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文\劉惠敏(綠盟理事)

1984年12月，印度波帕爾、一家美國聯合碳化公司（Union Carbide）所屬的殺蟲劑工廠，發生大量的毒氣外洩事故，當時超過7千人中毒死亡，有1萬5千人陸續離世，其後20多年，仍有人因此遭受慢性病痛折磨，或是因為減損了工作能力，陷入貧窮的循環。

在這場引發世界震驚的工安事件發生前，工廠宣稱其產生的危害「不過是」造成喉嚨痛症狀，而公司堆積在廢棄廠房的有害廢棄物，污染當地土壤、地下水，嚴重威脅著居民健康。

2008年12月，台灣高雄大寮鄉、大發工業區4天6度傳出臭氣外洩事件，導致鄰近潮寮國中、國小百餘名師生以及居民不適送醫，嚴重者甚至全身抽 搐、嘔吐，直到如今，環保署宣稱的深入調查，仍找不到確切的答案，環保局、工業局也說不出誰該負責，僅能先將學生疏散到更遠的地方上課。受害居民組織在地 方、北上首府抗爭，也無法獲得確切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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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康多（綠盟監事)

沸沸湯湯兩個月的潮寮空污事件，終在農曆年前的23日召開了『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討論相關賠償事宜。根據報載環保署長沈世宏對調處結果表達肯定，然而此環保署亦於該日發布了近萬字題為『從大寮空污事件談「專業與法制須走在政治前面」』新聞稿，而從此萬字中，凸顯的心態卻將令國內環境議題的監督者感到憂心。

 

該新聞稿中，面對地方民眾北上的陳情抗議行為，卻是用語帶諷刺的語句- 『在縣政府的「教育」下，政治人物會同村民升高抗議，不但集體北上抗爭，還把矛頭對準馬總統、劉院長─本來該由高雄縣政府負責紓處、調處的公害糾紛，卻能上綱到如此地步，令人遺憾！』- 將其定位於『政治人物驅使』以及『媒體資訊誤導』，而無視於當地居民本就有免已生存恐懼的權力。而該新聞稿中更誇讚沈署長於十二月中旬第二次毒氣外洩事件時，既『苦口婆心介紹公害糾紛的「決策參與」機制』，提出『中央政府處理公害糾紛所秉持的三大原則：資訊公開、決策參與及損害賠償』。亦於後文中指出『然鄉公所及村長至今尚未推出其信任的專家參與（健康影響評估小組）』。似乎指稱環保署早就『大有為』地提出可讓各方利害相關人參與的決策機制，而是地方居民未運用此體制內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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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寮鄉空汙抗爭：永續發展破綻啟示錄
文＼康世昊（綠盟理事長）
 

台灣還未走入永續發展的工業文明

當我們聽到這樣的故事，朋友的孩子因為在學校受到附近工廠有毒氣體飄散的影響，因為數度送醫而不敢上學！再聽到學生們的家長為了照顧自己遭毒氣污染的小孩而向自己工廠請假，主管卻因一個月內請假次數太多而警告再請就開除，我們在震驚之餘，或許會以為這是個年代久遠的故事，或者，以為是發生在印度或中國某個落後工業小鎮的事件，但這一切都發生在2009年元旦前的台灣，只是大多數的公民們以為台灣早已永續發展，忽略此地方事件背後的意啟示。

位於高雄縣大寮鄉潮寮村的潮寮國中和國小因為鄰近大發工業區，師生以數度因為有氣體引起的中毒嘔吐現象而送醫。當地有居民念國中的女兒從12月初工業區發生惡臭，至今已數次「被毒倒送醫」，嚇得不敢去上學；報導還提及潮寮國小女學生目前還躺在病床上，對母親說：「媽媽，我好害怕上學！」我們若能將心比心，被嚇怕又憤怒的居民當然很難有直接證據說是哪家廠商造成這些事件，因此只能一方面包圍任何可疑的污染來源包括工業區內汙水廠和當底廠家，另一方面只能期待環保單位給個確切的檢測結果。環保單位承諾立即公布汙染源，但12月底環保署長與學者專家召開污染專案小組會議，又遲無具體結論。居民期待污染者遷移的希望落空反而是被建議學生移校上課，心中積鬱的憤怒和破碎的不信任該由哪條法規或制度重建？

