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齋夜話--殘夢軒

台灣民主紀念館於2008年元旦舉辦「走過報風雨─報禁解除二十週年特展」。新聞報導說，展覽內容包括「禁錮的年代」、「衝撞的年代」、「百花齊放年代」、「自主的力量」、「消失的報紙」、「媒體的下一步」以及「記者的故事」等六大單元。這個展覽是由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

雖然在海外，無緣親睹這一展覽，但我從1978年到1984年來美為止，曾在台北的中國時報編輯檯任職六年。1988年報禁解除，算來我是在報禁的末期踏入這一行的。一直到今天，這種日夜顛倒的日子已經整整三十年。對於這個深具歷史意義的展覽，感觸也頗為深刻。

從撿鉛字排版，打字、照像打字排版一直到電腦化打字排版，確實體驗、見證了報紙這一行業的技術變革。

而那六年之中，正好碰上陳文成命案和林宅血案，我也都正好擔任三版主編，只不過兩次都立即被換下來。主編第一版的期間，也曾因為「總統文告」的標題，遭當時的疾風雜誌「說三道四」，要求余紀忠「清理門戶」。

我沒遭到政治迫害，但報社前輩則見過校對及撿字房的人因為報眉「中華民國」錯植為「中共民國」而被抓去坐牢。

每天的社論，常看到余紀忠親自坐到總編輯後面的那張大桌子，親自審訂，因為他是國民黨中常委。

那時候，懂得讀報的人，都說要從「報屁股」看回來，所謂報屁股，就是那些標題很不顯眼的短行(或叫短欄，也就是一欄題的新聞)，因為有許多敏感而重要的新聞，不能大張旗鼓地報，但又重要得不能不報，所以就以短行見報。

而政治人物的行情，也能從他的標題、照片在版面的位置看得出來。權傾一時的王昇，只要見報，可不能放在第四欄以下(當年報紙文字是直走的)。後來他失勢，照片就從雲端滑落，最後就從版面消失了。

當年的限張(末期每天限三大張)及限印(不得跨地設廠印刷)，也衍化出許多問題和現象。

既然只有三大張(12個版)，窮則變、變則通，字體縮小了，排版時六號字的內文，經過照像縮版，見報大概是十號字了吧(六號字應該是撿字房最小的啦)，所以看分類廣告，簡直要放大鏡才看得清楚。

除了字體縮小之外，分區分版，也是大學問，南部版、中部版、花東版，可以幻化出許許多多不同的版本。廣告當然也分區分版，如果你住台北市，不同區的讀者看到的廣告不見得一樣，如此如此，分類廣告每天就能幻化出幾萬或幾十萬行，廣告收入當然極為可觀。

限印政策之下，只能在台北的總部印刷廠印報，但從台北到高雄，總要把報紙在清晨四、五點鐘之前送達各派報處，才能在早上及時送達報攤賣報。

因此，南部高屏版的報紙，午夜就要印出來，裝上卡車，飛奔南下。說飛奔絕不為過，聽說他們能在四個小時左右從台北開到高雄。所以許多司機上路之前都要先焚香拜拜保平安。那時後送報的貨車和載運豬仔的卡車是深夜裡的拼命三郎，自然有人因此命喪黃泉路。

而為了搶新聞，每晚要有一名主編和編譯留守到清晨四點，報紙雖然上了機器印刷，但世界各地隨時有突發新聞，遇有重大消息，主編立即和印刷廠廠長聯絡，下令停機換版。

當然，已經送出去的無法換了，所以越晚發生的消息，停機換版的區域就越來越小，中部版不行了就只換桃竹苗，再晚一點就只能換台北市版，反正到最後老板桌上那一份一定是最新的消息，而台北市的讀者最有機會看到最新的消息。我曾經一晚連挖三次版，挖得廠長臉都綠了，封我為「黃三挖」。

報導說，教育部長杜正勝出席表示，從媒體對這項展覽的報導，就能檢視台灣媒體在報禁解除二十年後的改變。

這話一點也不錯。

杜正勝說，在台灣民主紀念館舉辦此展覽，是為追求真相，解嚴過去崇拜獨裁者的空間，還給人民。至於台灣媒體在報禁解除後二十年後有何改變，杜正勝說，只要檢視今天各家媒體以什麼角度報導這項展覽，便知分曉。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副董事長吳樹民則表示，過去的台灣教育使民眾的國家及文化認同錯亂，雖然台灣今日已逐漸走向民主自由，但媒體卻是社會亂源之一；希望透過這項展覽，讓民眾在回顧歷史之餘，思考台灣未來需要什麼樣的媒體。

