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烙痕

有一天又送進一位新的獄友，當他知道我們是澎湖的流亡學生，他告訴我們，張校長，鄒校長和五位學生都遇難了！這個消息像一把刀，插在我們師生的心上，我們的心在淌血，希望的溫度，驟然降至冰點！我們的知覺模糊，意識茫然，我們熱愛的黨和政府，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忠肝義膽挖走？我們剩下的，祇有一個軀殼了。所有師生痛不欲生，因此決定絕食，以示抗議。我寫了一首詩─絕食，來形容我們當時的心情：

冤獄是生命的鉛筆刀
削破了皮肉
削短了軀體
削掉了赤膽忠心
削滅了理想和希望
生不能
死不能
只有讓所有的細胞罷工
把屈辱遺憾留人間
天下太平
你說我勇敢我承認
你罵我懦夫我接受

一天中午，突然點名，譚茂基、張世能、王光耀、先後走出去，接著張校長、鄒校長、劉永祥也從後面牢房走出來，在七廳裡集合，張校長靠在我們牢房的牆角上，徐校長叫我過去遞話給他：「出去之後，盡快為我們想辦法，」我過去爬在柵欄上，悄悄把話傳給張校長。他回頭對我說：「我看凶多吉少，」我把張校長的話，告訴了徐校長，他說：「不會的，那不是成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什麼時候有法有天？」季老師不以為然。

「那是在澎湖，這是在台北，」徐校長始終有信心。

兩位校長，五位同學，聽說是送到國防部軍法處。他們走了之後，留下來的師生，仍然抱著很大的希望，認為在軍法處問過之後，很快就會獲得自由。

那時的黑牢，和現在的模範監獄不同，外出大便每天只准一次，吃喝拉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牢房裡解決，像養豬一樣。時間到了就拖出去。衛生條件根本談不上，毯子上的虱子成群結隊，燈光不好，根本看不到，只能用手去摸，永遠都抓不完。床板縫裡的臭蟲，都吃得紅紅圓圓的，這些都是細茵媒體。再加上久不洗澡，每個人都有皮膚病、鏽球風和疥瘡，輕重不一。沙永生的疥瘡，嚴重得幾乎送了命，肚臍以下一直到腳，整個皮膚像手指甲大，一塊一塊龜裂地蹺起來。祇有中間一小部份還粘在肉上，他躺在床上不斷地呻吟，有時不小心碰到，痛得大哭大叫。

我們請求值日官幫忙，他進來看了看，搖搖頭出去。第二天一位士兵端著一盆琉璜水，叫我們給沙永生洗，大家都怕，我接過琉璜水，和沙永生一起到了廁所。他把衣服脫掉，琉璜水往身上一澆，他痛得大哭大叫的用手撓，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用手幫他搓，小腹以下，所有皮膚，全部脫落，滿地都是疥瘡疙渣和血，脫落的地方，被琉璜水燒得發紫，衛兵嚇的躲得遠遠的。洗完之後，我要扶沙回牢房，衛兵把我留下，要我把廁所弄乾淨，我把地上的疙渣捧到盆子裡，剛好滿滿一盆。一個人的皮膚脫落二分之一，就有生命的危險，沙永生可說是從死亡的邊緣走回來的。

有一天我感冒了，出牢房去看醫生，遇到鄒鑑校長也在看病。四目相對，有如隔世之感。到了近前，我低聲地問：「校長，您那裡不舒服！」衛兵禁止講話。他打完針之後，回頭看著我，眼圈紅潤 ，不敢出聲，默默地跟著衛兵回牢房去。我激動得哽咽幾乎出聲。回來躺在床上，感到沮喪！無奈！絕望！

牢坐久了，晝夜顛倒，情緒激化，行為怪異，這些都是常見的現象，睡在我旁邊的季道璋老師，常常整夜不眠。有時會突然坐起，手往床上一拍，嘴裡罵道；「他媽的，這算什麼？」眼睛直直的望著前面，你問他怎麼啦!他沒有反應。你能再問，他清醒過來會罵人的。另外一位蘇若冰老師，是北大畢業的，二十多歲，有點口吃，經常搖頭嘆息，有時會暗自流淚，因為他帶出來相依為命的老母親，仍在澎湖，無人奉養照顧。徐校長不知從那裡弄來一本英漢大字典，整天捧在手裡，埋頭苦讀，季老師偶而幽他一默，「徐校長是在這裡讀英文研究所的，」不開庭，也不審問，時間一直延岩下去。大家的情緒都很低落不平衡，不像剛進來時那麼輕鬆。

