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革命的機制化尚未達成。我們正在合適於建造社會主義的特別條件下尋找一些允許政府和群眾之間的完美認同，以避免一種資產階級民主──就像立法院的小房間一樣──的單純移植，給硬強種在形成中的社會。
某些對於革命逐漸建制化的實驗已經開始，但它並不草率。最大型的煞車早就安置在旁，讓我們避免因為任何的流於形式化而與群眾或個人脫節，讓我們避免喪失最終和最重要的革命期望的洞見，也就是看到人從他的異化之中解放出來。
雖然缺乏建制，而這必須被逐漸克服，群眾現在開始為了相同的理由，創造出一段作為有意識的個人集合的歷史。社會主義下的個人，雖然受到明顯的標準化作用，但他更完整了；雖然缺少這樣的一個完美的機器，但他表達自我和使得他在社會組織被感受到的機會，也無窮盡地更大了。
在生產和管理的一切機制中，加深有意識的參與行動，不論是個人或集體的，並且將之連結到工程和意識型態的需求概念，仍然有其必要。所以他可以看到這些過程是多麼緊密相連，它們的進步有多麼平行。透過這一方式，他會達到他的社會功能的總體意識，那也等同於他完全作為人類的實現，異化的鎖鍊就此應聲斷裂。
透過被異化的勞動，透過文化和藝術，這會被這麼具體詮釋：重新獲得他真正的本質，獲得他作為人的條件。
對於某個人而言，為了從第一條路發展，勞動必須加入一個新的地位。不再有被商品關係宰制的人；一個為他社會責任的實踐而施行配額制度的體系創造出來。生產的手段屬於社會，而機器僅是達成任務的戰壕。
人開始變得自由，不用再考慮人必須以工作滿足動物需求的惱人事實。個人開始看到自己反射在他們工作中，並且透過被創造出來的物品，瞭解他們作為人類的完全尊嚴。工作不再是那不屬於個人的、被出賣的勞力形式中，環繞人的一部份，工作反而再現了他們自己的釋放，一個對人也在其中被反射的共同社會的貢獻，也就是社會責任的實現。
我們盡了最大心力賦予勞動這一社會責任的新地位，並且一方面將之勾聯到技術發展，為更大的自由創造條件，另一方面透過奠基在馬克思的事實觀察的自願工作，當他不被生理的需求驅使，不再把他的勞動當作商品販賣，而能夠生產的時候，人便真正達到一個完人的條件。
當然，就算當勞動是自願時，仍然有其它的因素牽涉在內：人還沒有將所有環圍他的壓制因素轉化為一種被制約的社會性格的反射，而他仍然在他生存的社會壓力下生產（費德勒把這叫做道德輿論）。人仍然需要在面對他的工作的態度中，進行一個完全的精神重生，從他社會環境的直接壓力下解放出來，透過他新的習慣連結至此。這就是共產主義。
意識上的改變不會自動發生，就如同經濟的改變不會主動發生一樣。輪替的交錯很緩慢，而且又不和諧；這兒有加速期、暫停期，甚至還有衰退期。
更進一步我們必得謹記在心的，就像我之前所提的，我們不是在處理一個純粹變化的時期，如馬克思在他的《哥達批判綱領》直觀到的，而是一種他所沒有預見的新現象：一個跳到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建造的初始時期。這發生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內，並且還得加上資本主義的元素，讓它在其中混淆對其本質的完全理解。
如果我們在這裏墨守成規地妨礙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並且阻斷變化時期理論的系統化發展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仍然還是包著尿布，我們就得在細述更大規模的經濟和政治理論之前，好好地強迫自己檢視這一時期所有的原理特徵。
毋庸置疑，最後的理論把巨大的壓力甩到建造社會主義的兩大樑柱上：新人類的教育以及技術發展。關於這兩者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時機的延誤卻是在技術概念中最不能被饒恕的，因為這不是個漫無目標瞎走的問題，而是行走在一條已經由世界上更進步的國家所開啟的漫長路線的問題。這就是為甚麼費德勒緊扣著如此的堅持，對我們的人民，特別是它的先鋒，作技術訓練的緣故。
在與生產活動無關的概念下，區別出物質和精神的需求界線是比較簡單的。有很長一段時間，人類一直試圖想透過文化和藝術，把自己從異化當中解放出來。他每天死在超過八個小時的出賣勞力，然後又在精神活動中復活過來。
但是這道藥方卻暗中嵌著同樣疾病的胚芽；他作為寂寞的個人尋求和環境作溝通。他透過藝術的媒介保護他被壓迫的個體性，並且對於作為獨特存在的美學概念反動，以期不讓他的渴求玷上污點。
這一革命的機制化尚未達成。我們正在合適於建造社會主義的特別條件下尋找一些允許政府和群眾之間的完美認同，以避免一種資產階級民主──就像立法院的小房間一樣──的單純移植，給硬強種在形成中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