與會的中央通訊社董事長蘇正平表示，雖然今日媒體比二十年前進步，但過去戒嚴時的遺緒並未完全消失，媒體工作者須反省是否已改變心態，從過去為獨裁者服務，轉化今日為讀者服務。

媒體是傳播工具，威權時代是統治者控制思想和洗腦的利器。台灣雖然報禁解除了，卻像脫韁的野馬，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不知道這種畸形的發展到甚麼時候才能步入正軌？

中央社有一篇寫得很棒的特稿，附貼於此，讓更多人能了解那段遭思想控制與禁錮的年代是如何的可憎！

（中央社特稿）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在台灣實施戒嚴，也對台灣人民進行「給棍子」和「給胡蘿蔔」的雙重「思想控制」，對報紙出版實施將近四十年的報禁政策，不論是報紙張數、發行資格、印刷規定，都是今日的年輕讀者難以想像的層層限制。

回顧台灣報業歷史，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隔年(1950年)在台灣實施「戰時節約用紙辦法」，限制報紙發行張數為一張半，1951年實施「限證政策」，算是報禁的濫觴，1957年發行張數增為兩大張，1966年擴大為兩張半，1969年成為三大張，一直到1988年報禁解除前，各家報紙發行張數都限定為三大張。

政治大學廣告系教授鄭自隆接受專訪表示，在戒嚴年代，報紙是統治者重要的統治工具，也是一種文化霸權(hegemony)，執政當局採取「給棍子」和「給胡蘿蔔」的策略控制報紙、箝制輿論。

鄭自隆說，所謂的「給棍子」策略包括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時，逮捕《民報》社長林茂生及總編輯、總主筆等人；《公論報》社長李萬居在1960年前後參加領導新黨運動之際，國民黨藉由購買增資股權以及司法手段，逼迫李萬居交出經營權等情事。

至於「給胡蘿蔔」，鄭自隆說，報禁解除前，執政當局以實質或象徵的益處收編當時的大報，像是聯合報系及中國時報創辦人都曾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翁秀琪接受訪問表示，報禁當時，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和聯合報老闆王惕吾都是國民黨中常委，每週三到中央黨部開會，社論和輿論方向上，大多會配合國民黨的政策方針；中央日報則是黨報，中央通訊社也是國民黨的媒體，所以有學者稱當時的媒體為「伺從媒體」。

翁秀琪說，報禁解除後，特別是兩千年政黨輪替後，中央日報不復存在，但中央社國家化了，反倒是中國時報因為購買三中，在輿論方向上，替代了當年的中央日報，成為「準」黨報；至於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在台發行，對於整體媒體生態產生重大影響。

戒嚴時期的報禁政策，主要有「三限」，除了限張外，還包括限證、限印；其中，限證是指限制報紙登記發行，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主任郭良文表示，報禁時代實施限證，全台只有三十一張報證。限印則是規定印刷報紙只能在同一個地方，不得跨地印刷。

資深媒體人、公共電視總經理胡元輝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戒嚴時期的報紙張數少，內容自然比現在少得多，報導內容也多與黨國、政治有關。

他說，儘管當時報導內容多與政治相關，少見民生、財經新聞，但在戒嚴時期的政治氛圍下，報導內容仍不能觸動當局者的政治敏感神經，像是鼓吹台灣獨立、街頭運動、主張制定新憲法，都屬「碰不得」的議題。

根據當時的法律，這些言論涉及「煽動叛亂、顛覆國家、違背國家統一」，一不小心，報社就會遭到停刊的命運，更有新聞工作者因報導而入獄。

胡元輝回憶，儘管報禁直到1988年一月正式解除，但報禁解除只代表法制鬆綁，事實上在報禁解除前幾年，許多主張街頭運動、對抗威權體制的民間輿論已經「管不動了」，有時報上出現比較「敏感」的言論，警備總部雖有象徵性的「取締」，也包括派人到報社「關切」或「軟性威嚇」，但這些動作也只是「做樣子」的警告性質。

國民黨政府於1987年七月宣布解嚴，1988年一月一日報禁開放正式生效，接受新報紙登記及增張；根據統計，1998年全台共有八百八十三家報社，其中四百三十五家是每天出刊的日報，其他是每兩天至每週出刊的報紙。

報禁解除後，台灣報業發展進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但是隨著電視媒體的開放、網路興起，台灣報業逐漸走下坡。從2005年十一月中時晚報停刊，陸續有中央、台日、民生等七家報紙停刊，現在台灣發行量達一定規模以上的主要報紙只有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