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鬥士獄中血淚真實改編 3/14晚場起

旅法作家 / 彭怡平

我們背頌著一個又一個偉人的名字，以為是他們塑造了歷史，改變了歷史，但是，歷史卻告訴我們，改變的發生，須要這個社會裡大多數人的共識，當一個社會的組成份子發展到一定的知識與文化水平以後，改變才可能由內而生，有了改變以後，還需要寬容與原諒，若不然，接踵而至的紛爭，很快的，便可使好不容易得來的成果灰飛煙滅。

【再見曼德拉】（Goodbye Bafana,2007）取材自獄警詹姆斯‧桂格里（James Gregory）所著的同名小說，在這部自傳體的歷史小說中，身為南非白人獄卒的詹姆斯‧桂格里，以第一人稱，敘述他眼中所見的民主自由鬥士曼德拉，以及南非黑人種族為了爭取自由平等而奮戰不懈的這段歷史，透過導演比利‧奧古斯特（Bille August）平鋪直敘的電影手法，將勢不兩立的黑白種族間彌足珍貴的這段友誼，轉化為一首革命的禮讚。

童年友誼埋下革命種子

雖然我們在這部電影中聽到曼德拉義正詞嚴說出：「我可為了理想而死！」，看到他面對白人政府開出的誘人條件：「只要同意妥協，你與家人都可獲得自由，並且被安置到海外。」也毫不動搖！曼德拉義氣凜然的鬥士形象，英雄式的感召，卻不是改變詹姆斯‧桂格里的關鍵，早在不受成人價值觀拘束的童年時期，就已埋下了日後這段因緣的種子。

原文片名中的Bafana，在科薩語中意指「最好的男孩朋友」，但是，這也是長大以後，成為捍衛這個不公不義體制鷹犬的詹姆桂格里，急欲隱藏的童年往事。在農場生活的那段童年時光裡，他唯一的知己，便是一位黑人男孩，他不但因此而學會了好友的語言科薩語，還學會了當地土著舞棍的技藝，臨別之前，好友以科薩土著的護身符相贈，而這段不問種族之別、歷史是非、權力之爭的純純友誼，奠下了日後詹姆斯‧桂格里良知覺醒的基礎。

為人夫與為人父的詹姆斯‧桂格里，是位熱愛家庭生活與忠君愛國的軍人，雖然對於政府所宣稱的：「曼德拉是恐怖份子！《自由憲章》（1955.6.26）是共產黨的宣傳小冊，裡面寫的盡是黑人想將白人全部殺光的邪惡思想。而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與沙佩維爾慘案（1960）發生以後，衍生而來的軍事組織「民族之矛」，都是威脅到白人生存與社會治安的黑人暴力組織。」感到半信半疑，對於女兒所提出的「通行證」問題感到羞愧，他卻毫不願意質疑事實的真相；而妻子葛洛莉所言：「白人一邊，黑人一邊，這是上帝要我們生活的方式。」不但為他找到了逃避問題的藉口，也代表了當時南非大部分白人的心態；因為無名的恐懼，也使他們樂於相信這個從未謀面，連他宣揚的《自由憲章》是什麼內容都搞不清楚的曼德拉是恐怖份子！

當詹姆斯‧桂格里自鐵盒中再次取出兒時友伴送他的護身符，並將曼德拉的《自由憲章》放在一起時，這段兒時因為搬家而未能延續下來的友誼種子，在曼德拉的身上終於重現；二十七年以後，當曼德拉走出牢房，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與詹姆斯‧桂格里握手時，詹姆斯‧桂格里將這件護身符轉送給曼德拉，猶如將兒時的這段情誼劃上完美的句點；而電影片名取自這段童年友情，無異的也是想喚起世人，唯有與自己的敵人建立起超越種族仇恨與政治利益的深刻友誼，才得已消弭戰爭，替人類謀得最終的幸福。

