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鷹巢城

（本文為張翎《金山》作者序）

與我先前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金山》並不是心血來潮之作。《金山》的最初一絲靈感，其實萌動在二十多年前。只是當時我並不知道，這絲靈感需要在歲月的土壤裡埋藏潛伏如此之久，才最終破土長出第一片綠葉。

那是在 1986 年。

那年夏天我離開漸漸熱鬧起來的京城，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加拿大的留學之旅。至今尚清晰地記得那年九月的一個下午，青天如洗，樹葉色彩斑斕，同學開著一輛轟隆作響的破車，帶我去卡爾加裡城外賞秋。行走在鋪滿落葉的路徑上，幾乎不忍聽見腳下那些輝煌生命的最後裂響。習慣了江南綿長秋季的人，很難想像在洛基山高寒地帶，秋和冬的交接常常就是在一場雨中完成的。驕陽是一種假像，其實冬天已經淺淺地匍伏在每一片落葉之下，隨時準備狙擊不知鄉情的外來客。

許多年後回想起那次郊遊，烙在我腦子裡的鮮明印記，竟不是關於秋景的。那天行到半路的時候，我們的車胎爆裂了。在等待救援的百無聊賴之中，我開始不安分地四下走動起來。就是這時，我發現了那些三三兩兩地埋在野草之中，裹著鳥糞和青苔的墓碑。我撥開沒膝的野草，有些費勁地認出了墓碑上被歲月侵蝕得漸漸模糊起來的字跡。雖然是英文，從拼法上可以看出是廣東話發音的中國名字。有幾塊墓碑上尚存留著邊角殘缺的照片，是一張張被南中國的太陽磨礪得黧黑粗糙的臉，高顴骨，深眼窩，看不出悲喜，也看不出年齡。年齡是推算出來的。墓碑上的日期零零散散地分佈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和二十世紀初 - 他們死的時候都還年青。

我突然明白了，他們是被近代史教科書稱為先僑，豬仔華工，或苦力的那群人。

在大洋那頭以芭蕉為背景的村落裡，他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日子？在決定背井離鄉走向也許永遠沒有歸程的旅途時，他們和年邁的母親，年青的妻子，或許還有年幼的孩子，有過什麼樣刻骨銘心的訣別？當經歷了「浮動地獄」之稱的海上航程，終於踏上被淘金客叫做“金山”的洛基山脈時，他們看到的是怎樣一片陌生的蠻荒？

疑惑一個又一個地浮湧上來。被秋陽熨拂得十分妥貼平整的心情，突然間生出了一些皺褶。

其實，我是可以寫一本書的，一本關於這些在墓碑底下躺了將近一個世紀的人的書。

在回家的路上，我對自己說。

可是最初的這絲感動很快被應接不暇的生活需要所吞齧，無聲無息地消蝕在日復一日為安身立命所作的種種煩瑣的努力之中。在這之後的十幾年裡，我完成了兩個相互毫無關聯的學位，嘗試過包括熱狗銷售員，翻譯，教師，行政秘書以及聽力康復醫師在內的多種職業，在多個城市居住過，搬過近二十次家。記憶中似乎永遠是手提著兩隻裹著跨省塵土的箱子，形色匆匆地行走在路上。然後停下步子，把兩個箱子的行裝，拓展成一個屋子的雜亂。然後再把一個屋子的雜亂，削減成兩個箱子的容量，再次上路。關於華工小說的書寫計劃，偶爾也會浮上心頭，尤其是當我在電視上看到溫哥華 1907 年排亞大暴亂周年紀念活動，或是在報紙上讀到國會討論人頭稅賠償方案的新聞時。可是這樣的感動如同被風泛起的一片葉子，在水面輕輕地翻過一個身，就重新沉落在水底。

