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種 表 演

自由時報周富美小姐希望進入環保署場內採訪，但卻無法進入。自由時報並且對周富美施行懲罰處份。

這樣原本個人化的事件，卻被「搞大」檢驗。不同的看法此起彼落，部份人認為記者不能自由進出公部門場合。但有，有些人認為環保署是公共機關，需要開 放讓人自由進入。此外，周富美事件也涉及記者採訪權、專業性的問題，乃至於資訊公開法如何落實。10月12日下午，在台灣培養媒體工作者的重地之一台大新 聞所，由學生舉辦「記者禁入：環署不能說的秘密巡迴講座」。

與談人包括中國時報資深環境記者魏理德、周富美、苦勞網孫窮理、以及台大新聞所洪貞玲、張錦華兩位老師。與談者所發表的個人經驗與觀點，在在指向 「周富美事件」不該只是一種個人式的討論，應該拉高層次聚焦在「制度」面設計的問題，包括環境評估制度、資訊公開，乃至於記者工作的專業性與集體改革力量。

呂理德首先回歸到制度層面，簡介環評制度，瞭解制度上的優點與缺點。環境影響評估是在1985年引入台灣，而在1992年完成立法得以法制化。早期 台灣採取美國制度，任何重大開發案都採用環境影響評估。但在1992年，台灣完成立法後，台灣環評制度便開始與美國制度不同。美國希望決策者能參考環評， 以便做一個好的決策。但是，台灣在1992年社會普遍的社會意見裡，對環境要求高漲，人民對於政府部門會做好環境保護的態度打折扣，立法強制，讓環評具有 「否決權」，只要不通過環評，便不能進行開發。

台灣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機制，審查過程法源是環境影響評估法，設有委員，委員三分之一是機關團體，三分之二是是學者專家。制度變更後，目前，學者專家變成只有三分之一。然而，參與環評會的環評委員，只拿2000元，卻可以決定幾千億的開發案，彰顯權責不對等的問題。

洪貞玲老師攤開本國資訊公開法審視，認為政府資訊公開法太簡單，一方面給予公開的空間太少，但是，可以保留的資訊又給了太多空間。如果參考美國法 律，美國政府資訊公開法設有特別針對資訊公開的專門單位，並且要每年造冊，報告哪些資訊是公開，公開範圍有多大，以及如何處理。有了這樣的設置，才可以進 一步對政府進行要求。

資深記者呂理德與洪貞玲、張錦華老師，評估現況，一致認為，在新聞界來說，確實有急迫的需要，進一步要求資訊，並且以集體性的力量去要求政府。

但是，如何產生集體性的力量？苦勞網的孫窮理提出他的觀點。他認為應該將問題拉回記者身上來談，一般人對於採訪權及資訊透明的概念是很混淆的。記者的採訪權是建立在公眾有「知」的權利基礎上，而媒體扮演提供知的權利「中介」，所以記者才有「採訪權」。

許多長期跑固定線的記者，累積了十幾年的經驗，有各式各樣的手段去獲得政府的資訊，可以稱為專業或是一種「職業技巧」，但是，以個人的技術公開資訊，其實透露了制度性的問題：職業技巧與記者的專業性有所差別。

當「職業技巧」與「專業性」談在一起，其實會讓記者被「養」出來。台灣記者跑機關，機關就利用資訊公開或不公開的方式，來餵養記者。造成資訊沒有辦法普遍性地公開，記者就更沒有權利可言，記者的反抗力量就被削減了。

回到集體性的力量，與談人及臺下與會的朋友，表現積極的態度。孫窮理更呼籲與鼓勵在線記者能夠留在線上，並且加入記者協會，能夠在特定的時機上，以集體的力量，去推動與改善記者的現況。

事件的主角周富美，除了在座談會現場重述環評會議當天混亂的狀況之外，也紓發自己工作的理想：「我只是在做我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