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思索

在《可能的花蜜》附錄中，陳大為肯定林婉瑜的作者風格之餘，提到她還要「創造出一組或一部地景式的詩作，讓我們在談到『林婉瑜』的時候，很具體浮現出完全屬於她的詩歌圖景。」陳大為說：「為了完成這一項工程，林婉瑜選擇了都市詩視野下的台北書寫。」

我不太同意這個說法。先撇開詩人的詩歌圖景是否必須仰賴「地景式詩作」的前提不說（夏宇的地景是何方？）我相信林婉瑜書寫城市，打造個人成就的自覺較少，而出自台北文學年金企畫案的申請考量較多。 ...繼續閱讀

福爾摩斯初登場時，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既「無所不知」又非常「無知」的神探。兩種悖反特質集於一身，看似矛盾，實則合理。他是閱讀的現實主義者，凡對破案有用的知識，舉凡化學、解剖學、犯罪文獻、法律等，都精通嫻熟到非正常的地步，擊劍、拳擊等可和歹徒搏鬥的技術也在行。而對破案無用無關的，一概白痴化，不但文學、哲學、天文學一竅不通，甚至「地球繞着太陽轉」這種小學生的基本認知他都沒有。植物學、地質學也只懂和謀殺有關的部分（如有毒植物、土壤分布）。

隨著社會發展多元化，犯罪型態更加多樣，需要破案的知識就愈廣博，辦案往往得憑藉意想不到的知識，到了約翰．鄧寧的書探系列，福爾摩斯的偏食知識恐怕便力有不逮了。約翰．鄧寧第一本作品《書探的法則》，一開頭死了一個人，即使福爾摩斯再世，經現場分析，知道謀殺的凶器、時間、手法，接下來怎麼辦？死者是位書探，死因需要從其人際關係、職業背景、生涯經歷著手，偏偏牽涉到珍本書交易，那是一個不能依常理來判斷的商業體系。瞭解書探這一行的偵探便應運而生，破案以及往後辦案因緣都與他熟悉珍本書買賣有關。逛舊書店、買舊書等與偵探養成教育無關的本領，恰為辦案所需，體現了「無用之用」的莊子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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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芬的文學評論，在當今文壇，獨樹一幟，其文筆活潑清麗，帶有抒情風味而不失嚴謹，從閱讀者角度出發且浸淫於閱讀情境的美好感覺，從字裡行間穿透出來，讓人不禁想把評介到的所有作品集（主要是台灣出版的散文集）全部找來拜讀，讀過的則想重新細品。一本文學評論集能做到這樣，已經算很成功了。

《春風夢田──台灣當文學評論集》，爾雅出版，出版社負責人親自作序。隱地談到文學出版現況，依例以慣常的哀嘆為始，他嘆道，文學出版市場式微，副刊縮水，書評或文學評論不受歡迎。然而隱地書序之論，並非新亭對泣，發發牢騷便罷，這些感嘆句，適以映襯張瑞芬用功之勤與為學態度之好。

文學式微，不只反映在書籍銷售上，年輕朋友流連的網路，固然以文學社群形成小眾市場，相濡以沫，互相打氣，但畢竟小眾。嚴肅的文學作品，點閱率低，回應少，書評園地更貧瘠，偶有書評書介的人氣部落格，細察大都是奇幻書友齊聚。並非奇幻、推理等類型作品不好，而是一枝獨秀，不如百花齊放，而文學作品的書評總如晚春花謝，令人悵然。 ...繼續閱讀

我迷戀舊聞古事，泛黃舊報紙對我的吸引力超過油墨未乾的新聞紙，紀事本末、年表、年鑑、大事紀、ｘｘ日誌以及歷史故事，總讓我讀得津津有味。尤其某個斷代，依時序記載所發生的大小事，不論條文陳列或事件報導，最是迷人。因此聽聞《百年風華》一書的出版企畫之初，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怕期望過高而後失望而黯然神傷。因為我知道，這類大部頭書籍，不好編，不好寫，不好印。（不好賣？）

想像中，編製過程會有幾難。 ...繼續閱讀

　「納粹研究」的書籍、報告汗牛充棟，詮釋者各有觀點，各有觀察。《再見，柏林》也以「觀察納粹崛起前夕的柏林眾生相」為定位，然而經過高度的藝術手法處理，不直接探討其中因素，作者伊薛伍德只寫在柏林兩年餘所見所聞，塑造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全書以淡淡哀傷的調子行進，筆下人物，具備的共同關鍵字，便是「愁」，一堆人愁容滿面（「帶著慣有的憂愁」），對未來茫然不安，漂浮的感情世界，不定的人際關係。儘管心中有夢，或職場夢（作家、藝人），或發財夢，或結婚嫁娶、與情人天長地久廝守到老的夢，但想到前景，輒愁眉不展。即使奧托這個角色，出場之初，淘氣、純真、身姿流暢優雅，似乎是全書難得一見的陽光男孩，然而隨著情節開展，我們才發現，他和母親之間忽冷忽熱的相處，不時歇斯底里相對，讓他們變成作者所謂「惡鬼上身的一對狂人」。