有一天我們牢房，添了一位新客。此人外貌酷似張敏之校長，儀態儒雅、謙謙有禮；名叫廖瑞發，台北縣蘆洲鄉人。和我們不同的，是腳上多了一副大鐐。有的同學和他談過話，說他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我很好奇，有一天找個機會和他聊天：

「聽說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嗎？」
「嗯，你們是假的。」他笑笑。
「你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
「共產黨有什麼不好？」
「你見過共產黨嗎？」
「我就是共產黨。」
「我是說你見過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嗎？」
「沒有。」

「勝利後我的家鄉就是匪區，共產黨說得好、做得壞。」我就把在匪區的所見所聞、共產黨的清算鬥爭、強姦民意、濫殺無辜等種種暴政，向他說了一遍。他仍然笑容可掬的說：
「革命本來就有破壞性，那祇是過渡時期。」
「不對！革命是有破壞，也有建設；共產黨祇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們殘忍無度！」

「國民黨好，你怎麼會到這裡來？」他這句話問得我瞠目結舌，不知所對，我把話一轉，又問：
「你是什麼時候參加共產黨的？」
「很早啦！」
「這麼說你是老共產黨？」
「我是台北市的政委！」
「啊！你的階級很高，可惜沒有機會了。」
「不錯，我是沒有機會，不過台灣很快就要解放了，你們可以看得到。」
「不可能，我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如果有，我們也會和你今天一樣。」
「現在你們和我又有什麼分別呢？」
「有，你是真的，我們是假的。」

他很有風度地笑笑，不再講話。

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把剛才講話的情形，告訴了徐承烈校長。
「以後不要再跟他講話，他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校長以嚴肅的態度告誡我。

「噢！校長，我還有個秘密要告訴您，您還記得？我們剛到湖南藍田不久，長沙大學及各中學派代表，帶著毛巾、肥皂等很多禮物，到我們學校來慰問。可惜他們被共產黨滲透利用，唱共產黨歌、為共產黨宣傳、勸告我們回家。張校長發覺不對，拒絕他們的慰問，停止他們的活動，通知地方保安隊，將他們看管，並告誡我們同學，任何人不可與他們接觸，因而引起長沙大學及各學校學生的不滿，聯合罷課示威，驅逐我們出境。」

「他們被關到保安隊的當天晚上，我帶了八位同學，到了保安隊，要求與他們見面，警衛不准，經交涉的結果，祇准派一位代表進去。我進去之後，他們很激動地說：『同學，我們不是共產黨，我們是懷著愛和友情而來的，換來的是冷酷的對待！』

『各位同學，我不是代表學校來的，我也是懷著愛和我們全體同學的關懷而來的，各位同學是不是共產黨，與我們無關也不重要。我是來回報各位同學對我們的關懷，和回答你們最不了解的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離開自己的父母，和溫暖的家出來流亡。』我就把在匪區所見所聞，共產黨的甜言蜜語，和實際上的殘酷暴說了一遍。他們聽了之後問我：

『你說的共產黨，是不是人？』
『是人！』
『人怎麼會做這種事？』
『共產黨一貫說人話不做人事，如果共產黨好，我們怎麼會出來流亡受苦呢？』

他們愕然相顧而不作聲，臨別非常感動的謝我。校長聽完之後說：

「這件事，你雖然違反學校的規定，但做得很有價值。對那些被利用的學生，講講是應該的，也能發生作用。對一個根深蒂固的老共產黨，講什麼也沒有用，就是他現在覺悟，恐怕也來不及了。」

「校長，信主的人說：在臨死之前覺悟，也會得救！」
「你什麼時候做了傳教士？」校長望著我笑笑，我也笑了。

牢房靠走廊一邊的上方，有一個窗戶。有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從床上往上一躥，抓住窗櫺子，探頭看看對面牢房的情形。

「校長!校長!你的學生！」對面牢房有人看到我之後，在叫校長。
「問過話了沒有？」張校長站起來，大聲問我。
「沒有！」我搖搖頭。
「告訴同學們，不可亂講話！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我點點頭。外邊的衛兵好像有所發現，朝這邊走過來，我鬆了手下來。
「你剛才和誰講話？」徐校長問我。
「我看到張校長，他叫我轉告同學們，過堂時不要亂講話。」
「張校長就關在對面嗎？你沒有告訴他還沒過堂！」徐校長又問。
「我有告訴。」