環保單位應確立工業區污染管制角色

大發工業區，一個典型的1970年代末設立的工業區，當地的環境保護和污染管制照制度規定，計有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環保署空保處、高雄縣環保局等多個相關稽核主管單位。然而去年12月份連續四次飄出惡臭，先前還有偷倒鋁渣廢土並因和水結合釋出氨氣臭味，這樣的污染敏感地區，竟然只能做到在嚴重事件發生後，承諾積極追查污染來源（這時講這樣的話難怪民怨爆發），難道先前的監督稽查都沒有資料（即該嚴格監管廠家）建檔？而事件發生後，成立「高雄縣潮寮國中及國小空氣污染事件查證小組」，官員又續稱：「由於大發工業區及附近大部分廠家有機溶劑的使用廣泛，污染源查證工作具有高度困難，除蒐集環境監測、檢測資料，工廠製程原物料使用、產品產量、污染物排放等相關資料外」，造成的原因是多元化的，尚待進一步釐清明確污染源，但不排除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為可能污染源之ㄧ。並建議「污水處理過程應加蓋，減輕異味溢出。另外，對於上游廠商也應作好監測機制，監控排放水質。」難道環保單位主管們還沒體認到，就是這樣原本就該監管，卻總是在嚴重空污發生後才重複說要監控，難怪地方居民抱怨「政府把我們當白痴？」況且，這樣的立場又豈不是真把污水處理中心的過去運作當成只是個污水處理掮客來舉發了？

 

更明確地說，潮寮事件暴露的不是相關單位夠不夠積極協助查證污染源，而是有沒有能力管理工業區敏感製程和排放作業！事實上，過去環保署相關單位費心建制了「空氣品質監測系統」、「重大空氣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處理查詢系統」，其原本的主旨就不只是檢測，而是為了要做為參考資料，以求能做為改善台灣空氣品質的依據。但此次連續事件期間監測儀器運作的疏漏顯示了工作落實上和理想制度的落差。遍布全台西半部各地的工業區的基層環境監測和環保署污染改善目標之間的問題何時檢討？

 

如果對照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的環保組總共3名員工，要管理600多家登記廠商，公告主要工作只是廢棄物清運掩埋，甚至事發至今也沒有正式聲明上網公佈。在台灣產業重於生態保護的失衡槓桿下，環署若不能一併要求經濟部工業局負起該擔負的責任（工業局至今只由下屬單位永續發展組發出一紙短短聲明，表示已經約集相關廠商要求加強製程管理防範洩漏），恐怕永遠是廠商營運不受干擾勝過積極管核。相關單位要面對的事實是，如果未來發生類似事件，是否仍然只有依循潮寮模式，回到沒有制度的制度。該制度的教訓是，政府單位若遲遲無法管制污染元兇，工廠污染就有機會像惡人當道一般，趁公權力行動不及時魚肉地方！

 

空氣污染的公民行動待發

進一步回溯原本環保署訂定的「空氣污染防制計畫」，若屬三級防制區，環保署就會強制要求新增或變更的工廠（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採取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來防範空氣品質惡化。環保單位既然強調林園、大寮地區環境品質向來極為重視，並於該二地區皆設有空氣品質監測站，長期監測附近之空氣品質。一個理應受高度監管的工業區，竟一個月中連續數次發生毒氣外洩事件後仍無法確定污染源，破裂的社會信任（產業管理、環境管理、即時資訊）導致了地方型的公民抗爭 - 三百多名潮寮居民到場「抗議遲不公布肇事元凶」，最後卻是警民爆發數波衝突，以及工業區服務中心玻璃破損。但從村民最新整理的訴求包括要求地方監督的進入和監測資訊公開，環保單位應該趁勢引進這樣的公民行動參與力量，而非費口舌在辯解自己做了多少！