無名小卒的奮起

【再見曼德拉】裡的英雄不僅是曼德拉，也是一如詹姆斯‧桂格里般的無名小卒。在「鎖住自由的監獄島」──羅賓島上，詹姆斯‧桂格里與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初次相見，自此以後，兩人結下了不解之緣，在這段長達近三十年的友誼裡，不同膚色、文化與歷史背景，彼此信念衝突的兩位南非人，從互相仇恨到包容諒解，為了下一代的幸福，詹姆斯‧桂格里放棄了明哲保身，從一位忠誠地擁戴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以及法西斯極權統治，對歷史真相不聞不問，只知渾渾噩噩地過一生的升斗小民，逐步轉變為擁護南非種族平等與自由民主的鬥士。

他雖身為白人統治階級以及無名小卒，卻能夠本著大愛，選擇捐棄成見，放下仇恨，甘願冒著前程似錦的仕途化為泡影的危險，也要還原歷史真相；他來到鎮上圖書館地下室的禁書區內，找出那一紙被白人政府視為毒蛇猛獸，由尼爾森‧曼德拉起草的《自由憲章》時，正是他拒絕道聽途說，獨立思考的展現，這也成了【再見曼德拉】最令人動容之處。

而南非的種族革命之所以成功，絕非取決於曼德拉一人的堅持，或者爭取到一如詹姆斯‧桂格里般的升斗小民的同情與諒解，而是身為統治階級的白人，不得不放低姿態，釋出權力。

以暴力手段來捍衛自由

白人政府為了保障他們在政經上的優勢，自1911年的「礦業及工人法」（The Mines and Work Act）開始，便不斷地透過立法的方式，剝奪非白人種族的教育權、醫療權、就業權，婚姻、經濟與政治權，以為1948年執行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尋求法統基礎，直到1994年徹底廢除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這段期間裡，黑人的抗爭運動長達數十年，從早期的非暴力示威遊行，發展到後期，曼德拉領導的「民族之矛」，追根究底，都是為了反抗這個不平等不人道的種族隔離政策。

當身為南非荷裔白人的詹姆斯‧桂格里，怒氣沖沖地質疑曼德拉等人一手策劃的炸彈攻擊，是否是達成政治目標唯一且必要的手段時？曼德拉如此回答：「二十年來，我等待白人來跟我們談，白人政府卻只知追逐權力，對我們的傷亡視若無睹，直到我們意識到，自由，從來不是垂手可得的，要擁有自由，就得先擁有權力，沒有權力，就沒有資格談自由。」

而以暴制暴的生存法則，似乎在南非的種族平等運動裡，被視為必要的手段。我們可以透過黑人鬥士與詹姆斯‧桂格里兩人間的對話，瞧見端倪；當詹姆斯‧桂格里為了這次恐怖攻擊行動所造成的十七名白人傷亡而痛心疾首的同時，黑人鬥士卻要他好好回想一下1976年6月16日的索維托慘案（Soweto）；當年，數千名的黑人中學生為了抗議政府強行規定在黑人學校使用南非荷蘭語（源自荷蘭移民布爾人，乃南非少數白人統治菁英所使用的語言），且不准使用非洲語做為教學用語，舉行示威遊行，結果南非當局出動了上千名軍警，對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血腥鎮壓，造成176人死亡，1228人受傷，當時有多少白人站出來仗義執言？如今，白人死傷僅17名，卻大呼小叫，究竟是那一場暴力的死傷更為慘重？

黑人鬥士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不僅讓詹姆斯‧桂格里啞口無言，也讓我思忖老半天，以和為貴的東方社會裡，不習慣衝突，也視衝突為惡，西方社會卻習慣衝突，認為衝突才可造成社會進步，誰是誰非，觀看今日的台灣社會裡，劣幣逐良幣，巧言令色的小人，抱大腿的馬屁精遍佈各行各業，不禁有點懷念巴黎街頭動不動搞罷工，示威遊行抗議的革命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