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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ON THE CORNER OF BITTER AND SWEET by Jamie Ford 版權狀況：已售出繁簡中文版權

美國的總統大選剛結束，歐巴馬成為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總統，為族群融合寫下新頁。美國雖然以族群熔爐自居，可是各族裔之間的紛爭，兩百年多始終難以消弭。如今黑白對立稍有趨緩之勢，然而自 911 後便被徹底妖魔化的中東移民，難道不是新的種族迫害對象？回溯美國歷史，除了黑人問題、近年來的拉丁裔問題，早期義大利與愛爾蘭移民的對立，亞裔族群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和斑斑血淚，恐怕是最慘烈、卻也最被忽視的一片記憶。

新人作家傑米‧福特的長篇小說《悲喜邊緣的旅館》，講述的正是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對日裔居民的不人道迫害。這是美國至今依然罕為人知，政府也羞於提起的不光彩歷史。1941 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旋即對日宣戰。在一片高漲的愛國聲中，日裔居民立時成為種族仇恨的箭靶，日本間諜滲透美國本土的謠言紛起，大規模的仇日行動在美國西岸各州爆發。

到了 1942 年，羅斯福總統更簽署行政命令，將美國西岸劃為戰區，開始執行強制遷移日本僑民的計畫，共有超過十萬名日裔居民被迫遷往內陸拘留營，日僑因此損失的財物不計其數，更有許多西岸城市的日本區在行動中被毀。誠然，日本計畫性對外移民行之有年，軍方在其中安插間諜收集情資也真有其事，但在這次大遷徙中的日裔美籍居民，很多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第二代，他們就算對日本還有幾分原鄉想像和文化認同，也絕對談不上國家認同。

可是在白種人眼裡，他們就是「日本鬼子」，和效忠天皇的日軍沒有兩樣，而那些美其名為「拘留營」的安置所，其實和希特勒關猶太集中營也沒有差別。當美國號召自由國家在海外戰場對抗法西斯暴政的同時，這樁不人道的迫害行動卻在本土上演。

大衛‧古特森的《愛在冰雪紛飛時》算是近年來探討該事件的代表作，1994 年出版時大為轟動，還被「鋼琴師」導演史考特希克斯拍成同名電影。不過那究竟是白種人立場的同情式理解，主角伊希梅爾仍扮演了最終的救贖角色，以無私的大我胸襟提供關鍵線索，幫助兒時戀人的日裔丈夫無罪開釋。要談族群融合，這書的立場根本保守得很。

相較之下，福特的寫作策略就顯得匠心別具而讓人眼亮：他從華裔移民的角度切入，寫一個西雅圖中國城的十二歲男孩愛上日裔女孩，結果被命運拆散，闊別近半個世紀後追索記憶中酸甜苦辣的故事。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選擇由華人視點切入？或者應該說，這場差一點就成了種族屠殺的迫害行動，和華人何干？

這當然和福特的身世背景有關：曾祖父鄭明（Min Chung）於十九世紀末來到美國開採硼砂為生，後來當上工頭，取了美國名字威廉‧福特（William Ford）。傑米的父親是百分之百的中國移民後代，母親則是白種人。他本名詹姆斯，這名字到了奶奶口中就成了廣東話的「家美」（Ja-Mei），傑米（Jamie）於是成了他的小名。特殊的身世和父執輩在大戰時期的親身經驗，啟發他寫了這個故事。

1880年代，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導致大批中國移民流離失所。日本移民趁機進駐，搶走華人的工作機會，從此埋下日華僑民間的仇恨。西雅圖的中國城和日本城（Nihonmachi, Japantown）相隔只有幾條街，卻有如壁壘分明的兩個國家。及至日軍侵華，二次大戰爆發，雙方更是水火不容。

《悲喜邊緣的旅館》主角李亨利的父親，就是個對日本人深惡痛絕的華僑。他年紀輕輕就離開廣東，飄洋過海來到新大陸，他支持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到處為國民黨奔走募款。他一方面希望兒子能像其他廣東華僑一樣回家鄉唸書，卻又希望他能融入美國社會。他動用關係把亨利送進全白人的學校讀書，結果亨利每天早上都要忍受中國城的同齡男孩笑他是「白鬼」，和他們背道而馳孤身走路上學。在學校裡，他遭受無止盡的霸凌和歧視，因為拿的是工讀獎學金，中午還得在食堂裡為白人同學打飯送菜。

在家裡，父親不准亨利講廣東話，要他「說你的美國話」（speak you American）。偏偏父母都聽不大懂英文，於是就演變成一種雞同鴨講的單向溝通：父親用廣東話，亨利用英文，而他英文究竟講些什麼，父親也只能略知一二。

就在如此「背腹受敵」的情形下，亨利認識了新的轉學生岡崎惠子（Keiko Okabe）。和他一樣，她也是拿獎學金進白人學校工讀，同樣因為父母希望她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差別在於惠子的雙親都是日裔移民第二代，生活起居已經非常西化。惠子的母親甚至鼓勵喜歡畫畫的女兒去申請藝術學院。亨利一聽便說「他們不會收妳的。」惠子反問：「為什麼？因為我是女生嗎？」亨利沉默半晌回答：「不，因為妳是日本人。」惠子說：「所以我媽才要我去申請，打破傳統。」