 

或許大多數台灣人把這則潮寮國中小師生送醫事件當成工業區居民倒楣的地方案例，台灣空氣品質最新調查的資料卻顯示大部分國民都正面對空氣品質的惡化。根據環保署自己公佈的最新版「空氣汙染防治區」，全國不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縣市增加到十六個縣市，佔六成四。全台只剩北部、東部有乾淨空氣可呼吸，其餘縣市都淪落為最糟空氣汙染三級防治區。原來空汙問題很可能處處都淪陷，只是被大家忍耐慣了! 環保署每年徵收廿多億元空氣汙染防治費，空氣品質卻愈整愈糟，讓人忍不住要問「空汙費都用到那去了？」環保署提出的解釋一方面說空氣品質其實有進展，一方面又說最新資料是涵蓋三年的記錄無法顯現最新成果（政權交替的切割？），再方面又說有惡化地區都是受來自中國大陸飄浮微粒所影響，這邏輯..........

 

有朋友開玩笑說，既然真是如此是不是以後也該向中國索取空氣污染防制費了？又說既然馬政府相信發行消費券可以刺激經濟，那麼持（維）續污染，持（維）續污染防制費收入，然後持續發出更多的賠償不更貼切擴大內需邏輯? 不只是大寮鄉民，全台民眾乾脆都要求空汙費變空汙補償，讓污染變成刺激經濟的提振動力，資本主義體系對環境剝削的依賴與矛盾不就是這麼一個股古怪邏輯嗎？！

次貸危機、華爾街的崩盤、冰島政府的破產、國際貨幣基金「全球崩潰」警告……此新一波的風險事件，如同食物污染與氣候變遷的風險般，又將逼使人類回頭檢視 其基礎維生體系的不堪。但若是如同以往一般，將各風險事件的回應獨立看待與處理，是否將會促使風險移轉：例如將金融風險的短期影響，轉嫁至長期的生態危 機？

面對這波經濟危機，出版著名的《史坦回顧》的英國經濟學家史坦爵士指出，對於經濟蕭條的畏懼會引導出兩種危機：「一是由於大眾在同一時間內，通常只能聚精 於少數特定議題，另一則是大眾會對增加的成本較為敏感。」進一步解釋，史坦爵士擔心的是近兩三年各國將氣候變遷視為重要議題的趨勢，將被「如何救經濟」取 代。另一方面，面對氣候變遷與環境問題所投注的經費也會因而降低。而前述的憂慮，已具體呈現在以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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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奶事件至今仍餘波蕩漾，除了奶粉、乳製品外，連植物性蛋白產品也都出問題，從日用食品中檢驗出三聚氰胺，幾乎是一波接一波，不少人因此恐慌：「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這些日子，台灣人民對「三聚氰胺」再熟悉不過，原本是製成美耐皿的工業塑膠原料，實際上不應該、也不可能加入食物中，然而在大陸不肖商人將三聚氰胺細白粉末添加在食品中、提高產品的蛋白質檢驗值之後，我們逐漸發現三聚氰胺「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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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台灣，台中惠明盲校師生一百多人吃了由米糠油煮成的食物，皮膚開始變黑生瘡，指甲變黑，官方調查數月毫無進展，遲遲不敢發佈食用油可能受相關 污染的警訊，直到當年10月，經過日本九州大學的檢驗結果出爐，證實米糠油內添加的多氯聯苯就是中毒的禍首，官方才正式查封彰化油脂公司，這時，受害人數 已多達2,025人，是台灣環境公害史上最嚴重的悲劇。

2008年在中國，新聞揭發大陸商人為了降低成本及冒充高蛋白食品，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導致嬰兒罹患腎結石，甚至因此死亡。由於大陸奶粉做為原物料行 銷全球，毒奶風暴造成各國恐慌，台灣政府將食物成品中含大陸製造之植物性蛋白、奶精、乳製品等成分者一律下架檢驗，受害人數尚無法估計。

