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齋夜話--殘夢軒

▲倉頡聖人牌位瑟縮在興賢書院陰暗的一隅，案桌上的水酒小杯，早已乾涸。1984年攝

底下就是員林興賢書院滄桑錄的下半篇︰

▲興賢書院內部牆壁年久失修，僅用廢報紙糊貼了事。1984年攝

(三)

根據道光版彰化縣誌的記載：「興賢社，在員林文祠內。」縣誌在「社學」一項中解釋說：「古者黨、庠、州、序而外，又有家墊建於里門，即今之社學是也。社學又與閭巷之小學不同，小學所以訓童蒙，如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是也。社學則諸士子會文結社，以為敬業樂群之所。大都有文昌祠，即有社學。如犁頭店之文昌祠內，士子以時會文，而名其學曰騰起社是也，餘可類推。茲以社學附於書院之後，為申其義若此，蓋亦學校之餘意也。……」

從彰化縣誌的這一段說明，可知在這一引起爭的事件上，各方的論點均有偏失。幾經扒梳，興賢社、興賢書院以及文昌祠的相互關係定位，事實應當是這樣的：

員林街文祠早在嘉慶十二年(一八○七年)之前即已有之，其祠堂即為後來興賢書院之主體建築。從文祠所供奉的文昌帝君(主神)、呂純陽先生、關帝聖君、朱衣神君(配祀)及韓昌黎夫子、金甲尊神及倉頡聖人(均為從祠)等神祀來看，台灣民間信仰有儒釋道合流現象在這裡可以得到明顯的例證。就以文祠主神文昌帝君而言，明史禮志上說「道家謂文昌帝君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籍錄」，民間學子想要科舉及第，多半崇祀文昌君，而且學校也有祠祀祂的，因此如果只因文祠供奉文昌帝君即斷定是道教寺廟，未免太過唐突武斷──文獻會所編的「台灣地區神明的由來」一書中，文昌帝君亦列於「天神」項下而非道家的神明。再者，配祀、從祀的幾位神明，除呂純陽(呂洞賓)屬道家(教)之外，餘均為古聖先賢(文獻會即作此歸類)，因此文祠的道家色彩是極為薄弱的，倒是封建社會中儒家科舉制度的影子在這裡仍可以窺見一二。因為士子們為的是要進士及第才到文祠崇拜祈求。「彰化縣誌」也說：「蓋以世所傳(文昌)帝君之書，如陰騭文、感應篇、勸孝文、孝經解諸書，皆有裨於教化，不失聖人之旨，故學者崇之，使日用起居皆有所敬畏，非徒志科名者，祀以求福也。」

不論是祈求「考試及第」或為「日用起居有所敬畏」，其中所含的儒家味道十分濃厚則是毫無疑義的。

也正因為如此，早年的讀書人以文祠為「會文結社、敬業樂群」之所，是極其自然的。縣誌所說「有文昌祠，即有社學」，正說明了這個現象。

「興賢社」誕生於「員林街文祠內」，只因文祠適合社學的發展，原為兩個個體亦為事實。但是由於邱海先等人的經營與表展，「興賢社」所擁有的學田已多達九甲多，社學的有形與無形資產均已遠超出「文祠」原有的規模，文昌祠在歲月與情勢的推演之中逐漸由「主」反成為「賓」，變成是「興賢社」的一部份。「興賢社」規模既大，自無須再以「社團」為名附屬於文祠，因此更名興賢書院，不但社學的實際功能得以繼續加強，祭祀文昌君等神明亦可為興賢書院活動之一部份。

這樣的推斷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興賢社」之名只見於道光版彰化縣誌之記載，這顯示了早期文祠為主時之情況；而觀之日後各種文獻，如日據時期之調查報告，各種登記文件等以及現存建築物正門上方的匾額，均已變成「興賢書院」可以得到印證。「興賢社」及「文祠」之名早已湮沒無形。由「文祠」與「興賢社」到「興賢書院」與「文祠」這一主從關係的演變是極其明顯且容易理解的。

