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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記》〈伯夷列傳〉中，司馬遷主要想藉處理兩個問題以明己志。在第一個問題中，他借用孔子、許由、務光等人的典故，傳達了作為一個中國傳統中，理想的讀書人在面臨選擇避世與入世時的兩難問題，其中顯示了避世者雖看似高潔，但仍媚俗地希望能在歷史的審判留有一席的詭異、諷刺的矛盾心理。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潛〈飲酒詩二十首之五〉

司馬遷在兩難問題的抉擇上以孔子為例，表達了自身所持的立場。其實，從中國的文學傳統與歷史脈絡中，都能見到讀書人面臨這種兩難抉擇的例子，特別是在亂世、新政權甫上台、國家積弱不振、小人把政時，時不我予之感是更為強烈。像上面這首陶淵明飲酒詩的避世心態，以及蘇軾雖想入世有一番作為，但卻因為遭奸臣擺布，不斷受貶的窩囊使他寫出大量的自嘲詩詞。遭遇到兩難抉擇時，因為身為知識份子的責任感，或許該站出來做些什麼。於是，就成為孔子，在亂世中勉強闖蕩。也有一些比較識時務的知識分子，既知英雄無用武之地，那麼就乾脆隱居，圖個美名。這種兩難之間的抉擇在中國歷史是屢見不鮮。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史記》〈伯夷列傳〉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史記》〈伯夷列傳〉

西方人和中國人一樣，都重視死後的評價，不同的是，西方人重視的是「最終的審判」，斷定每個人的生前表現，假使夠優異，那便能去天堂與主同住；而中國人注重的是「歷史的審判」，這是一個中國文化下的特殊產物，是一個非常具強制力的道德標準。因此，表現出高風亮節的道德，諸如許由、務光、伯夷、叔齊等人，在歷史的審判中是必定會受到褒揚，但司馬遷提出了一個問題。許由拒絕了唐堯的讓位，務光拒絕了商湯的讓位，他們皆為當代賢人，為何他們如此少見於記載呢？伯夷、叔齊同為商朝遺老，他們看到武王在未安葬父親之前，便前往伐紂，武王的德行並不符合伯夷、叔齊的高道德標準，因此即使後來伐紂成功，也不願吃周朝米飯，品格之高、自我道德原則的堅持之牢，實在令人景仰，後來也廣受史書記載褒揚。但許由、務光同樣避世，同樣堅持自己的立場，也擁有高尚的品格，雖也受到好的歷史評價，但為何在分量上卻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司馬遷因此質疑了，倘若審判的名單上連你的名字都沒有，這一生高風亮節的堅持又算什麼？是不是淪為徒然、白忙一場了呢？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獨，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史記》〈伯夷列傳〉

司馬遷接著在這個問題表達他的個人看法，他引出解答，用了在亂世闖蕩的孔子的話。一方面他感嘆那些避世的賢人，如果沒有因為機運而有幸能「附青雲之士」，那就會落於「名湮滅而不稱」的下場。一方面他鼓勵何不如學習孔子「從吾所好」的積極入世態度，既能「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因自身已為「青雲之士」，不但可以不依附別人，還可以著書讓一些德行高潔的避世之人得以顯名，更不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的悲劇發生。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廌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史記》〈伯夷列傳〉

在第二個問題上，司馬遷則在感嘆了天道的不公，或許也是自己因諫言而入獄並慘遭宮刑的心情反照。他質疑如果道德上所謂的「善」並無法得到良好且相襯的回報，而上天並非人所想的好德，好人餓死壞人橫行，完全沒有公理可循，那麼「為善」的堅持又是什麼？這個疑問也造成西方的偉大哲人康德很大的困擾，他在懷疑論盛行的年代想重建道德哲學，究竟如何讓道德成為可能呢？雖然司馬遷沒有提出明確且標準的解答，但藉著一面感嘆，這個問題也一面在他心中被書寫《史記》的行動解決。《史記》代替了天道，重建了道德標準，從此史書書寫成為中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道德量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