不同的時代，相同的事件，如今人人談之色變的毒奶事件，原來一點都不是新鮮事，但是等到新聞熱度消退之後呢？除了受害者本身，還會有多少人記得？而政府又 能記取多少教訓？不會再犯下同樣的疏失與漏洞？現在的毒奶事件，讓受害廠商與民眾無法置信，衛生署難道不用為進口的食品檢驗負責？怎麼會讓這樣的事情發 生？回顧過往，這些歷史令人不禁擔心與憂慮，難道人們必須永遠與毒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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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幾個月下來，台灣籠罩在前總統涉嫌洗錢、現任總統經濟諾言跳票的烏雲之下，830當天一個「馬扁」總統下台的布條，讓人不禁莞爾，在政治風暴下，還能見台灣人的一種特質，聲聲怒吼下仍不失幽默。

也許對很多人來說，這一點也不是幽默，也沒有一絲玩笑意味，投票投出騙總統令人徹底失望，何況其上還有多少「騙」選票、「騙」信任的政治人物，操弄著錢與權的遊戲，還可以口口聲聲說，這一切是為人民。

「這一切是為發展交通、振興經濟、提升景氣……」原來這一切是為人民？再也熟悉不過的語言，也挑起了「人民」之間的爭執，尤其是民進黨到國民黨、「換湯不換藥」的各項擴大內需、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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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參加2008年的北京奧運，似乎不如吳伯伯所預期的「主場優勢」。好不容易「八搶三」擠上奧運參賽末班列車的台灣棒球隊，首場贏過荷蘭後，其餘場次都 不盡理想。若非撐足前面局數、後段一瀉千里；要不就是大量失分在前，縱然最後極力追趕，卻也因最後一刻的怯場緊張而未竟全功。甚至，台灣隊輸給中國隊，彷 彿瞬間從亞洲三強，變成亞洲最「low」之態。

奧運開賽之際，國內爆發陳水扁疑似洗錢風波，其雖不若「國球」般被全民擁戴，但至少象徵近20年來，台灣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階段性代表人物；陳水扁倒下的 意義，其實衍生更多的是關於「理念、金錢、公眾參與及政治環境」的問題。但更令人擔憂的是，那些緊咬著他不放的卻多是保守人士，他們從來也只展現著「務實 性」，甚且與利益團體走得更近，一切的一切，看似比阿扁優雅，實則比阿扁更加惡劣；然而，這些保守力量並不會被鎂光燈聚焦，更不會在歷史上被記上一帳。

從棒球到陳水扁，看似無所關連，卻是息息相扣；且隱藏的「基本問題」更是異曲同工。棒球的成績讓人擔憂國球的未來，陳水扁事件則更令人憤慨，「民主」成就，難道僅僅換取一家之私嗎？ ...繼續閱讀

作為奧運的承辦城市，北京今天面臨的一些諸如空氣污染等嚴峻的環境挑戰，是近30年來中國在資本主義化的國家政策上優先考慮經濟發展，而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不足所導致的。為了彌補國際普遍對北京城市污染的質疑，北京申奧時向世界承諾：將舉辦一屆「綠色奧運」。國際環境組織「綠色和平」於本屆奧運開幕前提出的 一份獨立評估報告《超越北京，超越2008》使得『綠色奧運』也成為奧運期間西方媒體所矚目的焦點之一。北京和其他奧運會主辦城市如何在奧運規劃中應對環 境壓力、改善環境？在巨大的挑戰和機遇背後，他們的經驗和建議值得關心，以對地球生態環境為目標的環境工作者共同監督評鑑。

相對於CNN等西方國際媒體對北京空氣品質仍不佳的持續報導，綠色和平認為整體而言，「北京奧組委和北京市政府在過去的10年裡，已經利用籌備奧運會的契 機，積極地推動環保政策和措施，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穩定甚至減少了污染物的排放，改進了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北京和中國留下了一筆值得推廣借鏡的奧 運遺產」。這其中應明列的成績和問題，呈現出中國官方在環境工作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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