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種 表 演

圖：左起自右，馮建三、林靖傑、林育賢、陳素香

這場座談，席間很多是紀錄片工會的成員，從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前來，陸陸續續地入座，並且低頭紀錄座談中重要的觀點與討論，座談中討論熱烈。

委製拍攝紀錄片問題多　催生工會版合約必要

座談一開始，林育賢（阿喵）導演侃侃而談自己的紀錄片《翻滾吧！男孩》上院線的經驗，那是接續吳乙峰《生命》成功進入院線片之後，又順利推上院線的個案。也因為這樣的成功，在這部影片之後陸續有的委託案子，像是商業周刊的委託拍片《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一般來說，有名的企業委託拍片，通常動機並非單純，林育賢導演嘆了口氣接續說道：「最終目的，還是想借用導演的知名度與效益，有了這些加乘效果後，企業組織能再去接其它案子。」這反映了一部紀錄片製作背後，其實背負了很多東西，受到許多利益的牽引，「最近我接了國民健康局委託台視文化的標案，拍攝是口腔癌的患者。…當然，會有很多人質疑，質疑我們作為紀錄片導演，只會拍攝殘障、弱勢，我們在消費這些弱勢；但，其實不知道誰在消費誰…」

林育賢皺起眉頭，開始談起他接受台視文化標案、委製這次的經驗，「那天召開記者會，台視準備的對外新聞稿，只有以林育賢的名字，並無國民健康局以及台視，而且，現場進行在編排上，荒腔走版！安排記者粗暴的拍攝現場…完全不顧身為導演我的感受，而且後續要承受這部影片的責任，都歸於導演。」

這段經驗分享，彰顯紀錄片工作者和體制間磨擦的問題，主持的馮建三老師，適時作結論，提醒大家紀錄片工會存在的重要性：「從國民健康局委託給台視，台視在外包給林育賢導演這案件裡，突顯紀錄片工會的重要：一份基礎的合約內容，才會讓紀錄片工作者在適切的規範中，得到應有的保障。」

接續林育賢導演切身之痛，林靖傑導演開始談起在台灣，紀錄片導演身兼多重角色的問題：「一位紀錄片導演可能會是工商簡介的導演、又或是廣告片的導演…」影像工作者在台灣，現實與理想、意志過程之中，交互前進。「像是這筆錢是要拿來交房租，還是買先進器材，要在這兩者之中找平衡點。最重的是，要接受客觀現實。」林靖傑談到過去原本受一名老三台的知名製作，委託拍攝一部談人權的影片，400萬的案子，居於中間當「二房東」的知名製作便什麼也沒做，便取了200萬，林靖傑導演感歎，原本題目這麼好的一部談台灣人權發展的影片，卻因為台灣紀錄片影像工作者受到結構上的限制，有了這樣的狀況，也是一種諷刺。

陳素香（阿香），原本是一名記者，爾後扛起攝影機，為紀錄片工作者，參與大大小小的勞工教育與行動，目前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她談起NGO組織也作為「二房東」，把留下來一部份的經費，作為協會使用。有時候，協會其實沒有什麼能力抵抗合約裡的規定，像過去拍攝的《台北非常女》，影片的故事題材、拍攝軸線早已畫好，包括影像裡要呈現衝突的場景，導演沒什麼更改的權利。

在場，知名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目前是紀錄片工會一員，他回應：「紀錄片很多時候是會有許多，不斷在計劃外發生的，很多公部門或是贊助商，根本沒有這樣的觀念。另外，工會版的合約，要有的觀念是：委製合約的條件，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只有簽與不簽。」

楊力州再延續林育賢所接受《商業週刊》的委託案談起，前一陣子《水蜜桃阿嬤》攝製過程的問題，原本只想單純複製前一年的合作模式，攝製期間不長情況下有的捐款模式，但在《水蜜桃阿嬤》這次卻不順利，包括捐款給被攝者的家庭不能入條款，商周的說法是避免資源過度集中，在這過程中導演是不斷被說服、甚至是事後知道。

面臨這些情況，導演及工作團隊該如何應對？楊力洲認為，紀錄片工會是重要的，「在面對機構委製紀錄片時，紀錄片工會不是說成為二包，而是一種平臺。此外，工會版的合約也很重要。」

