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經濟工作坊

區域經濟整合包括「實際上」（de facto）與「法律上」（de jure）兩種層次，前者指市場面（商品與服務貿易，以及資本與勞動移動）的整合，亦即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後者則涉及政府間的政策協調、制度面合作，乃至協定的簽署，或稱之為區域主義（regionalism）。

近來FTA（自由貿易協定）則由於蔓延迅速，幾乎已成為區域主義的代名詞，雖然FTA往往突破區域或地理限制而不限鄰近國家，甚至跨越洲際，比如「美國與新加坡」以及「日本與墨西哥」等FTA。此一特點一方面說明了何以近來FTA的數目大量暴增，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目前的FTA簽署往往超越經貿考慮，而帶有極為濃厚的區域安全或區域平衡等策略面因素。
特別是對那些在雙邊（或區域）FTA洽簽競逐中不被青睞的對象，包括經濟上處於弱勢的許多低度發展中國家，以及在國際外交備受排擠的台灣，都有因區域經貿板塊日益成形、交疊，而被「邊緣化」的疑慮。
至於東亞的區域化從1980年代末期以來即日益顯著，但在區域主義方面的發展卻遠遠不及歐洲（EU）與北美（如NAFTA），雖在1990年即開始萌芽。當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的「東亞經濟集團」 ，以及之後的「東亞經濟核心論壇」 等倡議，也都由於美國的反對而無疾而終。
東亞區域化的主要原因在於必須因應全球化的龐大競爭壓力，同時受到技術進步的效率催促（Munakata, 2006），並表現在區域內大量增加的中間產品與零組件的貿易，以及外人直接投資（FDI）兩大方面，尤其是在電子通訊（ICT）與汽車等產業，東亞整體則宛如一個工廠（”Factory Asia”），「垂直整合」程度相當高（Baldwin, 2006）。 然而，東亞整體的最終產品市場仍以北美（與西歐）居大宗的事實，也意味著美國對東亞的區域主義仍然有其天然的制約（”check and balance”）優勢。
日本與中國先後在東亞區域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隱含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必須肆應（accommodate）或反映此一基本結構。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之後，日圓大幅升值的結果迫使日系企業大量到東南亞設廠投資，奠定了東亞「三角貿易」的基本格局，1990年代中國經濟崛起的區域效應逐漸浮現，挾其豐沛的勞動力並在注重組裝的生產供應鏈末端取得比較利益，再度深化了區域內彼此的經貿互賴程度，而兩岸則同屬此一經貿網絡下的一環。
然而，東亞區域主義之所以不彰背後應有其經貿結構與政治經濟的理由：
 區域主義的精神即在於對成員特別優惠，也等同於對非成員實施差別待遇。而東亞區域主義之所以落後，大致也跟區域內主要國家以出口導向、全球為其經濟腹地的經濟發展型態高度相關，一方面從事區域合作的誘因相對不足，另一方面「非歧視」（non-discrimination）原則似乎也頗符合其利益，包括透過各自的改革與開放（單邊主義），以及參與全球性的貿易談判體系如GATT/WTO（多邊主義）。
 此外，在中國經濟崛起（或迎頭趕上）之前，東亞唯一足以擔負起區域領導責任的經濟強國日本，顯然由於二戰的軍國主義陰影而不被周邊國家信任，而根據「霸權穩定理論」的推論，區域領導類似區域公共財，而其供應不足甚至未能供應也應是區域制度面合作（或建制）成果有限的根本原因。
1990年代晚期東亞區域主義開始成形，爆發於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絕對是個轉捩點，此一事件除了讓人重新反省「東亞經濟奇蹟」背後的弱點與限制之外，也強化了東亞的區域認同與經濟整合需要。其他促成因素則不外乎WTO多邊體系的陷入停頓、針對上述西歐與北美區域主義盛行的防衛性反應，以及中國崛起後跟日本競逐區域領導權等因素的交互影響，遂讓東亞慢慢放棄獨尊WTO多邊體系的貿易政策。
東亞區域主義不僅開啟了中國正式參與東亞經貿合作的管道，更讓中國「意外地」從此多了一項在國際政經舞台上壓縮台灣生存空間的新工具，連同封鎖台灣加入其他國際組織，造成「累積性孤立」（cumulative isolation）效果（Lampton, 2008）。
然而，何以原本無論是在學術上或現實政治層面都饒負趣味的FTA卻讓台灣嚴重焦慮。除了FTA的排他與差別待遇性質之外，化約後的因素主要有三，包括：
 東亞區域化：導致台灣與東亞的經貿關係日益密切，一旦被排除的成本與後遺症將加劇；
 東亞區域主義的走向：東亞區域主義目前主要指以「東協加N」為核心的區域合作機制，且其實質整合的形式、範圍、深淺與進程，主要則取決於美國、中國與日本的意圖與利益； 以及
 「中國因素」：當涉及兩岸關係。中國一貫否定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現在更透過曲解FTA是「國與國」之間的協定，排除台灣參與東亞區域主義。
以上都將構成台灣設定與選擇FTA策略的政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