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錄《Hand to Mouth》書評

--Max Weber著，羅久蓉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台北：遠流，1992)頁139。

思維就是把這個或那個社群中既有的象徵形式（語言、藝術、神話、理論、儀式、科技、法律，和敝帚自珍的傢伙稱之為「常識」的一大堆混雜在一塊兒的箴言諺語、辦事規矩，偏見和聽似合理的故事）拿來私自兜售的行徑，對這樣的形式和這樣的社群分析，正是用以詮釋思維的基本原料而非添加劑（p.212）。

日子就這麼散去，而我依然慌慌張張。

Said認為音樂是一個特殊性的問題，因為許多知識份子投入藝術（電影，繪畫
或是戲劇，等等）但可能對於音樂一無所知。即便如此，Barenboim他說，總有人對音樂無感，斯賓諾莎對音樂一點興趣也沒有。

或許如此，但音樂之於現代社會最大的憾事是，大型音樂會/演奏會，它與社會漸行漸遠，有兩種聽眾，一是大型企業家，他們贊助音樂會，態度保守不要新的音樂一種是將生活融入音樂，對Said來說，後者是懂音樂的人，可是人數越來越少。這樣的問題，對他來說，就是阿多諾的問題。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也有權利期待某種光明。這種光明與其說來自理論和概念不如說來自一些男男女女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在幾乎各種環境中點燃的不確定的、忽隱忽現的，通常是微弱的燈光，它照亮了塵世的時光距離。

--Hannah Arendt

一年不到的田野資料好像會不夠，為此，我非常焦慮，除非成為重度的使用者。那麼，接下來的時間，是不是，應該要帶著田野日誌，展開一場旅行。因為在學術場域上的失意，讓不喜歡探險與旅行的Levi-Strauss進入南比克瓦拉、土比克瓦希普族……等原始部落，在熱帶雨林裡，親身經驗所帶來的激盪，對於人類本質有了更深層的瞭解與描繪。

Now objects perceive me.

--Paul Klee

（perceiver-perceived relationship）(Virlio, p.139)

自己的責任不等於自責，很快的，一年又過了。

這些是一起修方念萱老師課的同學（學長、學姐），在2007的春季。回顧的時候，就想這麼把它給貼著。一面叮嚀老師的耳提面命。

在科技現象學脈絡下，就如同學者伊德（Ihde）認為：科技不僅能彰顯真理，更能彰顯人類存在的狀況。這就是現階段自我命定的責任與想像了。

把概念講清楚，不用太高深的理論，要攤展理論中的「自己」，架構應清楚明白、易讀。

這「自己」包括創意以及如何銜接概念（理論）。我想簡單可以這麼說，不需要匠氣的形式，而是一種更有趣、有貢獻的超脫。

社會學家關切結構與主體，而這一個月，我得先建立好自己的主體思維，時間不太夠用了，我得多加把勁才是。

傳播學者關切的是溝通，我得自省一份報告不可太晦澀，晦澀無義，也無法對於社會造成影響。

（《媒體現形》p.56）

亞里斯多德提出警語：並沒有研究accident的學科，僅管存在著許多對於風險的研究，但是並沒有accidentology；只有發明以及科技考古學（Virilio,2005: 10）。

影片試圖拯救在我們先語生活中，某些已棄絕的習性，此認知在我們還是稚齡之際，便透過肢體而得以覺悟到他人及實體世界的存在。

景觀的對立遮蔽了一種貧困的統一，因為異化是一致的，那麼差異僅是發生在表現形式的差別，以被壓抑的真實矛盾作為基礎。景觀不過是平靜社會的貧困中心被優傷和恐懼所包圍的一種幸福和諧影像（p.24）。

社會成員使用的語言不是對現實的描述（description），而是對現實的銘刻（inscription）。語言不只是一種透明的傳達或反映「事實」的媒介或工具，其本身就是一種行動。社會成員之所以有某些行為習慣是因為他們持有某些行為規範，而遵守這些行為規範是他們建構生活意義的一種策略。…生活的意義就座落在具體情境之中，為意義提供情境的那些環境本身就是有意義的（陳向明，2007）。

海德格認為技術若是回歸到探討其「本質」，乃是一種revealing。什麼樣的可能，藝術（art）是為一種可能解套，於是現代人的天命有那麼一點不再悲觀。這是否為一種詩意的想像，或是這種詩意即是人存在（最真的）本質。

班雅明亦認為，與詩人溝通彷彿與哲學家相處；我猜想，這裡的哲學，對於班雅明應該也是存在的一種本質。

天命不是宿命，天命當中是具有人儲備好的改變能量（power）；或許下次再讀/ 再寫詩時，試圖掌握的應該是詩裡行間，文字的能量。

速度，它似是劇現於時間與空間的壓縮之間（皺摺之中）。

　　許多年前還是青澀單純的學生時，F借了我一本書，米蘭昆德拉的《緩慢》；於是我開始相信也不免要懷疑，一切冥冥中的命定，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境。

　　而我是在夢裡還是在現實的意識中，去理解與感知到所謂日常生活中，速度的體現？

　　這是問題意識還是僅是關懷，當然，或許它們兩者都是，也很可能只是顧影自憐。

　　而這學期，又得更加抓緊纜線，走下去。

摘要

中文世界傳播學， 跟不少社會科學一樣，是從西方引進的。傳播學西學中用的討論， 過去偏向理論在中土的適用狀況， 甚少論及方法的移植問題。這也幾乎是華人社會長久以來學術「中國化」的主流思想。 其中最致命的， 是學術界在有意無意間接受「研究方法是價值中立」的所謂「科學主義」。

從「中國化」的提法進入「本土化」、「在地化」，是學術界思考漸趨細膩的另一階段，象徵了華人傳播學術界的學科建設不但兼顧理論與方法的重要性， 而且開始體會到：方法，就跟理論一樣，其實其實有很大部分源自特定社會的思考模式和集體認知，並非是價值中立的。

本文聚焦在方法/方法論/方法學的移植問題， 以「學科四論」檢視中國原生的方志學作為「華夏傳播學」方法論的可能性。

關鍵詞：學科建設、中國化、本土方法論、方志學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2001年年會「傳播學學科建設（一）」專題討論會。二稿發表於《新聞學研究》第七十一期(2002年4月)。今為三稿。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20/journal_park1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