直到 2003 年夏天。

那個夏天我受邀參加海外作家回國采風團，來到了著名的僑鄉，四邑之一的廣東開平。就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後來成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碉樓。這些集碉堡和住宅為一體的特殊建築群，是清末民初出洋撈生活的男人們將一個一個銅板省出水來寄回家蓋的，為了使他們留在鄉里的女人和孩子們免受綁匪和洪澇之苦。出洋的男人散佈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蓋出來的碉樓也就不可避免地帶了他們歇腳的那個國家的特色。羅馬式的窗楣裡，鑲嵌著嶺南特色的灰雕。巴洛克式複雜紛繁的門框邊上，放置的是廣東人世世代代焚香祭拜的祖先神龕。哥特式的尖頂被當地的泥瓦匠削平了，只留下一串低矮滑稽的廊柱，中間有一些黑色的圓孔 - 是用來放置槍枝的洞眼。抹去後人加給它們的種種傳奇浪漫色彩，這些樓宇不過是一個動盪多災顛沛流離的時代留在南中國土地上的荒誕印記。

當我看見那些樓宇被粉飾一新地拿出來招徠觀光客時，我依稀聽見了歷史在層層新漆的重壓之下發出無聲的抗議。短暫的新奇感很快過去，接踵而來的是一種深深的失望。就在我正要決定回旅館的時候，我們的領隊通過關係找到了一把進入一座尚未被後人的油漆刷和水泥刀碰觸過的舊碉樓。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兇猛地跳了起來，跳得一街都聽得見。我似乎預見到我將與一樣我尚無法叫出名字的東西發生一次重要的碰撞。

那天在八月尾，無比炎熱，穿過由厚厚的芭蕉敗葉鋪就的荒地時，蚊子開始了暮色之前的第一輪進攻，我裸露在夏裝之外的胳膊和腿上很快爬滿了粉紅色的叮痕。這不過是一次小小的預演 - 碉樓裡的蚊子比它們野外的同胞們兇猛百倍。樓很舊了，不住人，只有幾樣殘留的傢具，樣式和顏色都屬於另一個朝代。牆上掛著一些泛黃的字畫，據說是女主人在等候出洋丈夫的漫長歲月裡所作。走上三樓時，我看見了一個深紅色的梨木大衣櫃 - 紅在這裡只是一種由習慣而衍生出來的想像，其實最初的顏色早已褪失在歲月的流水之中，只留下一片混混沌沌的黃褐。我並沒有期待它藏有玄機，因為這座樓早已被它最後一撥主人廢棄幾十年了。可是當我被好奇的天性驅使打開那扇吱呀作響的櫃門時，我卻怔住了。

裡邊有一件衣服，一件女人的衣服。

是夾襖。長袖，斜襟，寬滾邊，依稀看得出是粉紅色，袖口襟邊和下擺用金線繡了些大朵大朵的花 - 也許是牡丹，也許是芍藥。衣衫掛得歪歪斜斜，一隻袖子胡亂地塞在衣兜裡，仿佛女主人是在一片倉促之中脫下錦衣換上便裝出走的。我把袖子從衣兜裡扯出來，卻意想不到地扯出了另一片驚異 - 原來這件夾襖的袖筒裡藏著一雙長筒玻璃絲襪。襪子大約洗過多水，早已失卻了經緯交織的勁道，後跟上有一個洞眼，一路掛絲到襠下。我用食指撫著那個洞眼，突然感覺有一股酥麻，如微弱的電流從指尖顫顫地傳到頭頂。

是她在呼喚我麼，這件衣服的主人？

裹在這件年代久遠的繡花夾襖裡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靈魂呢？這些被金山伯留在故鄉的女人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呢？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隔洋守候中，她們心裡，有過什麼樣的期盼和哀怨呢？

一件退了色的舊衣，一雙掛了絲的襪子，又一次撥動了我作為小說家那根靈感的弦。我強烈感覺到，我寫《金山》的時候快要到了。

我被這種感覺又追了兩年。我對這個題材又愛又恨，愛是因為它給了我前所未有的感動，恨是因為我知道這是一項扒人一層皮的巨大工程，無論是在時間還是在精力上，幾乎都不是我這個作為聽力康復醫師的兼職作家能夠駕馭的。這本書和現代都市小說的書寫方式有著極大的不同，它所涵蓋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巨大的歷史框架裡，而且它牽涉到的每一個細節都很難從現代生活裡簡單地找到依據。必須把屁股牢牢地黏在椅子上，把腳實實地踩在地上，把心靜靜地放在腔子裡，把頭穩穩地縮在脖子中，準備著久久不啃一聲地做足案頭研究 – 極有可能會在這樣長久的寂寞中被健忘的文壇徹底忘卻。

