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社會主義在古巴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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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這個機制並不足以確保一系列深思熟慮、具有條理的改革措施。一個和群眾擁有更具結構性的聯繫才是更需要的,而我們必須在來年的路線上改善。但是談到政府高層所突顯的問題源頭時,我們現在利用幾乎是直觀的方式,將一般的反應運用在我們所面對的大問題上。
在這方面,費德勒是個專家。他有自己特殊的方式將自己和人民結合一致,讓他們總是只看到他無時無刻不在行動。在大型的公開群眾會議中,你可以觀察到一些像兩道音樂旋律裏的對位法,讓彼此之間的震動激盪出更新的音符。費德勒和群眾開始以一種張力漸長的對話彼此震動,一直到他們猝然地達到最昂奮的高潮,用我們鬥爭和勝利的戰歌劃上修止的音符。
對於沒有體驗過革命經驗的人而言,會有一件難以理解的事,就是個人和群眾之間親密的辯證式統一,兩者既相互產生關係,同時,作為個人集合的群眾也和它的領袖們互動。
你可以在資本主義下見到一些這樣的現象,特別是當政客看起來好像有能力動員人民的意見的時候。但是當這些並不是真的社會運動時──如果它們是的話,把他們給稱呼為資本家就不是完全正確了──,它們就只能存活到人們還願意支持它們的那一刻,或者當資本主義的暴虐嚴厲扼殺了使得一切成為可能的人民夢想。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個人被一套通常是超越他們的理解、無情的法律給控制。遭到異化的個人,被一條看不見的臍帶綁死在社會上──價值的律法。這在他生命的所有方面都是深具影響的,也形塑了他未來的路線和命運。
資本主義的法律,既盲目卻又對常人遮遮掩掩,讓個人不警覺到其存在,在旁伺機而動,虎視眈眈。他只看到面前是一片沒有界線,浩瀚無垠的巨大。那就是為甚麼資本主義的宣傳家想粉飾太平,要我們從洛克斐勒的例子學到教訓──不論如何,這是真的──,學到成功的可能性。為了一個洛克斐勒的出現所造成的貧窮和苦難的數目,如此宏偉的財富累積背後暗中的剝削程度,都不在這幅圖畫內。而讓所有的人民都看到這一點卻又不總是可能的。
(一篇有關身處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由於榨取手段在附庸國的複雜程度,如何逐漸喪失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及這如何地削弱帝國主義國家群眾的攻擊力的討論,會在這兒被引用;但那又是一個超越這些筆記的目標的主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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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到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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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旁聽生 於:2005/5/29, 23:01
海外求學初期,一次課後午間閑聊,有人談及鎮上戲院正在放映的《The Battle of Algier》。當晚風雪交加,終究禁不住強烈好奇心的驅使,飯後獨自徒步半個多小時,趕赴戲院。觀看後深深感覺到,這確實是一部令人動容的藝術佳作,非同一般影片可比。劇情以及人物皆有歷史實據,全片採用黑白記錄片的形式,尤令人回味。戲中有一幕,適在獄中服刑的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家,與一名被捕入獄的市井小混混Ali交談說,若要驅走法國殖民統治,必須要經過很長期的艱苦搏鬥,要經得起一再的殘酷鎮壓和捕殺,九死一生,非常不易;但是,革命成功之日,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到來。這段對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迄今還記得十分清楚。不過,若說深一層的體會,則是很多年以後的事,其中有過一段曲折的心路歷程。
