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游擊戰法::

這兒有一個不知為何而戰的危險。藉著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鈍工具幫助（作為經濟細胞的商品、獲利率、作為誘因的個人物質利益……等等），以達成社會主義的拐騙方式，會讓人走進一條死胡同。更進一步地，你在經歷長程旅途後到達此一田地，這兒又有許多的十字路口，很難分出東西南北，不知道該往哪走，所以你轉錯了彎。建制化的經濟基礎，已經完成了它侵蝕意識發展的工作。為了建造共產主義，勢必得建造新的人類和新的經濟基地。

那就是為甚麼替群眾的動員選擇一把正確的工具是很重要的。基本說來，這一工具必須在本質上是道德的，然而，它卻不忽略物質獎賞的正確使用。

如我所提到的，在極度危險的時刻裏，對道德刺激提起一股有力的回應相當容易；但對它們而言，想要維持其效果，就非得需要意識上的發展不可，這就是新的價值優先次序。作為整體的社會必須轉變成一所巨大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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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任何的場合下，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會被描繪為有危機圍堵──不過這看起來會像是一種如果是你帶有適當特質就能夠達到目標，並且可以征服的危機。你可以在遙遠的彼方看到你的報酬；這道路是孤獨的。更進一步地說，這是一條狼走的道路；人只有踏著別人的血才能通過。


我現在想以一種既是獨特的生命，也是社會成員的雙重存在，試著為個人，為這位建造社會主義奇異又感人的戲劇的演員定位。


我認為，辨視出個人不完美的特質，看穿他是一項尚未完工的產品，是最有意義的。過往的破石瓦礫已經在個人的意識中來到了當下，為了拔除它們，持續的勞動是必要的。這個過程是雙方面的：一方面．社會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教育行動；另一方面，個人將自己安置在一個有意識的自我教育過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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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這個機制並不足以確保一系列深思熟慮、具有條理的改革措施。一個和群眾擁有更具結構性的聯繫才是更需要的，而我們必須在來年的路線上改善。但是談到政府高層所突顯的問題源頭時，我們現在利用幾乎是直觀的方式，將一般的反應運用在我們所面對的大問題上。


在這方面，費德勒是個專家。他有自己特殊的方式將自己和人民結合一致，讓他們總是只看到他無時無刻不在行動。在大型的公開群眾會議中，你可以觀察到一些像兩道音樂旋律裏的對位法，讓彼此之間的震動激盪出更新的音符。費德勒和群眾開始以一種張力漸長的對話彼此震動，一直到他們猝然地達到最昂奮的高潮，用我們鬥爭和勝利的戰歌劃上修止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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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歷史的其它場合上，完全獻身於革命的行動屢見不鮮。在〔一九六二年〕十月〔飛彈〕危機，和〔一九六三年十月〕佛羅拉颶風來襲的那段日子，我們見識到了整個人民表現出的難得勇氣和犧牲的行為。在日常生活中找出使這英雄態度流傳不朽的方法，從意識型態的觀點看來，是我們基本的任務之一。


一九五九年一月，革命政府在許多虛偽的資產階級成員參與下建立了。基本力量元素的反叛軍隊保證了大權的延續。


非常嚴重的矛盾馬上便發展出來。最先的例子，一九五九年的二月，當卡斯楚繼任政府的領導權，接掌總理的位置之後，這些便得到解決。這個過程，在同年七月由於民意壓力的阿魯提總統的辭職下野，衝到了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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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社會主義在古巴


雖然稍微有些遲了，但我在取道非洲的路途中完成這些筆記，希望用這個方式以信守我的諾言。我想拿標題作為討論的重點。我認為，烏拉圭的讀者們或者會對此產生興趣。


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鬥爭中，一個可以從資本家發言人口中經常聽見的論點就是，社會主義，或者說我們已經進入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國家利益的緣故，讓個體性消失死亡，成為點出其特徵的明顯現象。我不會光從理論基礎上駁斥這個論點，我反而是建構出它們存在於古巴的事實，並且加入對於其一般性質的評論。且讓我走馬看花地勾勒出我們革命鬥爭掌權之前和之後的歷史，作為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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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後隨之而來的是大敗，他們游擊隊力量的重新集結和組成，他們的軍隊幾乎被完全殲滅。少數僥倖的生還者，有意願戰鬥的生還者，因為他們對於整座島上所發起的暴動架構存有錯誤想像，同時勾勒出了一個特徵。他們也瞭解到這會是一場漫長的戰鬥，而這需要大多數的農民參與其中。也就在這一點上，首先有農民加入游擊隊。另外，兩次在攻擊人員的數字上並不重要，但是有很大的心理價值的衝突也造成了，因為它們抹去了那些由城市出身，對於農民懷有敵意的人所組成游擊隊核心。反過來，農民不信任團體，更害怕政府會對他們報復一些野蠻的掠奪舉動。兩件事在這個階段中被展示出來，對這些相互關聯的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農民看見了軍隊的不人道，以及所有不足以打敗游擊隊，但只會徹徹底底毀滅農民的房舍、作物和家庭的迫害行逕。所以好的解決之道便是尋求游擊隊蔽護，確保他們性命安全。反過來，游擊隊隊員學習到贏得農民群眾的必要性。這明顯意味了我們必須提供一些他們所渴望的東西。而農民的欲望正是土地。


接下來的是游牧階段，反叛軍到處延展其影響力到四處各地。它仍然沒辦法停留在這些地方很久，但敵軍也沒辦法，他們甚至沒辦法進入這些地方。大大小小的戰事在兩造之間建立了一個相當難以定義的模糊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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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零年十月

這是一場獨一無二的革命，或許對某些人來說，這並沒有符合最正統的革命運動前提，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它應該改成，革命理論作為一個社會真理的表達，超越了其任何特定例子的代表。換句話說，如果歷史的現實性被正確解讀了，而牽涉其中的力量也被正確運用了，人類就可以搞出一場革命，甚至於不需要瞭解理論。


在任何革命之中，總是會牽扯到分屬不同陣營的群眾，對於行動以及最要緊的目標作出決定和協議。想當然爾，如果領導人在行動之前就擁有適當的理論知識，便能避免許多的錯誤，只要採用的理論可以反映社會現狀的話。


這場革命的基本演員並沒有一致的觀點。但這不能就說他們不在乎今日世界上討論的不同歷史、社會、經濟以及革命的概念。對於現實世界的廣泛認識，貼近人民的親密關係，堅持尋求的目標，以及革命實踐的經驗，都給了那些領袖一個形成更完整的理論架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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