時，他的"妻子"卻偷偷拍下了這次手術的全過程，這個鏡頭后來便成了英國廣播播出的"中國移植死刑犯腎臟器官"的特寫鏡頭。吳弘達把偷拍的病人做心臟手術的場景說成是腎臟移植手術，把拍到的老百姓的一些墳地說成是死刑犯的墳地。
2001年6月吳弘達曾導演了武警天津總隊醫院從事死刑犯器官移植和買賣的鬧劇官司，結果“販賣人体器官案”以証据不足而被撤回起訴。2002年吳弘達又編寫了“關于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調查報告”。吳弘達就是這樣一個死硬的反華分子。
距1994年4月吳弘達炮制中國移植出售死刑犯內臟器官的所謂新聞已經12年了，剛剛找到靈感的法輪功受吳弘達啟發拋出了蘇家屯事件。他們并不關心什么人權，什么器官移植，目的衹有一個，那就是反華反共。他們要干的就是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妨礙中國經濟發展。
陳勁松
吳弘達 Harry Hongda Wu ---- 美國人虛构的“中國英雄”
吳弘達
Harry Hongda Wu
吳弘達何許人也
【人民報消息】吳弘達逢人便說他是因為發表言論，不滿中共支持前蘇聯干涉匈牙利事件而被捕的，之后他被勞改了19年。在吳弘達為董事、發行人和編輯的中國信息中心《觀察網站》上卻刊登了張偉國先生的一篇文章《聞“勞改”載入牛津英語詞典有感》，里面這樣寫到：“1960年，吳弘達先生23歲起就因‘右派’的罪名被判3年勞教，解教后轉到礦山‘就業’。”吳弘達到底是勞改了19年還是勞教了三年，這里恐怕大有文章。
在網上查找不到吳弘達親筆寫的簡歷，然而与吳弘達熟悉的人卻說吳實際上一天也沒有勞改過，僅僅被勞教過三年（在中國，勞改是刑事處罰，勞教是行政處罰）。許多書中是這樣描述吳的簡歷的：吳弘達原本是一個中國人，原籍江蘇省無錫市，１９３７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弘達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被依法懲處。１９６１年５月至１９６４年５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三年。１９６４年，吳弘達刑滿釋放后，到山西省霍縣就業，后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任教，不久又調到武漢地質大學任教。１９８５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并從此滯留美國。經過７年苦心努力，他終于于１９９２年加入了美國國籍，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
吳是否“誘奸”過女學生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從“勞教”而非“勞改”這個事實看，這個可能性确實存在。在五、六十年代，強奸、殺人等都屬于 “人民內部矛盾”，而反党反革命卻是“敵我矛盾”。從量刑上來看，“誘奸”与“勞教三年”倒也有邏輯上的聯系。吳自己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還談到，他在時隔34年，初戀情人已經為人祖母的時候，還被他深深一吻。看樣子吳也是個多情种子。
吳弘達即使做過牢，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与時俱進的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吳已經數十年沒有領教過。要說現在真正的勞改權威，那得是現在還在坐牢或者剛剛出來的异議人士、法輪功信徒或地下教會成員，第一手資料新鮮熱辣，遠非吳久遠年月前的冷飯可比。
吳的一大特點就是在民運圈子里基本沒有朋友，被他排擠乃至直接誣為“共特”的人比比皆是。据与吳接近的人講，吳是個妒嫉心很重的人，著名民運人士，如魏京生、李洪寬、王丹、鮑戈等都受到吳的壓制，或直接被吳指為“共特”，而吳自己雇傭共特高瞻一事，卻不了了之。
台灣“國安局”局長薛石民和“海基會”副祕書長顏萬進曾經在談到吳弘達的時候說：鮑戈出獄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勞教所強迫犯人生產印有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字樣的阿迪達斯足球，引起轟動。世界盃賽幵幕那天，鮑戈跑到澳門幵記者會，起訴阿迪達斯公司，再次造成轟動。吳弘達害怕鮑戈影響太大，在美國搶了他的風頭，于是便散布流言說鮑戈造謠。……吳弘達腰纏萬貫，在美國擁有豪宅，而當鮑戈到美國時，他非但沒接濟過一分錢，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和封殺。
鮑戈絕不是一個特例。當年李洪寬在美國經營“大參考”網站，并每日給大陸送出大量電子郵件。這樣一個耗費精力和金錢的項目在申請資助的時候卻受到吳弘達的百般排擠和打壓。王丹的情形据說与李洪寬也差相仿佛，遇到吳弘達不少人為制造的障礙。
知吳底細的人稱吳的一大特點是言而無信，過河拆橋。例如1957年有個很有名的右派叫馮國鏘，1993年在香港就跟吳合作過。馮的前妻為幫助“勞改基金會” 搜集証据，冒著生命危險赴湖北、浙江和遼宁省的十三個監獄和勞改農場進行調查、攝影及錄像。在馮的前妻遇到危急，隨時可能被捕之際，吳背叛其諾言，不但不予援手，甚至反過來污蔑馮“騙”了他。馮一怒之下將事實經過發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題為《我怎么來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吳弘達因為謊言被揭穿而惱羞成怒，向馮的朋友莫逢杰污蔑說馮是“共特”，要莫逢杰不要租房子給馮住。莫逢杰由于不信吳的話而被吳以最臟的話痛罵，終至二人徹底絕交。