　這些人生活在柏林，一座不快樂的城市。作者藉一句對白，來反襯這分不快樂：「一個靈魂能擁有如此的生命力，讓他即使身處柏林這種地方也能感到快樂。」這是某個角色對「我」的贊嘆。全書經常藉著這類看似不經意的話語，來表達寫作者的想法。伊薛伍德雖然政治立場明確，也並非完全不評論，只是更慣以寓意暗示。例如拳擊比賽，本來就是娛樂事業，勝敗早定，表演而已，偏有觀眾當真，甚且私下對賭、爭執比賽結果。作者寫道：「這政治上的寓意相當令人沮喪：這些人可以相信任何人或任何事。」是的，可以相信任何人或任何事，當然包括煽惑力一流的希特勒，因此作品裡無意解析德國人民的性格，卻就在這簡易一句話裡暗示。又如最後一篇，寫1934年初，希特勒上臺組閣，局勢益發紛亂。藉書中人物之口，作者表達了這分憂心與失落：「有時我幾乎絕望，似乎有一種邪惡、一種疾病在感染今日的世界。」說這句話的人，名叫布林克，少年感化院的教師。他們談到自由，敘述者「我」針對感化院少年不會逃跑一事，不解問道，追求自由不是人類天性嗎？布林克答得妙：「或許在德國人身上，這種天性從來就不強烈。」──這句話用了「或許」兩個字，作者不給答案，僅揭示一種可能，是否如此，讀者自行想像。全書最後一句「即使到現在，我仍然無法完全相信這一切真的發生過。」彷彿驚嘆號，沈重有力，又像刪節號，留白餘韻，引人沈思。

很高興推理小說界又誕生了一位神探。

《口袋裡的證據》的摩根警官，觀察細微，反應敏銳，擅長從嫌犯口白發現漏洞，於案發現場看到蛛絲馬跡，不必等待解剖報告或毛髮化驗、不須依賴指紋，不用逼供。往往聽一聽，看一看，便一眼看穿，真相大白。這是福爾摩斯型的神探，只不過他服務於警界。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儘管現代科技進步，藉著科學工具，辦案比過去輕鬆多了，電視影集《CSI犯場現場》新穎的鑑識科技看得觀眾目瞪口呆，而在現實警界，保存現場，蒐羅微物證據，再經科學方法檢驗，正是李昌鈺博士享譽全球的拿手絕活，另外很多多年懸案，也靠DNA破了案。不過再怎麼科學，終究是輔助方式，要破案還得靠推理能力。

偵探小說在每個時代再都有市場，這些偵探或警探或別具身分者，推理破案全靠觀察、調查、動腦研判，沒有儀器，一樣破得漂亮，可見頭腦才是最重要的。想破案，智謀、經驗、判斷、常識，缺一不可。日本卡通／漫畫《名偵探柯南》主角柯南便常在現場苦思觀察，推敲各種可能，然後發現破綻，還原真相，所靠的全是智力與觀察力。難怪這節目大受歡迎，歷久不衰。

推理是活化智力的有趣活動，兒童與青少年應勤於動腦，多想像，多研判，廣泛吸收知識之餘，並培養觀察力和邏輯推演能力。從推理小說著手，是不錯的選擇。可惜坊間適合青少年閱讀的推理故事不多。這本《口袋裡的證據》每則故事篇幅不大，案情簡單，不複雜，不冗贅，很好閱讀，是值得推薦的好書。

黃小黛散文集《家族記憶》，是記憶之書，是童年往事，是台南舊情，也是人物誌、浮世繪。從我家寫到別人家，從食物大小吃寫到成長經驗大小事，家族血緣，世間情緣，人與人之間的牽掛、爭執、諒解與瞭解，交織成動人的記憶書寫。

一本記敘家庭成員與成長經驗的散文集，竟有如此豐富的元素，想來作者採取的是引經據典或以文化論述夾議夾敘的書寫策略吧？不然，那從來不是黃小黛的寫作風格。她也沒有催淚的坎坷身世，沒經歷過國破山河在的飄零歲月，她的追憶，再平常不過了。全書不過是平易文字抒發平常事物，但感情真摰，人物鮮活，彷若一道食物，不添糖鹽油味精，卻在平淡中讓人吃出原味的美好。 ...繼續閱讀

在多次論戰中，現代詩遭到批評，包括無韻律感、詩質不足等，挨轟最多的可能要算是晦澀難解了。然而有些批評者竟謂古詩易懂，不像現代詩不知所云。嗚呼，此需何等學養才敢說這樣的話？殊不知關於古典詩詞，從古到今，從箋注到本事到今注今譯，多少解說方式，幫助我們對作品的瞭解。倘使無註解，莫說詩的特殊語法與生僻字詞，普通讀者難諳，光是詩裡的典故，就足以令人卻步。