大家都為不開審而焦灼。過了幾天，提明同樂去問話，回來之後，說他翻供被打，大家都在疑慮不安。這裡是中央，不是三十九師，怎麼還會逼供呢？兩三天之後又提明同樂，這次回來未進牢房，在大廳裡將他五花大綁送走。大家都認為他們是在演戲，怕我們翻供，故做威脅。因為我們對政府始終統滿了信心。

船到了基隆，我們師生四十六人，手連手銬成一字形，魚貫而下。通過碼頭，圍觀的人擲果皮、吐口水、辱罵、喊殺、喊打，使我們真像耗子過街一樣。當時我雖感到羞辱，但也很振奮。羞辱的事，冤屈有口莫辨：振奮的是，看到這種反共的民心士氣，大陸光復有期。即使自己做了冤魂，復國有望，也是值得的。何況真正該殺該打的，是那些殘害忠良的亂臣賊子，而不是我們。到了台北之後，冤情自會大白，一時的屈辱，算得了什麼！
出了碼頭，有一輛鐵蓋的大卡車等在那裡，兩人銬成一組上了車。到了台北，進大門時車子稍停，看到門牌是西寧南路三八號，即現在的獅子林大樓舊址，當時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據說從這個門走進來的，多半是躺著出去。人到了這個地步，生死操在別人手裡，只有聽天由命，站著是個「一」，躺著也是個「一」，都一樣。不相信我們追隨的政府，會黑白不分、是非不明！
我們進來之後，站在大廳裡點名。環顧周圍都是牢房，像狗店裡的狗籠子，關著滿滿的人，鬧哄哄的。看到我們之後，頓時鴉鵲無聲，爬在牢房的柵欄上，有數百隻眼睛盯著我們，一會兒又竊竊私語。張校長、鄒校長、周紹賢老師、學生劉永祥和三位女同學，與我們分別關在不同的牢房裡。徐承烈校長與蘇若冰、季道璋兩位老師，以及其他的同學，關在靠大聽的一間大牢房。走進牢房，右牆角下有一個大馬桶，三排通鋪，兩條通道，四十多人擠得像沙丁魚一樣。
到了這裡以後，師生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冤屈必能洗雪，不久可獲自由；這裡的牢房，祇是走向自由的踏板而已。情緒上不像在澎湖那樣沮喪、恐懼和絕望，而顯得輕鬆和充滿了希望。
時間一天一天、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地過去，沒有審問，也沒有消息。每個人的情緒，像溫度計裡的水銀柱，隨著時間的消逝而下降。

民國六十八年，在電視上看到中共公審四人幫，張春橋在法庭上，不作答、不講話。使我想起當年在桶盤嶼，最後一堂的審問，如出一轍。內心有無限的感觸。
過了幾天，桶盤嶼上所有被抓來的同學，統統集合登上一艘漁船，開往馬公。風浪很大，船顛簸得很厲害，回頭望著浮在海上的桶盤嶼，感慨萬千。那海浪的聲音，不是天籟的旋律，是痛苦的呼叫；濺起的浪花，不是悠揚的音符，是哀傷的淚滴。患難與共四十天，臨別我送它一份禮物─「弔桶盤」：
婀娜瓊島海上居
不唱漁歌奏輓曲
千古浪濤洗不盡
罪孽盈身桶盤嶼

船到了馬公未登岸，直接駁上一艘大船，未送桶盤嶼逼供。而在馬公審問的同學，部份要送走的，在碼頭上等候，和我們共成乘一艘船，送往台北。
澎湖像一團火，我們是飛蛾，逃出黑暗的大陸，奔向光明的墓地。既是自投羅網，還有什麼怨尤呢?我也不能薄此厚彼，也送它一份禮物－「哀澎湖」：
鳳鳥向不棲枯枝
聖人途窮走絕路
都是鴟鵂學鶯啼
騙得書生到澎湖