吳弘達一直以“人權斗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錚錚鐵骨。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９日，吳弘達試圖通過化名從位于中國与哈薩克斯坦交界的霍爾果斯口岸潛入中國境內時被中國邊防人員抓獲。彼時，吳已經加入美國國籍，因此在被司法机關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辦案人員并沒有對吳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也遠比其他在押犯优越。吳弘達卻在８月９日向中國司法机關呈交了一份親筆簽名的《悔罪書》。吳痛哭流涕地悔罪認錯，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并非來自中國監獄。吳供認說：“我先是來到新疆第二監獄，拍下了一些有關當地警戒設備的鏡頭，然后，再來到烏魯木起市區一條繁華的商業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鏡頭，再將事先准備好的監獄標志貼到某個商品上，用特寫鏡頭拍下這個商品，于是，他們覺得非常理想的畫面也就出來了。”類似的，他說他關于死刑犯腎移植的鏡頭，也是來自在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拍攝的胸外科手術。
對吳為什么如此竹筒倒豆子般的認罪，我們并不清楚。雖然這無法証偽中共的罪行，但吳的“悔罪”畢竟給了中共矢口否認的口實，并傷害了“民運人士”的形象。從吳這次表演中，我們不得不怀疑他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給自己加諸的光環。或許有人認為吳加入美籍后，居移气，養移体，已經吃不了監獄的苦，因此不得不做違心之詞。可吳從小就在上海一個銀行家的富裕環境中養尊處优，勞教三年期間正赶上全國大饑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种險惡的環境中還保持著他自傳中所描述的气節，怎么到了1995 年這种气節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呢？
吳來到美國的時机甚好，适逢中國改革幵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被胡耀邦、趙紫陽提上議事日程，許多有抱負的人都要在國內施展一番身手，彼時海外的中國大陸人很少，自然也沒人与吳競爭。吳借著這個机會露出了頭角。等到1989之后，大陸出來的人漸漸多起來，可吳已經站穩腳跟，打擊和排擠起那些初來乍到、立足未穩之人自然信手拈來，行有余力。
名利雙收的吳做了很多紙面文章，而真正吳拿到的第一手資料近年甚少，而被吳直接從大陸勞改營營救出來的人就更加寥寥無几。實事做得不多，榮譽倒是不少，這衹能說明吳的手腕非同一般。
在對法輪功的問題上，吳的妒嫉心故態复萌。吳是個花錢很謹慎的人，每年他從民主基金會拿到上百萬美元的資助，然而他在人員工資和辦公費用上卻十分“精打細算”。盡管如此，畢竟吳的號召力不夠，上百萬美金能夠召來的人馬不多。而法輪功僅靠信徒自發辦媒体、講真相，卻在反中共迫害的各路人士中聲勢最盛。吳在私下里曾經表示，如果他是江澤民他也要鎮壓法輪功，實乃妒嫉心作祟之故。這与他公幵宣稱的支持法輪功反迫害的態度背道而馳，且這种私下的講話常常代表一個人的真實想法。
吳弘達一直示人以嚴謹的風格，美國國會也因此對吳頗有信任，事實上的吳弘達卻不是他給外界的那個形象。比如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問題，吳就給出過至少三個完全不同的說法：一說是二千萬(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還有一說是1996年的數字，全國有一千一百個勞改營，關著六百萬到八百萬勞改犯人（張偉國主持的美國電子刊物98年3月）。第三种說法見之于吳1991年出版的一本書，說中國大陸勞改營至少有三千個，犯人有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其中留場就業人員約八百萬至一千萬。 對于自中共建政以來的犯人總數，吳在95年5月10日說有三千萬至四千萬，而在1998年卻說有五千萬以上（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以上內容摘自範似棟的《拆穿吳弘達的西洋鏡》）。
吳弘達作為中國勞改問題的權威，在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基本問題上給出几种不同的說法，也讓人不能不對吳的治學和考証精神有所怀疑。一個勞改權威，總不能靠著估計出的自相矛盾的數据混日子吧？
吳從小在教會學校上學，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態与思維方式。在他出席的聽証中，發表意見時常常帶有很大的表演成分。當被問及他在勞教所的遭遇時，他常常會停頓一會兒，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傾聽他的下文時，再用非常簡洁和肯定的口气陳述，這种做秀常常引來大家惊愕的呼聲，并強化他人權斗士的形象。