當時島內正值政治肅殺的酷寒嚴冬,悲憤的台灣青年,有機會留學在外,免不了會嘗試思考台灣革命的問題。在白色恐怖之下,現代台灣人政治運動歷史傳承,有一個十分嚴重的斷層現象。戰後成長的新一代,對於過去父兄一代的奮鬥和思維,簡直毫無所知,也無從得知。是以,一切尚待從新開始。在摸索中,孤寂而無助,這部電影曾經帶給我啟示,以及不再落單的慰藉。
開始時比較留意的,是武裝革命的技術層面。曾經以不少時間研讀二次大戰期間瑞士von Dach少校所編寫的《Total Resistance》,用心做了不少筆記。這部聞名的經典之作,圖文並茂,詳盡解說各色各樣的簡單方法,可以有效破壞敵國佔領軍的通訊、補給線、物資器材,以及殺傷敵軍等等。我曾經為了獲得這些珍貴知識而暗爽了好一陣子。不久,開始想到,對抗佔領軍與推翻獨裁政權,其實是兩件相當不同的事,需要不同的思考。當試圖規範resistance與revolution之間差異的時候,頓然有千頭萬緒的慌亂和苦惱。這才發覺,自己對於革命一事的認知極為有限,須要趕緊補足才是。雖然心裏這麼想,可是,一時之間依然醉心於技術層面的探索,欲罷不能。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玩物喪志。
此時,也深深為Che Guevara革命事跡所吸引。對於他所述說的步槍改裝為克難投射器、襲擊戰術、山間叢林行軍等,頗感興趣。甚至於一度設法試製不同配方的Molotov cocktail。同時也注意到他所倡導的鄉野武裝游擊小隊策略,即focoism或foquismo。由此,開始閱讀法國人Regis Debray將這種小隊策略理論化的《Revolution in Revolution?》,以及其後的幾部著作。此外,也很熱衷閱讀另一個法國人Gerard Chaliand從實地觀察越南、阿富汗、幾內亞比紹、巴勒斯坦等地所寫的許多報導分析以及論著。在那個年代,類似的閱讀資料極為豐富。不能不承認,所有的這些討論都相當大膽、激進,精彩處十分的引人入勝。
可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痴迷之後,開始質疑其適用性。暫且不談Che Guevara的策略在古巴戰役之後一敗再敗,至少這些大多是以人煙稀少、縱深廣闊的叢林山野為實地舞台,跟台灣地理狀況相去甚遠。若是農民動員,則以台灣土地改革的情況而論,也是境況大不相同。
Che Guevara的策略自成一家之言,誠如Regis Debray所說,是「革命之革命」,大不同於「傳統」的革命思維。不過,參考較為「傳統」的越南武元甲、長征,中共毛澤東、朱德等人的策略,若要應用於台灣,也是格格不入。畢竟,那都是因應於農業時代的社會實況。然則,何處可以找到可供台灣人參考的實例以及理論呢?心中暗自焦急。
既然鄉野游擊不適合台灣,城市游擊是否可行?重新考察阿爾及利亞革命戰爭的過程,發現《The Battle of Algier》所描述的城市游擊,其實並不是他們決戰的真正重頭戲。事實上,以城市游擊為主的決戰,在敵方傳統軍力居於優勢的情勢之下,尚無成功的例子,而且往往都失敗得極慘。一度震撼全世界的越共Tet offensive,就是一例。作者具名A. Neuberg(其實是越南革命家胡志明,紅軍奇才將領Tukhachevsky等人共同執筆)的《Armed Insurrection》,可以說是以嚴謹革命組織而從事革命戰爭的典範手冊,論述條理十分完整,簡直無隙可擊。書中臚列愛沙尼亞的Reval,中國的廣州、上海,德國的漢堡等幾個武裝起義的實例,提出的分析檢討相當有深度,確實值得參考。不過,也是以城市起義為主。其歷史背景是二十世紀階級革命大風暴的二十年代,階級組織動員程度極高,整個世界也都處於大動蕩之中,大不同於當時的台灣。
玩物喪志,終有途窮之日。不知不覺之中,逐漸了解到,恐怖爆破手段有其侷限性,甚至於還有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技術策略面的探究固然重要,尚非最為迫切。終究還是應當回歸到基本面﹕如何了解革命,特別是台灣的革命運動。
當時曾經讀到史明有關台灣革命的論述,一經核對,發現其內容大多是毛澤東論作的翻版,有時候連章節細目都照抄不誤。這讓我想起當年蔣渭水為文,特別喜歡抄襲或者paraphrase孫文著作。史、蔣二人論述都少有創見,也很難說是切合台灣現實需要。這且按下不談。按理說,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應該可以用以解釋中國的革命。可是,仔細閱讀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方法論甚不科學,論述也多流於想當然爾,缺乏嚴謹的理論推演。怪不得,在每一個新版毛選,這篇論文都會有所修改。《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也同樣的缺乏嚴謹的思想架構。孫文號稱是辛亥革命、創建民國第一人,其全部論述不脫信口開河的膚淺;不但沒有系統性的理論脈絡可循,連形式邏輯都頻頻出錯。如果要從毛、孫的論作著手,期待從中找出台灣人革命運動的指導方針,一定會大失所望。