文言古詩需要詮釋，白話新詩難道不需要？於是多年來總有熱情的愛詩人，從事現代詩的賞析與導讀工作，或訴諸筆墨或形諸教學，羅青、向明、丁旭輝、蕭蕭等，都是有心人。有的出版專書闡釋，有的散見於各類詩選的導讀或篇後評述，也有的在課室傳道、授業、解惑，就像傳道士一樣，傳遞詩的福音，告訴大家，詩不是那麼冰冷，那麼晦澀難讀。

他們不一定是詩評家或研究者，但都是「說詩人」。「是誰傳下詩人的行業，黃昏裡掛起一盞燈」，鄭愁予名句，不妨改寫為「是誰傳下說詩人的行業，黃昏裡掛起一盞燈」。這些說詩人或許不如說書人受到歡迎，然而他們始終默默的，在詩集市場黯淡的昏黃夕暮中，一步一腳印，引領愛詩的讀者前行，跨入詩學門檻，走進詩的殿堂，悠遊於詩的國度。

凌性傑、吳岱穎也是這方面的有心人。成績見諸這本《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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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馬世芳，心情是愉快的，儘管他的兩本書名「昨日」、「鄉愁」等字眼，本身蘊含著時光飛逝、好生惆悵的意味，但他不是純粹的懷舊，他所懷的舊甚至於是刻意追尋而來的，彷若進入時光機器，追溯到他來不及參與的時代，只因那個時代有他所喜歡的東西，那是他所崇拜的搖滾樂和搖滾歌手活躍的年代。

「來不及了。那個時代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經結束。」從《地下鄉愁藍調》一書開始，馬世芳便多次傾訴，對於西洋搖滾樂、台灣民歌運動勃興的早期時代的神往。然而他所陳述的，是一種客觀狀態。何謂客觀？簡單的說，就是吾生也晚，來不及在最熱鬧的時間點，和那些作品與表演者現場同步。這是命定的事實，卻無憾恨。譬如情人相識，「你的過去我來不及參與，但願你的未來有我」的盟誓，來不及卻也好奇，因而透過各種形式，包括口述、照片、日記、文件等來認識對方的生命史。

馬世芳默默補修學分，想辦法去接近錯過的溫熱與感動，沒有吾生也晚的懊喪，沒有想當年我如何如何的賣瓜情結，沒有崇古非今的酸腐氣。或問馬世芳，像六○年代的地下搖滾和八○年代的台灣民歌，某種樂風獨領風騷的現象，如今還會出現嗎？馬世芳的態度是開放的，他以兩不──「不可能」、「不必要」來答覆。他說：「往昔集體思考的時代，連反叛也都是集中式的。」像羅大佑、崔健等叛逆型的創作歌手，站在對立面，就被大家當作救世主，而現在多元化的社會，若仍巴望著救世主降臨，是「沒出息」的事。 ...繼續閱讀

辛亥革命是有爭議的題材，張鳴是有爭議的學者，這回張鳴刻意採用散文體寫作，以「文字瀟灑」自許，難怪《辛亥：搖晃的中國》（聯經）一出版便惹來議論紛紛，掌聲噓聲併起。

辛亥革命這題目不好下筆，兩岸都以政治力介入，以致史實經過篡改、變造而被扭曲、蒙蔽。許多相關史事，以前不敢講、現在不忍說。從籌拍國父紀錄片所引發的「國父天真說」爭議，到孫文是不是唯一的國父，政治到學界，政府到民間，為此吵得沸沸揚揚，過程中卻暴露出，我們對辛亥革命的認知，不是浮淺就是僵固。然歷史終須回歸歷史，張鳴為這場革命的人事地物畫像，告訴大家，許多事你一直以為這樣，卻可能有別的模樣。例如，依讀史經驗，王朝覆滅前一定民不聊生、變亂四起，但張鳴說，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社會「相當安定」，而中國積弱不振的首惡慈禧太后，甚至是位改革者。這些都在挑戰我們既有的認知。

張鳴以圍繞革命而來的幾個關鍵詞，討論革命成敗的偶然與必然，裡頭不乏個人見解，但因為不用註腳，其中曲折不能透過註解詳說，讀者認同便會心點頭，不以為然則皺眉不悅。但正因如此，文氣寫來淋漓酣暢而無「卡卡的」感覺。。

歷史書寫，易寫難工。教科書與學術論文枯燥生硬，而時下流行的講史或網路書寫，部分寫得不壞，有些卻失了手，活潑不成反油滑。張鳴的寫法，取各家之長（依其自謙，叫混搭），筆調帶點野性，態度卻拘謹，形成特別的魅力。

學者若想向知識大眾推廣文史，勢必得運用白話口語寫作，從學者一端稍傾斜向作家方位，唐德剛、黎東方、張鳴都做了很好的嘗試。若只想做好學問，則請像張鳴所推崇的、寫《天朝的崩溃》的茅海建那樣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