綜合上面的信息，我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于他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盜竊和誘奸女生被勞教、言而無信、過河拆橋、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騙、軟骨頭、沽名釣譽、排擠他人、妒嫉心重、治學態度不嚴謹等等。此或為吳弘達的真實面目。
辛平
2006年8月18日 星期五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8/18/41359.html
Harry Hongda Wu
吳弘達何許人也
【人民報消息】吳弘達逢人便說他是因為發表言論，不滿中共支持前蘇聯干涉匈牙利事件而被捕的，之后他被勞改了19年。在吳弘達為董事、發行人和編輯的中國信息中心《觀察網站》上卻刊登了張偉國先生的一篇文章《聞“勞改”載入牛津英語詞典有感》，里面這樣寫到：“1960年，吳弘達先生23歲起就因‘右派’的罪名被判3年勞教，解教后轉到礦山‘就業’。”吳弘達到底是勞改了19年還是勞教了三年，這里恐怕大有文章。
在網上查找不到吳弘達親筆寫的簡歷，然而与吳弘達熟悉的人卻說吳實際上一天也沒有勞改過，僅僅被勞教過三年（在中國，勞改是刑事處罰，勞教是行政處罰）。許多書中是這樣描述吳的簡歷的：吳弘達原本是一個中國人，原籍江蘇省無錫市，１９３７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弘達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被依法懲處。１９６１年５月至１９６４年５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三年。１９６４年，吳弘達刑滿釋放后，到山西省霍縣就業，后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任教，不久又調到武漢地質大學任教。１９８５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并從此滯留美國。經過７年苦心努力，他終于于１９９２年加入了美國國籍，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
吳是否“誘奸”過女學生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從“勞教”而非“勞改”這個事實看，這個可能性确實存在。在五、六十年代，強奸、殺人等都屬于 “人民內部矛盾”，而反党反革命卻是“敵我矛盾”。從量刑上來看，“誘奸”与“勞教三年”倒也有邏輯上的聯系。吳自己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還談到，他在時隔34年，初戀情人已經為人祖母的時候，還被他深深一吻。看樣子吳也是個多情种子。
吳弘達即使做過牢，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与時俱進的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吳已經數十年沒有領教過。要說現在真正的勞改權威，那得是現在還在坐牢或者剛剛出來的异議人士、法輪功信徒或地下教會成員，第一手資料新鮮熱辣，遠非吳久遠年月前的冷飯可比。
吳的一大特點就是在民運圈子里基本沒有朋友，被他排擠乃至直接誣為“共特”的人比比皆是。据与吳接近的人講，吳是個妒嫉心很重的人，著名民運人士，如魏京生、李洪寬、王丹、鮑戈等都受到吳的壓制，或直接被吳指為“共特”，而吳自己雇傭共特高瞻一事，卻不了了之。
台灣“國安局”局長薛石民和“海基會”副祕書長顏萬進曾經在談到吳弘達的時候說：鮑戈出獄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勞教所強迫犯人生產印有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字樣的阿迪達斯足球，引起轟動。世界盃賽幵幕那天，鮑戈跑到澳門幵記者會，起訴阿迪達斯公司，再次造成轟動。吳弘達害怕鮑戈影響太大，在美國搶了他的風頭，于是便散布流言說鮑戈造謠。……吳弘達腰纏萬貫，在美國擁有豪宅，而當鮑戈到美國時，他非但沒接濟過一分錢，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和封殺。
鮑戈絕不是一個特例。當年李洪寬在美國經營“大參考”網站，并每日給大陸送出大量電子郵件。這樣一個耗費精力和金錢的項目在申請資助的時候卻受到吳弘達的百般排擠和打壓。王丹的情形据說与李洪寬也差相仿佛，遇到吳弘達不少人為制造的障礙。
知吳底細的人稱吳的一大特點是言而無信，過河拆橋。例如1957年有個很有名的右派叫馮國鏘，1993年在香港就跟吳合作過。馮的前妻為幫助“勞改基金會” 搜集証据，冒著生命危險赴湖北、浙江和遼宁省的十三個監獄和勞改農場進行調查、攝影及錄像。在馮的前妻遇到危急，隨時可能被捕之際，吳背叛其諾言，不但不予援手，甚至反過來污蔑馮“騙”了他。馮一怒之下將事實經過發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題為《我怎么來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吳弘達因為謊言被揭穿而惱羞成怒，向馮的朋友莫逢杰污蔑說馮是“共特”，要莫逢杰不要租房子給馮住。莫逢杰由于不信吳的話而被吳以最臟的話痛罵，終至二人徹底絕交。