誠然,即便是理論鋪陳不足,辛亥革命與中共革命依然是影響至遠的世界級大革命。只是,一般大革命,都是政治理論走在行動之前,中國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思想論述遠遠落後於歷史發展。甚至於在革命之後,連自己民族的革命歷史,也整理得如同教條般的刻板硬坳,廉價舞台戲般的誇張做作,甚至於憑空杜撰。其中有著太多的歷史煽情和粗陋造假,太少的歷史思維內涵。官方如此,非官方的學者文人,也大抵如此。在那些經歷過大革命錘煉的現代民族當中,絕無如同近代中國人這般的歷史貧瘠和歷史偏信。其於民族心靈的長遠負面影響,非同小可。這其實是人文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所難以避免的瓶頸。倘若台灣人僅知道從中國史之中尋求啟發指引,恐怕免不了要陷入相同格局而不得脫。(這興許是「去中國化」的一個考慮。)
此後有一段時日,曾經努力尋找以革命為專題的學術論著。不幸的是,通過inter-library loan找來找去,總共不過寥寥十來項。當時,革命、民族、民族主義、國家機器等專題,尚未成為顯學。以目前這些領域學術論著汗牛充棟,很難想像當年的情況。依稀記得美籍Crane Brinton(?)教授作了一個有關革命爆發的經濟背景的分析論文,以1917俄國革命為例。他算是這個領域的先河。而在當時,此類研究尚是極為罕見。其他,就所讀到的著作而言,論述面大多相當狹隘、片面,反映一般學術研究工作的本色,很難從中對於革命這一個異常複雜的現象得到較為全面的了解。是以,讀來讀去,常有隔靴搔癢之感。加上資格考試的壓力愈來愈沉重,不免逐漸灰心起來。
引用網址::台灣茶黨› 海國公民學校›
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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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困難才開始……(二)
by 延平旁聽生 於:2005/6/4, 19:52
一日,準備考試枯燥無聊至極,在圖書館書架間徘徊,無意中翻到Nikolai Sukhanov的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A personal Record》(J. Carmichael的英文摘譯本長達6、7百頁之多,俄文原版書名《Zapiski o Revolutsii》,則有數大厚冊,2700頁之多)。讀了數頁之後,已是欲罷不能了。一時之間,竟然把資格考試的事,拋到九霄雲外。
1917年俄國大革命開始爆發時,作者Sukhanov立即知覺,這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可以親眼目睹一場發生在面前的壯觀歷史。於是,他非常勤於作筆記,竭盡所能地把所見所聞詳盡記錄下來。想來,這是原版書名Zapiski一詞的緣由。作者文筆十分生動,極有才華。雖然謙稱是個人的札記,其實絕非流水帳,而且敘述得有如史詩一般,簡直就是一部有憑有據的歷史文學作品。書中所描述的,絕大部分是個人直接觀察所得,鉅細糜遺,詳實而有趣。由於作者本人以及家人涉入革命運動極深(夫婦二人都是革命家,卻分屬立場對立的兩個革命組織),觀察面相當廣闊而且細膩入微,所得訊息極為豐富。可是,這尚是其次。
在該書的敘述中,作者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從來不偽裝成中立客觀的模樣,卻是很誠實地道出內心的思緒,努力把自己所知道到的實況完整交代清楚。他坦然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試圖詮釋革命,也質疑和批評對手(即列寧等人)的政治判斷。應該說,這是尤為可貴。由於這個原因,使得閱讀者知道適度調整歷史想像的角度,也較易於掌握整個革命過程中各種力量(以及人物)矛盾、互動與消長的動態畫面。
讀完之後,我終於「感覺」出來,一場驚天動地大革命的巨幕,原來是這樣掀開來的!
