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經濟工作坊

國際貿易中的「裂碎貿易」（fragmentation trade）現象，在東亞地區尤其明顯.............

貿易、和平與區域整合


洪財隆


台灣經濟研究院 副研究員


2005/03/07


如果說全球、區域，甚至兩岸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那麼主要的經濟動能或「底層結構」應在於跨國生產流程的不斷延長、重新部署，以及日益豐富。


可以說，從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運輸成本的另一波顯著下降，比如因網際網路與衛星通訊等技術進步而導致運籌（通路）時間之節省，外加設計與生產流程可以被更精密切割而更加迂迴，凡此都有助於更廣泛的國際產業分工，以及其所衍生並相互強化的跨國資本移動（即外人直接投資，FDI）。


學理上稱此現象為「裂碎貿易」（fragmentation trade），尤其是在東亞更為明顯，比例上遠遠高過歐洲與北美地區。對近來流行此間的「東亞共同體」倡議不表樂觀的人甚至揶揄：如果說東亞有所謂的「共同價值」或一絲一毫的「共同體」概念，幾乎全都反映在一部由眾多零組件在不同國家才得以完成組裝的電腦裡頭。


此一貿易型態（誰賣什麼東西給誰）的經濟、政治與安全的意涵為何，近來頗受關注。


以言和平理論，重點在於「商業的文明力量」是否有時而窮。一般常提及的是德儒康德 (1724-1804)在其名著「永久和平論」（1795）裡的揭示：代議（民主）政治、國際組織與經濟互賴，為促進人類和平的三大支柱。特別是針對經濟互賴是否會減少衝突頻率或降低衝突規模，或者萬一發生衝突，掌握經濟優勢或關鍵技術的國家是不是真的比較可能獲得最後勝利等等，後世也迭有修正。而持保留態度最典型的說法則屬A. Hirschman：不對稱依賴下所產生的脆弱性也可能提高衝突機會。當然，複雜的問題欲以單向度的解釋往往是不夠充分的，這一點保留倒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特別是中國、日本與美國三大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勢力消長，不僅饒負學術趣味，對台灣而言，更是一個可以上綱到國家安全的議題。就現實意義來講，此一貿易型態因為更容易牽一髮而動全身，亦即形成「投鼠忌器」（collateral damages）局面，原則上將會增加輕舉妄動的成本，以致蘊藏增加東亞最需要的區域安全效果。不過，關於安全問題，再多的理論鋪陳頂多也只是「假說」，等著瞧（wait and see）的成分居多。


言歸正傳。就東亞的整體經貿來作觀察，大致可以歸納出幾項特點，包括：雖然區域內貿易比例增加（主要來自半成品/零組件貿易的急遽增加）、最終產品輸往歐美的比例卻也上升，因此經濟成長的源頭至少短期內仍舊落在區域外。[1]


更確切地說，東亞這種配合投資母國產業擴張的產業分工型態，不僅迥然有別於歐洲地區的 「多元分散驅動」（diversification-driven）產業整合模式，也帶來區域內大量的外人直接投資（近來大概有三分之二流向東北亞，特別是中國，三分之一則流向東南亞），更間接造成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比率雖然低於歐盟、但仍高於北美地區的局面，為此波強調生產與投資面的區域經濟合作打下雄厚基礎。


此一結論固然沒錯，但必須注意的是，如果把區域內的貿易產品區分成「最終產品」以及「半成品（零組件）」，那麼對東亞貿易圖像的理解或許可以更加精準，而相關推論也可能大異其趣。


以東亞製造業半成品（零組件）的生產鏈為例，從80年代的勞力密集如紡織業乃以日本為首，再由台灣與南韓直接出口到歐美的模式，升級到90年代以後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如資訊產業，東亞還是以日本為首，但台灣與南韓現在則居中，緊接著由中國與東協（ASEAN）完成組裝，最後再出口到歐美地區。區域內的生產網絡或價值供應鏈可說相當完備，因此半成品（零組件）的貿易量自然也隨之增加，最後造成上述「區域內貿易增加」的結論。


然而，資料卻也同時顯示，如果不算半成品（零組件）的部分，東亞的最終產品主要仍往西方發達國家輸出，從1992年的五成五增加到 2003年的六成，特別是美國，這也造就了美國對東亞區域主義具有天然的制約（check and balance）能力。如果再考慮到日本因人口結構老化而漸失經濟動能、中國最終消費市場雖然蓬勃發展但畢竟人均所得才剛攀上千元美金等因素，基本上「東亞向來以全球為經濟腹地」的說法仍然適用，歐美市場的榮枯仍然支配著東亞的景氣脈動。


換句話說，東亞各國不應該忘記一項經濟現實，亦即東亞最終產品的去處主要仍在歐美，而且也只唯有最終消費產品市場的繁榮，才足以拉動東亞內部價值供應鏈上零組件與半成品市場的需求，並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動能。


因此，東亞的確需要加強經濟整合，特別是法制面調和或貿易便捷化的深度整合，但應該極力貼近「開放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的精神，而拒絕封閉式經濟結盟的誘惑，以及避免採取過度的差別待遇措施。否則，貿然走向具保護主義色彩的區域主義，極有可能將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再分別來看個別國家中的日本與中國，到底受到東亞這種新興的「裂碎貿易」型態多大影響，特別是參與東亞經濟整合的誘因是否因而改變？


顯而易見的是作為東亞關鍵零組件與技術來源的日本，其出口到其他東亞地區占其總出口的比重逐漸增加。日本更加「依賴」東亞市場的趨勢無疑的也改變了其長年以來的貿易政策，從過去只重視WTO談判回合的立場，慢慢也跟美國雷同：多邊的WTO與雙邊或區域主義並重，尤其是更加看重東亞地區。可以說，日本在東亞的FTA洽簽計畫，除了受到「東協加中國」後來居上的刺激之外，背後也有其經濟邏輯在運行。此外，日本在洽簽區域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往往強調IPR（智慧財產權）、投資與標準認證等特定議題，也都與其掌握上游技術和資本相對豐沛密切相關。


而中國挾其低廉勞動成本優勢，做為東亞生產或價值供應鏈的最後一環，主要負責完成最後的組裝工作，也因此產生了以下某些必然的現象，包括：貿易上對歐美出超，同時對東亞其他國家包括台灣皆入超；此外，順水推舟，中國「境內區域主義」的外延以配合東亞區域主義的策略也算是細膩，比如東北三省之發展結合東北亞（日中韓）的區域合作，「9＋2」（珠三角9省＋港澳）之結合東南亞的東協各國，主要用意在於透過區域貿易協定來擴大經濟整合的規模、速度與利益。


面對變局，樂觀的人看到機會，悲觀的感到威脅，中性的講法則認為，所有一切無非只是挑戰。


而究竟如何看待兩岸經貿關係，政策尺度如何才能拿捏得宜，雖然棘手，或許也可以從逐漸完備的整合理論中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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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thukorala, Prema-chandra (2003) 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Technical Report Working papers in Trade and Development No.21, Economics, RSPAS, A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