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和班固不能說是迷信與否的比較或對照，天文志和天官書的差異根本不在於此，在於作者如何思考天文知識的結構性差異。
漢書天文志描述出一個有秩序有規模的天象，並且說明了天文如何對應人事，人世間的歷史搭配著天象變化而有各種起伏轉折，反映了漢代對星象觀測的主流想法。班固自己不懂天文學，天文志是馬續撰寫的，馬續寫出了漢代對星象的完整觀測記錄，並且將天文與人事緊密對應，這在他們而言是一種可以學習、累積的知識體系。但是天文志本身並沒有對此一知識傳統提出疑問和分析，因為他們不關心天文觀測的學術史演變。
反之，史公天官書自序一開始就說「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認為雜了禨祥之說的星氣之書是不經的，但是推其文、考其應之後，過去特殊的天象又確實與實際歷史大事有可以解釋的對應關係，這在一般理性思考下不可理解。於是司馬遷只好比集論其行事，先把目前對天文星象的觀測知識給描述出來，呈現出當時對天文的觀測結果，於是可以解釋其運行規律的星象已經被整理清楚了，再驗于軌度以次，把不能解釋的星象，如日蝕、彗星、隕石...等與歷史羅列，這是天官書正文的撰寫原則。
最後司馬遷說「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天象和自然環境確實是會變化，但大部分可以由目前的天文學知識得知那是一種規律性的變化，只有那些天變過度的現象，司馬遷才認為可以用占。因此「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亦即觀測和解釋天象的人，必須明瞭日月星和金木水火土等三辰五星的運行規律，再考察古今歷史的演變，對於時代的發展關鍵要素有清楚認識之後，才能說他懂天官之學。
由此，不能說司馬遷不迷信，甚至我們不能用迷信一詞來形容人事，因為人都是用他擁有的知識體系去理解事物，關鍵在於理解事物的同時，是否擁有自我省察的能力。天官書呈現的，正是一方面希望在天人之際擁有能夠判別、掌握歷史趨勢的能力，一方面又對自己是否能完整理解天人之際有謹慎小心的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