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化照顧：全年級星期一、二、四、五上課至四點半，以配合家長作息，同時極力申請各種獎勵方案，包含獎助學金等，以期讓學生獲得更好的照顧。

適性化教學：小班級適合進行個別化教學，同時也針對學生之間的差異，採取能力分組的編序課程。或混齡教學策略，以期課程適應每一位學生，讓學生獲得最好的學習。

零體罰

教師快樂：教師團隊間彼此相處融洽，互相配合，發揮十足的行政效能，每當召開晨會時，人手一杯香濃的古坑咖啡，著實突顯了華南教師所獨享的咖啡晨會，並非其他學校所能比擬的。

學生快樂：學生是學校的主體，且快樂本就應該在孩子身上表露無疑才是，所以一直以來華南都很重視學生在校的情緒狀態，在教學上以活化輕鬆的學習方式來進行，而課後活動則依學生個人興趣，主動從事運動、遊戲或閱讀。當學習能夠自主安排時，學生自然感到快樂而不受拘束。

One community should not be able to provide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kids versus another community just because they have the money.

同辦公室的Dan今天答辯通過了，晚上要和谷主一起和Dan夫婦去痛飲一番，慶祝一下這位和我在一個辦公室裡熬過了過去三年無數個日日夜夜的戰友。Dan的夫人兩個星期後和我一前一後答辯，所以兩個星期之後定是還要去痛飲的。

我一直開玩笑說，按照中國的標準，哈佛大學，至少哈佛的經濟系大概是最「學術腐敗」的地方。

哈佛大學是個民辦高校，並且沒有得到教育部認證，發的學歷更沒有教育部的認可，也就是自己刻了一個章往學歷上蓋，和一個賣文憑的幾乎沒有區別。

博士，是學習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能夠獲得的最高學歷，那就看看哈佛經濟系是怎麼發博士學位吧。

一年級資格考試，考不過不要緊，還可以再考，再考不過還不要緊，還可以繼續再考。歷史上曾經有人事故性的考不過太多次結果走人的，但是那是一個事故。對了，經濟系博士唯一的一門必修課不是微關，宏觀還有計量，而是經濟學批判，經濟系博士還必須選修一門課－可以是心理學，可以是歷史，可以是社會學，就是不能是主流經濟學。

二年級口試，好吧，表現最好的那幾個得A，剩下的人一半得A-，一半得B+。最近十年，出過一次事故有位仁兄第一次沒考過，當然，考第二次就考過啦。

三年級開題。我是怎麼開題的？我花了一晚上，敲了幾頁紙。拿去給老闆A看，A說找秘書蓋章吧。拿去給B看，B說：凱，你這個詞好像用得不對。我說，我不想改了。B說，反正這也沒任何作用，那就別改了吧。於是，我就開題了。據我所知，絕大部分人都是這麼開題的。

好了，接下來就是答辯了，假設你寫出了論文，這中間略去了兩年，三年或者四年時光，但這不重要，反正這裡面沒有任何硬的東西可以衡量。什麼匿名評審？沒有。什麼校外專家？沒有。什麼字數規定？沒有。什麼公開答辯？沒有。什麼學術委員會審核？沒有。什麼發表要求？沒有。關於博士論文必須遵守的嚴格規定是：打印博士論文必須用「無酸」的打印紙（這樣是為了圖書館長期保存需要）；博士論文必須每一頁都有頁碼；博士論文的目錄和正文必須使用同一種字體等等。

對了，我還忘記了，美國大學沒有博導這個頭銜，所以是個教員就可以帶博士。

當然，經濟系絕對不是特例。還有比經濟系更猛的，比如說數學系，連答辯的形式都免了，導師直接簽字走人。想想哈佛如此「學術腐敗」，想想最近爆出的國內幾所大學眾星捧月般的迎接教育部評估組的一個秘書，你就知道什麼叫有形式沒內容，什麼叫有內容沒形式了。

先看一些事實吧! 2005 學年度草嶺國小學生人數為 22 人, 平均每個年級不到四人。如果願意動手找一下教育部資料, 1992 學年度草嶺國小有 78 名學生, 1998 學年度有 68 名學生, 然後迅速下降至 2005 學年度的 22 人。 學生人數大幅迅速滑落的原因是什麼呢? 可別想當然爾的歸咎於生育率下降喔!