第二天去過堂的同學，都沒有再回來。大家都在納悶，是真的上級派人來？還是他們設的陷阱？要不要翻供？翻供要「拋錨」！不翻供要槍斃！而且死得不明不白！內心在掙扎。突然想到不講話，他們不能說我翻供，也不能說我招供。是生是死就交給他們決定吧！
這一次的刑堂，是設在靠海邊附近的一幢新房子裡，內部的空間雖不大，但收拾得較為整潔。裡面坐著三個人：一位是我終生難忘的陳復生；坐在他對面的，是一位身體魁偉，儀表儒雅，四十多歲，肩上一顆星的少將，這時他正在和陳講話；一進門坐在辦公桌後面的，是一位五十多歲，身材瘦小、滿頭灰髮、肩上掛著三顆梅花的上校，眼睛炯炯有神。這個人從前沒有見過，桌子旁邊放了一桶水、一綑繩子。我一進門，走到上校前面，衛兵叫我站住，上校打量了我一番：
「你叫什麼名字？」
「劉廷功是你嗎？」
我都沒有回答，上校有點不耐。
「你是不是啞吧？」
他看仍不講話，回頭問陳復生：
「這個人是不是啞吧？」陳急忙跑過來向上校解釋，又轉過頭來用一幅偽善的面孔對我說：
「不要怕，上級來問話，是要了解實情，你不講話怎麼行呢？….」上校有點不耐煩，揮手示意。陳福生就退回去了，上校繼續問：
「口供是你自己寫的嗎？」
「不要怕！要說實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我始終未講話，眼睛瞪著上校，內心的冤屈和激動之情，完全由我的眼神告訴了他，眼淚奪眶而出。我即刻閉上了眼睛。再睜開眼時，上校正注視著我。停了一會，他點點頭說：「你回去吧！」從我進來到他叫我回去，總共不超過十五分鐘。看起來很平靜，然而內心的緊張掙扎，被強制講話和強制不講話的壓力，腦子都快要爆炸了。可說是漫長的十五分鐘。他這句話一出，如釋重負。
回到牢房，都是問過話之後送到這裡的。同學們問我過堂的情形，我把不講話的經過，告訴了大家。同學們都嫌我不早說。其實我也是臨時想出來的，如果大家都不講話，可能就不靈了。

有一天一大早，陳復生親自來提審我。此人鷹鼻藍眼，是三十九師政治部秘書，師長韓鳳儀的親信；也是設計本案的主謀之一，而且負責主審。(據說他是正牌的共產黨員自首的，他的本名叫陳海如，自首後如獲再生，所以改名叫復生，他現住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二十三巷四十三弄一號三樓。今(七十八)年一月十六號，我曾登門拜訪過他，他仍然冥頑不靈，推說只記得辦過這個案子，不記得用過刑。)此人心如其面，陰狠毒辣，邊走邊說：「聽說你每次都翻供！現在所有的人都問完了，祇剩下你一個人。我有的是時間，今天我們好好談談。」我一聽，知道慘了。到了刑堂，他把我交給張、趙、蔡三個人說：「上午你們先陪他玩玩，下午我自己來。」

「劉廷功！你的成績很好，考第一名。」張洪蘭奚落我。

「指導員過獎了，我沒考過第一名。」

「怎麼沒有？到這個島上來的人每次都翻供的只有你一個，說啥不是第一名？今天我們來個三堂會考，看看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必考啦！是假的，你們叫我怎麼講，我就怎麼講。」

「今天我們不是問供的，是陪你玩玩的！」這時電線早已纏到我手上，張洪蘭開始過電，趙傳彬和蔡培基手持木掍，專打脖子、腳踝骨、拐肘、膝蓋；那裡不耐打，就打那裡； 一面過電一面打，還外加羞辱：

「劉廷功！你們很多同學都會哭，你怎麼不哭呢？只要你能哭出淚來，我就不過電，」張洪蘭說。

「我不會哭，我沒有淚。」

「你的淚到那裡去啦？到那裡去啦？說呀！」邊問邊加速過電。

「到肚子裡去啦！」

「好小子，還嘴硬！」又加速過電。

「你會不會手狗叫？叫！學狗叫！」趙傳彬邊打邊羞辱我。

「我不會，你教我好啦！」

「王八旦，好，我教你!」他用棍子在我身上亂打一陣，又從張洪蘭手裡接過電話機，狠狠地過電。我就歇斯狄里地叫，他問蔡培基：

「你聽！像不像狗叫！」

「不像!像豬叫！」

他們三個電電打打，一會叫學狗叫，一會叫學青蛙跳。折騰了一個上午，他們去吃飯之前，把我放在一塊大石條上，面朝上，手上仍纏著電線，叫衛兵看著不准動。

八月的太陽秋老虎。一個中午，汗水不停地往下滴。到下午兩點多鐘，陳復生從屋裡走出來，叫我起來，這時我臉上的肌肉一動，痛得像刀割似的。石條上留下一條白色的汗印，我覺得又暈又渴，要求陳復生給點水喝。