早先在一位訪校知名教授專題演講中聽及,若要深入了解法國大革命後新舊勢力的對峙情形,除了各家的歷史論述而外,應該多讀那些具有時代意涵的當代文學作品,例如Standhal的The Red and the Black, 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等;若要了解十九世紀俄國intelligentsia青年的革命行動與心思,不能不讀Ivan Turgenev的一系列歷史小說。如此,對於那些時代的歷史背景方有一個「感覺」或者「領會」(英文feel一詞翻譯,有待方家指正)。Erich Auerbach的《Mimesis》,有一章特別討論到,Standhal小說的許多片段非常貼切反映出當代社會狀況。原來,歷史與文學關係如此密切;缺少文學涵養,必定會缺少甚多的歷史「領會」。從經典歷史小說可以細膩領會歷史,至少其中的某些片段,可以掌握多層面因素之間的關聯與互動,彷彿聽得見歷史的脈搏跳動聲。
通史之弊在於不精、不深,大而化之;專史則容易失去全貌精神。即便是非常卓越的歷史學家,各有專精,也不可能不在他們的論述中,在許多層面以及層面之間留下極多的缺口和空白;更何況各家之言的不同歷史詮釋,各有所本,令人莫衷一是。同時,學者們的理性分析、編年史記載所無法描述的和所缺失的,也不可能有整補齊全之日。倘若全然要依照直接證據說話,則史實不易辨,理未易明,幾乎是寸步難前。不幸的是,這畢竟是一個很不完美的世界。史事的評斷,絕少可能適時擁有完整有序的論據,絕大部分都必須基於局部的、片面的、凌亂的觀察與記載,而且更無法擺脫參差不齊的多種不同研判意見的紛擾。然而,現實卻總是會不斷催促我們在很多議題上立刻有所評斷。
若要填補認知上的空白和缺口,若要在諸多爭議論點中知所取捨,以及置放於適當的備考位階,若要拾撿那些四散於多度空間的斷續線索,將之整理凝集起來,則人文思維之為用,意義即在於此。閱讀經典歷史文學或者如同Sukhanov的敘述,不僅僅是藝術欣賞而已,其中有著反複交錯的歸納與演繹的組合過程,辯證的推斷;關鍵在於通過多樣的啟示、參照,從雜亂無章中,或者發現新的思考方向,追尋新議題,擴大認知領域,取得認知上的躍進。辨識過程中的諸般障礙,思索鏈的無數斷裂,因而不至於阻擋思緒的繼續推演。如此,也就比較能夠宏觀地「領會」出時代背景或者其中的某些層面、片段,在心中描繪出一個較為完整的畫面。換句話說,缺乏想像,幾乎不可能有歷史敘述,歷史研判。培養這個能力,是人文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
Sukhanov書中所敘述的,有很多頗有意義的議題。其中有一項特別引起我的注意﹕Sukhanov所屬的孟什維克派,以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條件尚未具備,工人階級還不到奪取政權的時候,也不應該去奪取政權。作者在書中,一再重複表述這個思緒,其實也是在目睹革命情勢急速變化時,對己方猶豫不決的自省,和內心掙扎。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則是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企圖心十分旺盛,堅定地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在Sukhanov書籍出版(1922)之後,列寧立即寫了評論,嘲笑孟什維克派的書生迂腐,不知在新情勢下斷然變通,以把握稍縱即逝的歷史契機。有趣的是,奪得了政權的蘇聯共產黨,曾經將這部出自政敵之手的著作,列為黨內幹部必讀。
至少在革命思維的大方向上,雙方的這場爭執,可以說是影響深遠的世紀之爭。其意義究竟何在?如上提及的影片中,阿爾及利亞革命家所說的「革命成功之日,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到來」,是對於日後天大難題的憂心預期,也是很大的戒慎。莫非,這就是1917年間雙方內心所真正關注的癥結?
