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種 表 演

夜裡與個案的受訪者對談，並且實地體察、操作所謂的「訊愛」（我並沒有任何訝異與不安），只是第一次，不太習慣。我所處的實體環境是租賃來的房間，時間是凌晨一點多，虛擬的環境是即時訊息msn的介面輔以網路相機，受訪者主動開啟了視訊，亦開啟了欲望的驅動程式；受訪者在鏡頭裡，擺弄著性器官，我就彷彿在看蔡明亮的電影，片中的男主角由李康生所飾，他總是面無表情地自慰著—我無法想像他的腦海，在自慰的過程裡，正浮現什麼；在鏡頭裡，受訪者亦是有相同的基調，我看不見他的臉，只看見特寫（close-up）呈現他的手、他的藍色條紋內褲、他的性器官，以及他時而轉到電腦桌前打字的手與姿勢。這一開始感覺自然，但是，當模式轉換時（訊愛[1] / 網愛à電愛），也就是我沒想到受訪者會打電話給我，發出呼喚。[2]我開始覺得不對勁，這不對勁是來自於真實的指認。

「visualàvoice」模式轉換與交錯，一如在課堂間讀Jonathan(2006)的一篇短文，論及聲音作為研究virtual reality的可能，提出提出新的觀點（認識途徑）：by exploring some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media culture via sound.對於「research design」保持敏感。我記得在閱讀時，我直覺只想著面臨到的困難是如何「操作化」。但，相當直接的，發生在這次田野調查的訪談經驗裡，聲音導引了我對於真實「他」的指認，我不該只被動地詢問，網路研究中實際經驗場景該如何操作化的問題了！

聲音，它對於真實存在著直接的提醒，聽到受訪者的聲音，直覺是應對到真實世界裡的「他」，反倒是視覺影像的「他」，顯得虛幻、疏離。這像是普魯斯特似水年華中，一種感覺的氛圍：聲音裡的愛撫，讓我不敢直視現實生活裡，數位影像裡的「受訪者」。

研究倫理該如何遵循？由於置身於最直接的狀況，民族誌研究經常處於危險（risky）與骯髒（dirty）的情境中。（朱元鴻，1997：235）；然而，民族誌研究田野的倫理尷尬，是因為參與觀察不可避免地涉入互動的虛偽，更因為在直接經驗中，學術誠信的「假定」遭遇到了社會真實的本質印象整飾、訊息操弄、偽裝、曖昧、秘密與表面功夫。（朱元鴻，1997：245），這是朱口中的質性研究裡的「雙重的背叛」，或許有些時候，動態互動過程裡，我並非背叛者（論及對於研究對象不公）也非洩密者，我亦是這研究過程裡的痛苦承受者，我承受了這樣的經驗、共享這樣的私密。

不洩氣也不懊惱，反倒是，這是研究者的天職。也因此對於這主題的研究，長期計劃開展，我如是期待。網路文化就我看來，是適合質性研究的，我彷彿見到許多動態現象不斷擠裂過往的理論架構（或是如Turkle在書中提到維根斯坦「梯子」的譬喻）。

（冥冥之中，這是一種宿命，結束訪談後，我這麼想著，我要努力地將它告一段落。）

延伸閱讀：

朱元鴻（1997）。第九章「背叛∕洩密∕出賣：論田野民族誌的冥界」。235-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