同樣是教育部的資料, 1998 學年度雲林縣小學生人數 54,155 人, 2005 學年度為 53,516 人, 這段期間雲林縣的小學生人數僅僅減少 639 人, 降幅 1.18%。 也就是說, 在雲林縣小學生人數幾乎維持不變的情況下, 草嶺國小學生人數大幅度減少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根本原因是人口外移, 其間 921 地震加速了外移的速度。

展望未來, 出生人數下降的現實對於草嶺國小學生人數的影響, 應該只有減沒有加的機會。台灣人口出生數從 1985 年到 1997 年間很穩定的維持在每年約 30 萬人, 1998 年驟降為 25 萬人, 而後除了千禧年反彈之外, 持續呈現下降趨勢, 近一兩年約 20 萬人, 因此小學生入學人數大幅下降的情況其實才剛拉開序幕。 長期看來, 要把生育人數拉回每年 30 萬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如果能穩定在 20 萬人應該就謝天謝地了! 

人口外移加上生育率下降, 說的明白些, 草嶺國小正邁向自然消失的途中, 如果沒有特別的意外或外力的干預, 學生總人數逐年降到個位數, 每兩三年才有一名學齡兒童就學, 乃至於最終不再有學童就讀, 都是可以預見的, 且很可能十年內就會看到。 當然抗爭可以讓學校苟延殘喘下去, 只不過日漸凋零的學校真的對學童比較好嗎?

草嶺國小並非特例, 2005 學年度學生數不超過 30 人的學校超過 40 所, 學生數不超過 60 人的學校將近 250 所學校, 學生數不超過 90 人的學校近 500 所。 有太多學校都面臨著自然緩慢消失這個不可逆的命運, 請問要從何搶救起? 人口向都市集中的趨勢很難逆轉, 台北縣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台南市這幾年都還新設立小學以因應人口變遷, 鄉村地區人口流失後, 學校面臨廢校無可避免。 難道只准設校, 不准廢校嗎?

我認為, 未來真正需要李校長及偏遠地區基層教師煩心付出的, 是過渡期間的各項安排與輔導, 絕不是抗拒廢校。

ps. 李校長抒情文中有一段我實在看不下去, 也很擔心孩子們所接受的教育。他寫道：

孩子：「校長，司馬遷寫下史記時；梵谷畫出向日葵時；貝多芬譜出命運時；愛迪生讓電燈發亮時，有和人群在一起嗎？」
校長：「……」

校長先生, 現在 google 很好用, 請將司馬遷、梵谷、貝多芬、愛迪生鍵入, 看看結果, 好回答你心中的小孩, 可別誤導未來國家的主人翁。 司馬遷十歲隨父親遷居長安 (漢帝國的首都), 在宮刑前後, 都有官職, 他如果不在長安帝都, 寫得出史記嗎? 梵谷弟弟與家族的畫作經紀事業對他的幫助, 梵谷到當時藝術思潮日新月異的巴黎受到的影響, 他與當時重要的繪畫藝術家的交往都可以視而不見嗎? 貝多芬從波昂到奧地利帝國首都維也納學習音樂、長期居住及發展事業, 受到皇室貴族資助, 與當時最重要的音樂家與藝文界人士往來, 並演出作品, 他確實離不開人群。 1878年, 愛迪生在紐約與幾位金融家，包括 J. P. Morgan 和 Vanderbilt 家族組成了愛迪生電燈公司, 1879 年 12 月 31 日於門洛公園做了白熾電燈泡的第一次公開示範。是的, 愛迪生讓電燈發亮時, 和人群在一起。這些人可都是離開家鄉, 到大都市去才能發揮所長。請鼓勵山上的小朋友勇敢面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