有趣的是，亨利第一次和惠子在廚房見面時，根本沒認出她是日僑，還把惠子錯聽成中國名字「凱可」（Kay-ko），問說「這是哪門子怪名？」可想而知，當他明白對方的真正身世，從小父親教導的警戒心立刻升起：那是一道永遠不能跨越的鴻溝。但身為學校裡唯二的非白人學生，又同是拿獎學金的半工半讀學生和霸凌對象，他們很快便建立起同舟一命的情感。亨利赫然發現：在白人眼中，所有亞洲人都長得一樣，誰管你是中國佬（Chink）還是日本鬼（Jap）？

身份和族群認同的問題，於是精彩好看了起來。面對父親，亨利不能忘記中國的本，卻又被迫上美國學校、說美國話；面對惠子，他要背負的是父親耳提面命的中日仇恨；面對白人，他被一視同仁當成日本鬼，還得不斷指著衣服上得胸章「我是中國人」（I Am Chinese）。這已經是極為複雜的架構，可是福特的企圖不止於此，他還加入了街頭黑人爵士樂手薛頓（Sheldon），用他和中國小男孩的跨種族友情，帶出西雅圖在爵士樂史上曾經扮演過的重要角色，以及黑人面對白人主流社會的無奈和無力。

講了這麼多，都是關於歷史記憶、戰火傷痕、身份認同和族群衝突，看似沉重無比，然而這正是《悲喜邊緣的旅館》最高明之處：我們完全可以拋去歷史包袱和文化議題，單純享受故事的本質。這是一個男孩的成長故事，一個兩小無猜的純愛故事，一個相隔三代的父子故事，一個勇於追尋夢想的故事。

福特的筆觸輕盈而優雅，沒有絲毫矯作，也不是憤怒的吶喊。小說中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皆是普世共感的人類經驗，無論種族和國籍，都能心領神會。或許因為福特生長在美國又有白人母親，少了幾分僑民的直接苦痛，對惠子的日本家庭和那消失在大遷徙中的日本城，又多了幾分浪漫想像。可是誰說談族群問題必得頭破血流？講種族和解為什麼不可以溫婉？

故事從 1986 年說起，亨利已經五十六歲，妻子陳艾莎（Ethel）半年前因癌症去世，身心俱疲的他走過封閉半個世紀的巴拿馬旅館（Panama Hotel），正巧遇上新任經營者的記者會。經理拿出一把日本陽傘，說他們在旅館地下室發現大批日僑遺留下來的東西。當年日裔人士被迫遷徙，倉皇中來不及帶走太多東西，便把許多衣物、照片和文件寄放於此，誰知世事難料，大戰結束後多數日僑再也沒有回到這個傷心地，位於日本城和外界交口的巴拿馬旅館於是塵封多年，變成一個保存歷史記憶的時空膠囊。

亨利見到那把陽傘，深藏心中的記憶湧現，他想起那段不被父親祝福的青澀之戀，父親將他與日本女孩交往視為有辱國本的終極背叛，至死沒再和他說過一句話。他想起當年和惠子溜進酒吧，欣賞薛頓和傳奇爵士鋼琴師奧斯卡‧霍登（Oscar Holden）聯合演出，結果碰上聯邦探員突襲檢查，逮捕日裔律師和教師帶回審問。他指著自己「我是中國人」的胸章，示意惠子不要表明身份，假裝她也是中國人，才順利脫逃。他想起自己到拘留營探視惠子，兩人許諾終生，本來密集而熱情的書信往返卻被時間的洪流沖淡，最終失去音訊。

此時亨利的兒子馬帝（Marty）大學就要畢業，父子倆關係始終緊張，尤其為了是否要把癌症末期的艾莎送進安養院而爭執不斷。一天馬帝焦躁不安來找亨利，表示要向他坦白。亨利問說你酗酒嗎還是嗑藥？還是欠債賭博把女孩子肚子搞大？都不是，是馬帝已經和白人女友訂婚，她就在屋裡等著見未來的公公！

亨利想起自己當年愛上異族女孩，如今兒子有過之而無不及，不知該如何應對。想不到準媳婦莎曼莎燒得一手中國好菜，聰慧懂事成了父子間的最好橋樑。亨利於是決定把自己和惠子的故事告訴他們，並找他們一起進入巴拿馬旅館深處，尋找惠子的定情之物：一張極為罕見的奧斯卡‧霍登黑膠唱片……

福特大學讀的是藝術，畢業後一直在廣告界工作，作品曾多次獲獎。《悲喜邊緣的旅館》的前身是短篇小說〈我是中國人〉（I Am Chinese），在某次寫作工坊的討論會上，一位編輯告訴他這個故事有發展成長篇的潛力。福特聽從建議，把短篇擴寫成《悲喜邊緣的旅館》，找到新生代實力派經紀人克莉絲汀‧尼爾森（Kristin Nelson）代理。尼爾森很快用六位數高價賣出版權，由 Ballantine 出版社的編輯珍‧馮梅倫（Jane von Mehren）簽下，作為 2009 年第一季重點書（英文，精裝，304 頁，Ballantine，ISBN: 0345505336，原文 94,000字，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