我被這個前景嚇住了，於是便把這個龐大的寫作計劃往後推了又推。在這中間，我發表了第三部長篇小說《郵購新娘》和《雁過藻溪》《餘震》等幾部中短篇小說，並獲得了一系列的文學獎。可是，那些墓碑下錦衣裡的靈魂，在我每一部小說完成之後的短暫歇息空檔裡，在我端著獎盃的腳步開始有了雲裡霧裡的感覺時，一次又一次地猝然出手，把我的安寧撕攪得千瘡百孔。

終於有一天，我被那些靈魂驅趕得無處藏身，只好忍無可忍百般不情願地邁出了研究考察之旅的第一步。

在這樣一段塵封多年且被人遮掩塗抹過的歷史裡尋找突破口，如同在堅硬的岩石表層鑿開一個洞眼般困難。由於當年的華工大都是文盲，修築太平洋鐵路這樣一次人和大自然的壯烈肉搏，幾乎完全沒有當事人留下的文字記載。鐵路以後的先僑歷史開始有了一些零散的口述資料，然而系統的歷史回顧卻必須借助于大量的書籍查考。除了兩次去開平溫哥華和維多利亞實地考察之外，我的絕大部分研究，是通過幾所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藏書及加拿大聯邦和省市檔案館的存檔文獻和照片展開的。同樣一段歷史，中西兩個版本的回溯中卻有著一些意味深長的碰撞和對應。當我一頭紮進深潭般的史料裡時，我驚奇地發現，我對這段歷史的一些固有概念被不知不覺地動搖和顛覆了。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幾世紀前就被航海家們證明了的真理：地球原來是圓的。於是，我決定摒棄某些熟稔而舒適的概念和口號，進入一種客觀平實的人生書寫。我不再打算敍述一段弘大的歷史，而把關注點轉入一個人和他的家族命運上。在這個枝節龐大的家族故事裡，淘金和太平洋鐵路只是背景，種族衝突也是背景（我在這裡小心地回避了“種族歧視”這個字眼，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把複雜的歷史社會現像概念化簡單化了的字眼，正如西方現代醫學愛把許多找不到答案的症狀籠統簡單地歸類為憂鬱症一樣），人頭稅和排華法也是背景，二戰和土改當然更是背景，真正的前景只是一個在貧窮和無奈的堅硬生存狀態中抵力鑽出一條活路的方姓家族。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裡，我發現了一張抵埠華人的合影。那張照片的背景是在維多利亞市的輪船碼頭，時間大約是十九世紀末。這樣的照片在我手頭有很多張，沒有確切的日期，也沒有攝像人的名字，只有一些後人加上去的模模糊糊語焉不詳的文字說明。可是這張照片卻突然吸引了我的眼球，因為我注意到在眾多神情疲憊的過埠客裡，有一個戴著眼鏡的年青人。這副眼鏡如引信，瞬間點燃了我的靈感，想像力如炸藥爆響，飛出了燦爛的火星。那個在我心目中孕育了多年的小說主人公方得法，就在即將出世的那一刻裡改變了他的屬性。除了堅忍剛烈忠義這些預定的人物特質之外，我決定剝除他的無知，賦予他知識，或者說，賦予他對知識的嚮往。一個在亂世中背井離鄉的男人，當他用知識打開的眼睛來巡視故土和他鄉時，那會是何等一種的蒼痍。

我原來以為一旦做好案頭考察，動筆的過程大約是行雲流水的 – 一如我從前的小說創作。可我卻又一次落入了自己設置的圈套之中。我對重塑歷史真實的艱難有了充分的設想和準備，可是我並沒有意識到細節重塑的艱難。我向來認為好細節不一定保證產生好小說，可是好小說卻是絕對離不開好細節的。我無法說服自己將就地使用沒有經過考察根基薄弱的細節。