「要喝水嗎？要不要吃飯？」

「我不餓，祇想喝點水。」

「水多的是，你看週圍都是海，還怕沒有水喝嗎？」

「陳秘書，求你明察秋毫，我的確是冤枉的；我們校長、老師和其他同學，也都是冤枉的。我們都是忠貞愛國、誓死反共的。」

「你不了起，自己翻供，還要為別人翻供，有種！我倒要領教領教！」

他說完了，拿起電話機猛搖。別人過電，都是過過停停，因為一直電下去，人會休克死掉。陳復生不是，他一直電下去，速度也快，直到你筋骨抽搐，聲嘶力竭，蜷伏在地上快要休克，他才會停一停，讓你略為甦醒再繼續電。這樣一個多小時過去了，我的手、腳和頭部，因抽搐擦撞，多處皮破血流。屋內的女房主，看到這種慘狀，跑出來跪到陳復生的面前，一再的磕頭作揖為我求情。陳不為所動，叫衛兵把她拖到屋裡，把門倒扣關到裡面，繼續用刑。電電寫寫，一個下午。太陽快要下海了，他看我蜷曲在地上奄奄一息，叫衛兵把我扶起來蓋了手印。他寫了些什麼，不要說現在，當時我也不知道。

兩個衛兵扶著我送回牢房。這一次又換了地方，和譚茂基、明同樂等七、八個人關在起。一到牢房，同學們看我這幅慘相，都圍上來問東問西，我沒有講話。表示要上廁所，衛兵扶我到了廁所，便下來的，全是綠色泡沫。回來把入廁情形告訴同學們，大家都很驚訝，有的半信半疑。具有醫理常識的同學說，是膽囊破裂，很危險，應請醫診治。我拒絕了，心想早結束早好，免得活受罪，祇是不甘心。如果今天折磨我的，不是我所熱愛的政府，而是共產黨，我會覺得光榮驕傲，我會重寫正氣歌：「…..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現在算什麼!不僅皮肉痛、心靈更痛，真是死不瞑目!晚飯時間已過，祇喝了點水，就悠悠忽忽地睡著了。一覺醒來，發覺還在人間。譚茂基高興地說：「精神好多啦，看樣子死不了啦！」
在這裡是每天兩餐。中午吃飯時，發覺手不會用筷子，因為過電時雙手用力緊握，抽搐時間太久，筋脈僵化，手指無法伸直。半年多之後，才漸漸康復。我將過電的情形，也詩為念：

銅絲手上纏，電流週身過
氣血逆序轉，心似萬刀割
日出至日落，輪流苦折磨
筋骨頻抽搐，叫聲如裂帛
兩眼冒金星，翻滾皮肉剝
電擊膽囊裂，便溺盡綠液
漁婦跪乞情，反把漁婦鎖
我心堅如鐵，頭斷志不折

平靜了幾天之後，有一天陳復生、張洪蘭、趙傳彬、蔡培基等，輪番到牢房來威脅恐嚇：
「明天有上級來復審，如果有誰敢翻供，上級走了之後就拋他的錨。殺你們就像殺隻雞一樣的簡單，你們心裡也明白。」同時也單獨威脅我，「沒有下一次。」

又過了四、五天，一早就提我去問供，今天是趙傳彬主審：

「怎麼樣？要翻供嗎？」

「如果你們要我講真話，上次講的是假的。」

「你放屁！誰叫你講假話，今天老子有的是時間侍候你！」說完了就開始過電。他們輪番上陣，電了約一個小時，看我有氣無力地蜷伏在地上，才停了下來。張洪蘭問我要不要繼續。我實在承受不下去了，就把上次的口供復誦了一遍，張洪蘭說「不對！再說一遍！」

「張校長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支團長。」

「不對！」又過電，

「這是你告訴我的！」

「你到底說了是我告訴你的！」

「指導員！我照你告訴我的講，你又說不對，你叫我怎麼講呢？」

「現在又改了，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成南下工作團。張校長是團長，鄒校長是副團長，其他都一樣，要記住。」

「記住了。」

「好啦！你回去吧！」

這一次又換了牢房，是龍王廟。空間比較大，關的人也多。其中隋錫廉與我很熟；他看我狼狽的樣子，問我怎麼樣了。我沒有講話，勾一勾右手食指，表示要槍斃。他嚇得眼球發直，半天講不出話來。

在牢裡住了八、九天，又過了兩次堂，每次和過去一樣：翻供、過電、再送回牢房。其他同學也陸陸續續過堂，過完之後，都送到別的牢房，最後祇剩下我一個人，三、四天沒有消息。衛兵問我：

「怎麼祇剩下你一個人？你可能沒有事啦!我當初被抓來，也被關過，吃了很多苦，以後就沒事了，這是四十軍的老規矩。」他在述說他的經驗來安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