員林地方人士在陳情書中一再強調興賢書院與文祠是兩個個體的說法也就顯得不夠有說服力。但他們所堅持的「興賢書院儒教論」雖然不被國府地方官員所接受，卻是正確的論述。

彰化縣政府在行文函復陳情的地方人士時說：「現行宗教政策，經內政部核定有案之九大宗教為：道教、佛教、回教、軒轅教、理教、天主教、基督教、天理教、大同教。依據內政部四六年台內民字第一○三二七號函代電規定：儒家思想不能視為宗教團體。」對地方人士的陳情，縣府官員甚至說：「然則儒教之辯，實乃畫蛇添足，貽笑大方。」

在官員的「依法令行事」之框框心態中，興賢書院既不能視為「儒教」，更因其中供奉文昌君，則勢必為道教寺廟準沒錯。這種想法當然使得官員對請願人士依據興賢書院長久以來的儒家書院事實，要求將之列入「古蹟」的舉動視之為「畫蛇添足，貽笑大方」了。

事實上，只要對台灣民間信仰稍有了解的人都很清楚，民間信仰中的儒釋道合流現象乃是極為普遍的。木柵指南宮中釋迦牟尼與呂純陽(八仙)「共處一堂」的現象顯然不是官員所能理解的，若從指南宮之供奉玉皇大帝、八仙等神明，應列為道教寺廟，然而指南宮的和尚、尼姑卻告訴你這裡是「佛教聖地」，但是「神符治病」的道家手法在一般善男信女之中卻亦信之不疑。因此單從興賢書院中供奉文昌帝君即斷定其屬道教，這才是真的「貽笑大方」。因為除了文昌帝君可列為道家神明之外，韓昌黎、倉頡夫子難道也是道家神明？

再說，彰化縣境另有文開書院(鹿港)、道東書院(和美)、白沙書院(彰化)及螺青社等四個與員林興賢書院同享盛名的儒家書院，其命運卻大不相同。螺青社成為螺青國小且不去談它，彰化白沙書院得天獨厚，被發揚為「孔廟」，孔廟中依然有文昌帝君的神祗。文開書院及道東書院仍維持舊觀，依法由政府管理，我曾一一過訪這幾個地方，證實這些書院如今仍未淪入「道家寺廟」的不倫不類境域，唯獨員林興賢書院命運坎坷，在官僚與小人之撥弄下，失去其原來的面，好似讀書人被戴上一張道士面具。

深入探討員林興賢書院之所以命運坎坷，一方面固然與官員們昧於事實，只在法條及表上兜圈子有關，但主要的因素在於興賢書院所擁有的五、六千坪土地令有心者垂涎不已。對覬覦這一片黃金地皮的人來說，興賢書院絕不能被列為古蹟而由政府管理，更不能被當作「荒廢寺廟」而交由地方自治團體管理；最理想的自然是先歸入道教寺廟，再進一步使之成為「私建」道教寺廟，則信徒大會、信徒代表選舉、管理人選任都可關起門來作，當局管不著，地方人士更無權過問，少數人便可以操縱「道教寺廟興賢書院」未來的營運方向。從近年黃獅保、黃春旺鍥而不捨促成鎮代表會通過變更地目案的情況觀之，興賢書院毀在這批人手裡似乎是指日可待了呢！

(四)

一葉知秋，見微知著，台灣迄今仍有四十餘處類似興賢書院的個案，依目前的情形，古蹟文物保護法仍在未定之天，負責處理此類案件的各地方政府機關官員又多非專才，從彰化縣府僅憑粗略的分法即可將書院歸入道教寺廟看，這四十多個類似的書院，未來的前途顯將在無知與別有企圖的市儈神棍手下而面目全非甚或消滅無跡。

說不定那一天在海外的台灣人返鄉時，舉目所能見到的盡是銅像與「偉人」紀念堂，而我們先人留下來具有濃厚草根性的古蹟卻早已成為又髒又亂的商業中心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