為進了一步了解,趕緊開始閱讀美國自由派歷史學家的有關論著,如Adam B. Ulam的 《Bolsheviks: The Intellectual &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Bertram Wolfe的《 3 Who Made A Revolution: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Lenin, Trotsky, and Stalin》。這兩部著作援引資料極為豐富,都帶有傳記色彩,相當詳盡討論了俄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兩大派別大爭端的來龍去脈。美國左派學者Issac Deutcher有關托洛茨基三冊傳記的另類論述,也讓我讀得津津有味。英國左派理論家Tony Cliff後來出版的的四冊《Lenin》,對於其間許多理論爭執以及組織人事操作的細節,則有更深入的交代。
在這場歷時十多年的論爭之中,列寧與馬爾托夫是公認的主角。二人早年曾經是很親密的革命伙伴,都是學識淵博的卓越理論家。黨章第一條,是爭端公開化的起點。這關係到革命組織的結構問題。列寧主張建立一個紀律嚴明的職業革命家政黨,對入黨者的講求,在精而不在多。而馬爾托夫則無意於講求堅強的黨性,是以在組織上寧可任其鬆散,黨員求多而不求精。
後來的發展似乎說明,列寧當初的構想,其實早已經考慮到成功奪取政權之後的問題了。也就是說,革命成功後「真正的困難」到來之前,必須要組織好一支堅強的戰鬥隊伍以為因應。可是,什麼是「真正的困難」呢?戰鬥隊伍的最大對手是誰呢?
在1917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間,列寧抽空寫下《國家與革命》一書,非常明確道出他的答案﹕代表保守勢力的舊有國家機器!羅曼洛夫王朝經之營之兩百多年,根基非常雄厚的國家機器!他以為,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在革命之後一定會頑強抗拒,凌厲反撲。對策是﹕擊敗它,摧毀它;如此,才有可能保住革命勝利的成果。其實,反革命勢力之去而復還、反撲復辟,本來就是革命家應當竭盡所能預加防範的。他們理當具有這個政治遠見。否則,那就是不可原諒的短視了。
相形之下,馬爾托夫的孟什維克派以主客觀歷史條件說法來規範那些阻礙著革命的各種因素,雖然沒有如同列寧那樣精確地點明原舊國家機器的角色,其實也預見了會遭遇何種困難,以及阻力從何而來。他們估量這些勢力十分強大,繼續擁有非常豐沛的社會資源,還沒有達到滅亡的歷史階段。也許可以套句老話﹕氣數未盡。而新社會體制生存發展的主客觀條件,在當時的俄國也還沒有具備。在此情況下,即便奮力奪得政權,以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終究無法抗拒歷史大環境的壓力。因此,他們似乎寧願等待歷史條件成熟之日。
差異極大的兩種策略,會帶來什麼後果呢?倘若台灣爆發革命,反革命勢力的反撲以及如何反撲,無疑是一個值得吾人先行慎重思考的大問題。1917年以及後來發生在俄國的後續發展,顯然可以提供不少啟示。對此,內心不由充滿無比的好奇以及幾分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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