工會發揮集體力量　展現強制力

　　蔡崇隆，當過多年記者、公視紀錄片製作人，目前為紀錄片工會成員，在公部門有多年影像工作的經驗，首先點出目前台灣公共電視不應該學習商業電視台模式。目前政府部門沒有確切數據瞭解台灣一年拍攝多少紀錄片、有多少人在拍紀錄片，「未來紀錄片工會應該努力完成這部份的數據資料。」蔡崇隆並且回應陳素香拋出的問題，強調個人的力量很重要，在業主談判過程，有意識的個人和導演的態度是重要因素，當然，工會的存在，集體的力量可以讓獨立的工作者有更多談判的的空間與力量。工會適時介入，也可以解決個人拍攝遇到的問題，諸如尾款拿不到、或是不斷被要求補拍。

　　台灣的工會不具有強制性，加以影像工作者或多或少具有的藝術家性格，不一定能受到工會的約束，共同制定影像市場價格。在場另一名紀錄片工會會員，長時間在中南部工作，告訴在場與會的朋友，「中南部很多影像工作者，是六萬元拍出30分鐘的影片。案主向導演直購，這樣的直購，條件是不好的。導演當然可以選擇不接，但是案主就會把案子交給傳播公司。傳播公司具有固定的產製模式，當然可以壓低製作成本。」這過程亦可見到公部門不知合理的價格，廣告影片有可能2、3萬就可以攝製，但是紀錄片不是廣告片，「台灣是個混種社會，習慣削價競爭。」

　　紀錄片工會重要幹部，表示工會可以相對地保障資淺工作者，但是最為重要的還是工作者有意識地崛起，才不至於只成為相濡以沫、彼此取暖的團體。馮建三老師以學界的角度，呼籲整理數據資料，應涵蓋不同類型紀錄片的花費、以及不同的組織委製提供多少資金。

影像作為運動武器　社運團題協同生產

香港影行者的李維怡，則扣緊了座談主旨發問，關切台灣獨立影片製作者如何處理、應對社會運動團體，進而協同生產，共同將彼此的各種目標放入？以及，協同生產的經驗是不是好的？導演林靖傑認為，身為影像工作者要不斷地自我辯證—「我想幫誰發聲？」是個重要的問題，但這裡也會遇到的情況是工作文化問題，影像工作者的想像與社運團體會有所不同。陳素香強調不同團體間，跨界合作是重要的，以及共享中間的資源，但面臨到的問題也是工作文化差異。林育賢導演的回應大抵貫穿了李維怡兩個提問：「可以參考劇情片的邏輯，清楚知道有多少錢，作多少事。影像作為武器，確實也可以是社運手上的劍。」

今年鐵馬影展放映的《嘜相害》，這部片誕生於去年（2006年）四月，日日春街頭抗議行動，遊行到西昌街、放紀錄片。這次是林靖傑導演與日日春合作的一次美好經驗，一開始理念上有所齟齬：當時有流鶯願意蓋頭蒙臉參與表演，但是林靖傑導演認為，像一般人一樣，拍一部「真的、不蒙臉」的影像，找了金枝演社的演員。日日春原本質疑拍攝結果會成為一般電視連續劇，但在導演堅持之下，拍出的成果既滿足日日春運動團體的需要，也符合導演本身對於影像的理念，「社運團體大家忙著操作，缺乏時間，沉靜下來理解。」在訴求明確、時間及資源條件明確的情況下，拍出了好看、簡單有力的影像。

　　座談會裡，有老師、影像工作者、社運工作者、記者，大家踴躍交換意見，討論問題圍繞在紀錄片工會、工會版合約的可能與如何執行。座談本身即是一種跨「界」的互動。協力產製一種是案主或是中間透過「二房東」，另一種協力產製，是與NGO團體或是社運組織。

台灣影像勞動條件不佳，政府及工會當前亦欠缺明確數據得以瞭解影像生產鏈及市場的現況。學界應主動給予協助取代旁觀甚至片面批評，並且將「勞動意識」帶進課堂。導演分享經驗細節，讓參與者瞭解：文化行動與社會運動的結合美好經驗，以及如何拓展更多契機。

延伸閱讀：

█2007/05 水蜜桃阿嬤　導演聲明稿

http://blog.pixnet.net/atwn2face2007/post/5743578

█紀錄片職業工會

http://blog.roodo.com/doc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