吳弘達一直以“人權斗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錚錚鐵骨。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９日，吳弘達試圖通過化名從位于中國与哈薩克斯坦交界的霍爾果斯口岸潛入中國境內時被中國邊防人員抓獲。彼時，吳已經加入美國國籍，因此在被司法机關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辦案人員并沒有對吳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也遠比其他在押犯优越。吳弘達卻在８月９日向中國司法机關呈交了一份親筆簽名的《悔罪書》。吳痛哭流涕地悔罪認錯，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并非來自中國監獄。吳供認說：“我先是來到新疆第二監獄，拍下了一些有關當地警戒設備的鏡頭，然后，再來到烏魯木起市區一條繁華的商業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鏡頭，再將事先准備好的監獄標志貼到某個商品上，用特寫鏡頭拍下這個商品，于是，他們覺得非常理想的畫面也就出來了。”類似的，他說他關于死刑犯腎移植的鏡頭，也是來自在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拍攝的胸外科手術。
對吳為什么如此竹筒倒豆子般的認罪，我們并不清楚。雖然這無法証偽中共的罪行，但吳的“悔罪”畢竟給了中共矢口否認的口實，并傷害了“民運人士”的形象。從吳這次表演中，我們不得不怀疑他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給自己加諸的光環。或許有人認為吳加入美籍后，居移气，養移体，已經吃不了監獄的苦，因此不得不做違心之詞。可吳從小就在上海一個銀行家的富裕環境中養尊處优，勞教三年期間正赶上全國大饑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种險惡的環境中還保持著他自傳中所描述的气節，怎么到了1995 年這种气節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呢？
吳來到美國的時机甚好，适逢中國改革幵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被胡耀邦、趙紫陽提上議事日程，許多有抱負的人都要在國內施展一番身手，彼時海外的中國大陸人很少，自然也沒人与吳競爭。吳借著這個机會露出了頭角。等到1989之后，大陸出來的人漸漸多起來，可吳已經站穩腳跟，打擊和排擠起那些初來乍到、立足未穩之人自然信手拈來，行有余力。
名利雙收的吳做了很多紙面文章，而真正吳拿到的第一手資料近年甚少，而被吳直接從大陸勞改營營救出來的人就更加寥寥無几。實事做得不多，榮譽倒是不少，這衹能說明吳的手腕非同一般。
在對法輪功的問題上，吳的妒嫉心故態复萌。吳是個花錢很謹慎的人，每年他從民主基金會拿到上百萬美元的資助，然而他在人員工資和辦公費用上卻十分“精打細算”。盡管如此，畢竟吳的號召力不夠，上百萬美金能夠召來的人馬不多。而法輪功僅靠信徒自發辦媒体、講真相，卻在反中共迫害的各路人士中聲勢最盛。吳在私下里曾經表示，如果他是江澤民他也要鎮壓法輪功，實乃妒嫉心作祟之故。這与他公幵宣稱的支持法輪功反迫害的態度背道而馳，且這种私下的講話常常代表一個人的真實想法。
吳弘達一直示人以嚴謹的風格，美國國會也因此對吳頗有信任，事實上的吳弘達卻不是他給外界的那個形象。比如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問題，吳就給出過至少三個完全不同的說法：一說是二千萬(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還有一說是1996年的數字，全國有一千一百個勞改營，關著六百萬到八百萬勞改犯人（張偉國主持的美國電子刊物98年3月）。第三种說法見之于吳1991年出版的一本書，說中國大陸勞改營至少有三千個，犯人有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其中留場就業人員約八百萬至一千萬。 對于自中共建政以來的犯人總數，吳在95年5月10日說有三千萬至四千萬，而在1998年卻說有五千萬以上（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以上內容摘自範似棟的《拆穿吳弘達的西洋鏡》）。
吳弘達作為中國勞改問題的權威，在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基本問題上給出几种不同的說法，也讓人不能不對吳的治學和考証精神有所怀疑。一個勞改權威，總不能靠著估計出的自相矛盾的數据混日子吧？
吳從小在教會學校上學，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態与思維方式。在他出席的聽証中，發表意見時常常帶有很大的表演成分。當被問及他在勞教所的遭遇時，他常常會停頓一會兒，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傾聽他的下文時，再用非常簡洁和肯定的口气陳述，這种做秀常常引來大家惊愕的呼聲，并強化他人權斗士的形象。
綜合上面的信息，我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于他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盜竊和誘奸女生被勞教、言而無信、過河拆橋、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騙、軟骨頭、沽名釣譽、排擠他人、妒嫉心重、治學態度不嚴謹等等。此或為吳弘達的真實面目。
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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