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親愛的，


　　




　　

　　對應你的位置，我在南方，台北城受冷氣團的影響，持續低溫，街上依舊熙攘的人潮，彷彿你離去的那日，我們在人群裡選擇微笑告別。與摯友F計劃書寫的劇本，進度遲滯。或許是思念，當第一道晨光親吻著床沿，我想起了昨夜的電影：《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影像定格在男主角（豆子導演）在夜店掙扎著是不是該為了迎合投資影片的金主，選擇是否嗑藥的兩難。

　　與其說是鈕承澤自嘲似的「偽紀錄片」，毋寧我會選擇認為那些是共同的，是我們曾在現實法則的困頓與想妄--孵育電影夢。

撰文◎alien

 如果問你，昨晚的午夜11點14分，你正在做什麼？在家裡上網？在看電視劇？在約會？又或是好夢正甜。

那麼，這時候你會不會選擇在午夜11點14分放入《11點14分》（11:14）這部電影光碟（也剛好，在北美這部電影並未放映而是直接發行），想像同一時間點上，許多事件、意外正在發生；並且透過影像，去鋪陳這樣同時發生的不同故事組合。多組的故事有槍擊案、有車禍意外，等種種，充滿了黑色幽默，也充滿了年輕人輕狂的生活能量。

「請告訴我該祈禱什麼?」

 他剪斷自己的舌，主旋律不斷響著。

「關於這個島，潛水者Carlos說，它像個鍋蓋似的浮在海中央，島上的人只知道每到滿潮時就會頭暈；只有潛水的人知道，這個島的底下是中空的，若掉進海邊遍佈的洞裡，將會抵達一片廣闊的汪洋，游到中間鑽出來，則又回到原來的陸地了。」

文◎alien

微寒的冬季，身為學生的我，是寒假，瑟縮在被窩裡，扭開電視螢幕，看著《靈界線》（Requiem）這部電影。螢光幕裡的場景，是德國的冬季，陰冷的可以，年節的氣氛並不濃。甫過完耶誕節，女主角蜜雪拉與家人共餐後，便又返回學校趕期末報告，在新年的學生宿舍，敲打著打字機，一面又與不斷在肉體、精神內冒出的魔鬼交戰。這細節，引起我的戚戚然，曾幾何時，我也是在假期尚未結束，便返回住處，與電腦相鬥，差別的是，我確定我的精神狀態穩定，而不是如同電影中闡述的蜜雪拉飽受惡靈（或是，精神分裂）侵擾之苦。

父親：「我這一輩子的臉，都讓妳丟光了。」

█話面子

《面子》（Saving Face，2003）是一部描繪生活在紐約華人圈的爺爺與母女三代間的故事，守寡的媽媽（第二代）老蚌懷珠，丟了教授父親（第一代）的面子，被趕出家門，只得搬到女兒（第三代）家住。作醫生的獨生女小薇是女同志，為了母親面子，每週五參加華人街的同鄉會，表面上聚會，私底下卻是相親。在華人的文化裡，母與女為了維護家族名譽，維持假相的美好，遮掩自己的行為與真實情感，同時也因為對於血濃於水的愛意，而選擇不願意說出實話，為了面子，弄得痛苦。

            「二哥告訴龐：這年頭沒有兄弟，就活不下去。」

                                         二哥最後是栽在大哥的手中，死了。

一開始以為《幸福的黃色電影》（Torremolinos 73）這是一部為了向名導致敬的小故事，但卻不只！

沿著海岸線搭建的軍哨，傳聞有間諜入侵，在這樣的氛圍裡，上兵在夜裡以槍射殺了一名醉漢，以為醉漢就是間諜。醉漢正在岸邊裸身與女人交媾，他死在槍聲、水聲、呻吟聲之間。

醉漢滿身是血，背部受滿槍彈，死在女人的兩腳間。女人遂養起了怪病：把頭放在砧板，用刀砍髮。

主體匱乏，需要補償物。生命淺薄，需要證明物。

文╱李靜怡

「原本我以為我父母在亞洲算是比較怪異一點，就是很喜歡大聲說愛那種，不過後來義大利策展人和我說他們的瘋狂可以算是世界級的。都已經七十幾歲了還 天天一起沖澡，在裡面吵個不停，又叫又鬧，捏來捏去，不然就是在屋子裡面一個追著一個跑，七十幾歲當然還是可以做愛喔！」馬來西亞導演雅絲敏阿莫第一部電 影《愛到眼茫茫》(My Failing Eyesight)就是在拍自己的父母。雅絲敏個性也是超級熱情，不時呼喚金馬影展工作人員「親愛的」，東抱這個、西摟那個，明明是去英國讀心理系，卻有 著美國人沒事就要大呼喊「太棒了！寶貝，你做得太好了！」的個性。

《In Her Shoes》，兩年前的電影。這故事不複雜，但卻勾起了我對於妹妹的想像、可能的複雜關係；

新世紀愛情喜劇<基因決定我愛你> 導演李芸蟬專訪 文 / 陳平浩

自由副刊 2007.7.20 台灣電影時代的結束 ◎楊照 ----------------------------------------------------------------------------------------------------------------------------------------- 　　在《光影言語》書中，白睿文（Michael Berry ）訪問楊德昌，談起《海灘的一天》的杜可風，楊德昌突然笑著說：「那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以後我的回憶錄都會寫到！」 楊德昌寫了，還是沒寫他的回憶錄呢？那存在或不存在（來不及存在）的回憶錄裡，除了如何找到杜可風來拍《海灘的一天》，還會寫什麼呢？應該寫什麼？ 這是個不該想，卻又無法不去想的問題。無法不去想，因為那個時代，那個電影時代有關的人人事事，自動地冒湧上來，彷彿自己有了生命呼喊著：「寫我！記我！」那麼多人那麼多事，似乎都沒有道理可以在楊德昌的回憶錄中缺席，而我所知道的人人事事，由各種管道二手三手多手傳播聽來的，跟楊德昌真實看過經歷過的相比，何其有限！

　　因而楊德昌能寫的，該有多豐富！ 所以不能想。想了就必須面對事實──面對楊德昌永遠離開了的事實；面對台灣最輝煌的「電影時代」中很多精彩故事，隨著他去世而永遠消失了的事實；面對台灣「電影時代」一去不返的悲哀事實。 美國大才女蘇珊．宋塔格（Susan Sontag）看楊德昌的《一一》，連續看了四次，喜愛得不得了。她逼貝嶺也去看《一一》，然而貝嶺看了，卻只覺得《一一》「很有日本電影的味道」。 究竟宋塔格看到了什麼貝嶺看不到的呢？除了一個是美國猶太人，一個是來自中國的流亡詩人，身份差異之外，還有什麼更能解釋兩人看《一一》的不同結果嗎？ 照理說，貝嶺要比宋塔格更容易理解《一一》電影裡角色所講的中文。不過換個角度，或許熱愛電影，自己動手拍過電影，還寫過影響甚遠的論文《論攝影》的宋塔格，比貝嶺更熟悉楊德昌使用的電影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