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會是甚麼？主觀地說，它們取決兩個相互彌補並且在鬥爭中加深的因素：感到有其必要作改變的意識，以及對這革命的改變有信心。這兩個因素，配合上客觀的條件（在整個拉丁美洲中，情況是對鬥爭的發展有利的），配合上達成目標的強韌意志，以及世界上力量新的相互關係，就決定了行動的模式。
姑且不論社會主義的國家有多遙遠，它們的有利影響會獲得掙扎中的人民感受，就像它們的例子會帶給人民更壯大的力量。卡斯楚在七月二十六日〔一九六三年〕說：「革命份子的責任，特別在這個時刻，就是承認，以及利用已經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力量的消長變化，並且瞭解這些變化是有利於人民鬥爭的。革命份子的責任，拉丁美洲的革命份子，不是光枯坐等待力量相互關係的消長變化，以期於拉美製造出一個社會革命的奇蹟，而是完全地利用有利於革命行動的所有種種──並且製造革命！」
有些人會說，「我們承認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革命戰爭是達到政治力量的最佳途徑；但是我們要打哪找偉大的領袖，像卡斯楚這樣的人，誰會帶領我們迎向勝利？」卡斯楚，就像任何一個人一樣，是歷史的產物。在美洲帶領叛亂暴動的政治與軍事指揮官，如果集於一人，必是在戰爭本身的過程之中學到戰爭的藝術。這不是單從書本便可學得的技巧或專業的。在這個例子中，鬥爭本身就是偉大的導師。
當然，任務不可能是輕鬆的，它也不可能免除重大的危險。在武裝鬥爭的發展中，革命的未來有兩個極度危險的時刻。第一個發生在準備的時期，而處理它的方式會賦予鬥爭決定性的步驟，並且澄清人民軍的意圖。當資產階級國家逼近到人民的位置時，顯而易見我們得發起一個對抗佔據這點、精良的、作出攻擊之敵人的防衛過程。如果基本的主客觀條件都成熟了，戍守防守的行動必須武裝，不讓人民的軍隊單純接收敵人的炮火。也不應該讓武裝過後的防衛陣營，轉變成逃難者的庇護所。
游擊戰法或許會在某個特定的點採行一個防衛的運動，它會在本身中擴大攻擊的能力，而且必須不停發展。這個能力，隨著時間的流逝，便是決定人民軍隊的催化劑特徵。也就是說，游擊戰不是被動的自我防衛；它是加上攻擊的防衛。而一旦當我們辨視出它的那時刻起，它就有了最後的目標，政治力量的獲取。
這個時刻很重要。在社會的過程之中，暴力與非暴力間的差別，不能僅靠往來的子彈所測量的；更應該這麼說，它倚賴具體的和往復波動的現勢。我們還必須能夠看到人民軍隊的正確時機，意識到它們的相對弱點和策略性的力量，必須比敵人更早搶得先機，讓情勢不會變得更壞。寡頭獨裁政權和人民壓力之間的平衡狀態必須被改變。獨裁政權試著不訴諸武力。於是我們就得強迫獨裁政權訴諸暴力，揭開它作為反動社會階級的獨裁政權的真正面目。這事件會加深鬥爭到這樣的一個讓人沒有退路程度。人民軍隊的演出，端視強迫獨裁政權下決定的任務──撤退或是發動鬥爭──，於是開啟一個長程的武裝行動時期。
有技巧地避免下一個危險的時刻，取決於人民軍隊漸漸茁壯強大的力量。馬克思總是建議，革命的過程一旦開始，無產階級的炮火就會一再地不停攻擊。一場不繼續擴展的革命，就是一場倒退的革命。疲勞的戰士開始失去信心；而當這個時候，資產階級的某些策略就會結成果實──比方說，大選的舉行讓政府搖身一變為另一個風度翩翩的紳士，帶著甜美的聲音和天使般的笑臉，而不是易怒的暴君，或是被反動份子的策略牽著走，不論是直接的或間接地被進步的力量所帶動。還有其它的狀況，但是分析這些戰術的策略並不是我們的本意。
讓我們強調先前所提到的軍隊策略。軍隊對民主的貢獻是甚麼？如果他們只是反動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壟斷企業掌控下的工具，並且如果他們只渴望維持他們特權的話，作為一個因為他們手中所拿的武器而登上這階級的人，還能夠從他們身上要求甚麼樣的忠貞？
正當壓迫者的窮途末路之際，軍隊的建制圖謀推翻一個實際上已經被打敗的獨裁者，我們可以說，他們如此作為，是因為獨裁者沒有能力保全他們的階級特權而不使用極度的暴力，一個一般說來並不符合當下寡頭政治利益的方式。
這段話並沒有否認軍人作為個別鬥士的貢獻的意思，雖然他們一度背離他們所應服務的社會，而事實上現在也是在反抗它。他們應該一致於他們所接受的革命陣線的鬥士角色，而不是階級地位的代表。
很久以前，恩格斯在《法國的內戰》第三版的前言中寫道，
每次革命之後，工人都武裝起來；由於這一原因，工人的繳械對位居國家樞機
的資產階級而言，是最首要的誡律。所以，在每次由工人贏得的革命之後，一
場新的鬥爭也隨著工人的勝利結束。
（列寧引述於《國家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