四十多萬字的寫作有無數的細節，每一個都像劉翔腳下的百米欄一樣讓人既興奮又膽戰心驚。我需要知道電是什麼時候在北美廣泛使用的；我需要瞭解粵劇歷史中男全班和女全班的背景；我需要知道肥皂是什麼時候來到廣東尋常百姓家的；我需要知道唱機是什麼時候問世的，最早的唱片公司叫什麼名字；我需要瞭解1910年前後的照相機是什麼樣子的，一次可以照多少張照片；我需要明白二十世紀初的廣東碉樓裡使用的是什麼槍枝，可以連發多少顆子彈。等等等等。這些驚人數量的細節，使得我的寫作變得磕磕絆絆起來。有時為一個三兩行字的敍述，我必須在網上書本裡和電話上消耗幾個晚上的時間。筋疲力盡的我開始詛咒自己，為什麼要踩進這樣深的一潭爛泥淖。改變心境的妙方常常是一場熱水澡或一部好萊塢輕鬆爛片。之後我又繼續坐到電腦前，將一個個豐潤的夜晚漸漸熬瘦。

寫完《金山》最後一個字的時候，是2008年十二月中旬，離聖誕只有一周了。我像貓一樣伸了一個巨大的懶腰，心裡卻沒有以往小說殺青時特有的興奮。那是一個極為寒冷的週六下午，肥碩的雪花伸出冰冷的舌頭，在我的窗玻璃上舔出一個又一個多角的唇印，街上的聖誕音樂磨去了寒風的尖銳棱角，一片從未有過的安寧如水湧上心頭：那些長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獨靈魂，已經搭乘著我的筆生出的長風，完成了一趟回鄉的旅途 - 儘管是在一個世紀之後。 願這些靈魂安息。

近年來，海歸已經成了不獨屬於科技界和商界的時髦名詞。我的海外文友中，已有數位決定長住國內。每次聽到他們在國內文壇上雲起風生的動靜，我便抱怨自己為何選擇久居在這個遙遠而多雪的他鄉，以致錯過了大洋那頭的熱鬧和精彩。放下《金山》書稿的那天，我突然意識到，上帝把我放置在這塊安靜到幾乎寂寞的土地上，也許另有目的。他讓我在回望歷史和故土的時候，有一個合宜的距離。這個距離給了我一種新的站姿和視角，讓我看見了一些我原先不曾發覺的東西，我的世界因此而豐富。這個距離讓我丟失了許多，卻也得著了一些。

我想借此書一角感謝維多利亞大學地理系教授和加拿大勳章獲得者黎全恩博士，他對唐人街及華人歷史的深入研究使我在書寫《金山》的過程中深深得益。也感謝關宗耀醫生，在香茗的氤氳暖氣中我曾出神地聽他講述過他在開平村落裡度過的童年故事。那些故事給了我好奇的天性以無比歡愉的享受 – 但願我喋喋不休的問題沒有讓他膩煩。約克大學的徐學清教授和多倫多大學的吳小燕博士，在我的寫作過程中給予了許多幫助，使我可以安然地享受這兩所名校的圖書館資源，來構建華工歷史研究的框架。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列耀教授和他可愛的研究生們，曾兩次陪同我到開平考察，並為我安排了一切生活上的便利。我的文友少君先生，曾像一個真正的紳士一樣，在我的鄉野考察途中伴陪關照我。江門五邑大學的僑史研究專家張國雄譚金花教授，在百忙之中帶我參觀了當地的華僑華人博物館 – 那些藏品使我再次意識到，歷史是存活在許多人重疊交錯的記憶中的。我多年的老友張雁女士和她手下的名報《環球華報》，以及加華作協的一群作家朋友們，為我在溫哥華和維多利亞的考察提供了諸多方便。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Henry Yu教授在印第安土著文化與華人文化的交融研究上，給了我很多的啟迪和靈感。我所尊敬的長輩曾昭儼先生和黃經華女士，為小說的初稿作過仔細的校對。溫哥華文壇大姐劉慧琴女士的先輩曾是早期來加拿大的華工，她對家族往事的追憶豐富了我小說中的一些細節。還有許多我無法一一列名的朋友們，慷慨地為我提供了碉樓的照片和相關信息。

我更是深深感激我的家人在我寫作《金山》的過程中給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和時間上的慷慨付出，沒有他們我很難孤獨地走完那些漫長的似乎永遠也走不到頭的黑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