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齋夜話--殘夢軒

中央社所發的新聞中，最近有不少專題，報導戒嚴時期的種種荒謬使與血淚史。其中新聞控制、教科書控制以及流行歌曲控制的歷史，因為我們是在那個歷史時空中成長，我也曾短暫的教過書，更是長期的新聞工作人員，感受特別深刻。

教書時，最痛苦的莫過於第一課，因為必定是如同嚼蠟的蔣氏裹腳布文章。最近我的老友AhJi特別批判了大學指考國文試題的文言文比例變態的高，還有「路人」來「有學問」一番。殊不知我們都是戒嚴時期國文教學的「受害人」和「加害人」，因為我們被迫塞給下一代一堆垃圾。蔣的文膽們顯然文言文都不是蓋的，所以寫出來的蔣氏文檄都是艱澀無比的殭屍文，要讓學生讀完一篇又臭又長的文檄，確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

當年除了高中部之外，也教初中部。記得很幸運那幾年黃春明的「魚」被收進初中的國文教科書。那幾堂課，應該是學生們最享受，也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不過後來的版本，黃春明的魚又被抽除了。

值得快慰的是，當年的同班同學，在廢除標準本後，全心投注於中學國文教科書的編纂，成績斐然，他所編的教科書，最受學校老師的歡迎。另外幾個版本都是由大學中文系教授掛名所編，卻都敗給我們這位實際從教書中走來的老同學。原因無他，教本生活化、現代化，比起在象牙塔裡的食古不化，當然高明多多。

至於媒體控制，體會更是深刻，尤其林家血案、陳文成命案發生時，我都正是該版的主編，也兩次都被撤換，因為警總不滿意。

而江南案發生時，我已經在美國紐約，處理這個新聞時，更是痛恨蔣政權的無法無天。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當天的編輯部，每個人都很「亢奮」。我記得當時我在頭版頭題下的標題只有「蔣經國死了」五個字。

下面的新聞資料，是從中央社的消息匯整起來的，在那個時代生活、成長的人，讀了一定有很有感觸。我只有一點好奇，報導中說︰「八百九十八首戒嚴時期禁唱的流行歌曲，在2005年經新聞局邀請學者專家重新審議後，有近三分之二解禁。」很想知道那仍然沒有解禁的三分之一(三百首左右)究竟是哪些？為甚麼還不能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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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三十八年 就是要台灣人腦殘！

◆台灣報禁近四十年黨國思想控制人民

現在的台灣，買一份報紙，厚厚一疊，內容包羅萬象，但是年輕讀者很難想像，二十年前，台灣的報紙內容並不像現在一樣豐富、多元。一九四九國民黨逃來台灣後，在台灣實施戒嚴，也對台灣人民進行「思想控制」，對報紙出版實施將近四十年的報禁政策。

網路興起，報業逐漸走下坡，台灣報業也抵擋不住這股潮流。從2005年十一月中時晚報停刊，陸續有中央、台日、民生等七家報紙停刊，現在台灣發行量達一定規模以上的主要報紙只有四家。

反觀，二十年前報禁未解除前，台灣的報紙也是少得可憐。不同的是，當時管制執照、管制出刊張數，而且內容受限制，還要被檢查，這和今天因為市場萎縮和激烈競爭而迫使報紙停刊，情況完全不同。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說，國民黨逃來台灣後，為了建立國家統治的合法性，透過戒嚴、動員戡亂等名目，制定各式各樣的法規、辦法，對民眾進行黨國思想控制。在各種控制手段下，每天出版的報紙，成了國民黨政府宣揚黨國思想的重要工具。

回顧台灣報業歷史，1949年國民黨逃來台灣，隔年(1950年)在台灣實施「戰時節約用紙辦法」，限制報紙發行張數為一張半，1951年實施「限證政策」，算是報禁的濫觴，1957年發行張數增為兩大張，1966年擴大為兩張半，1969年成為三大張，一直到1988年報禁解除前，各家報紙發行張數都限定為三大張。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主任郭良文接受專訪也指出，報禁時代實施限證，全台只有三十一張報證。

戒嚴時期的報禁政策，主要有「三限」，除了限張之外，還包括也就是限證、限印；其中，限證是指限制三十一家有登記證的報社發行報紙，限印則是規定印刷報紙只能在同一個地方，不得跨地印刷。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羅文輝等人在「台灣報紙頭版設計的趨勢分析」研究論文中提到，報禁政策使新報紙無法進入市場，缺乏競爭與挑戰，以致當時的報紙在版面改革方面腳步緩慢。而報紙限張政策更對版面編輯有極為深遠影響，為了因應讀者需求，各報忙著在有限的空間裡塞入更多的新聞，無暇顧及版面美觀。

羅文輝等人研究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從1952年至1996年的頭版新聞發現，受到「限張」政策影響，報社編輯必須在有限版面中塞入更多新聞，1952年至1957年間，三報頭版平均每天刊登十五則新聞，照片少於一張。

1988年報禁解除後至1996年，平均每天頭版刊登的新聞為四點九三則，照片增加至一點四四張，報禁減除後，頭版新聞則數減少，每則新聞的字數卻增加，內容也更豐富。

資深報人、公共電視總經理胡元輝表示，戒嚴時期的報紙張數少，內容自然比現在少得多，報導內容也多與黨國、政治有關。

他說，儘管當時報導內容多與政治相關，少見民生、財經新聞，但在戒嚴時期的政治氛圍下，報導內容仍不能觸動當局者的政治敏感神經，像是鼓吹台灣獨立、街頭運動、主張制定新憲法，都屬「碰不得」的議題。

根據當時的法律，這些言論涉及「煽動叛亂、顛覆國家、違背國家統一」，一不小心，報社就會遭到停刊的命運，更有新聞工作者因報導而入獄。

胡元輝回憶，儘管報禁直到1988年一月正式解除，但報禁解除只代表法制鬆綁，事實上在報禁解除前幾年，許多主張街頭運動、對抗威權體制的民間輿論已經「管不動了」，有時報上出現比較「敏感」的言論，警備總部雖有象徵性的「取締」，也包括派人到報社「關切」或「軟性威嚇」，但這些動作也只是「做樣子」的警告性質。

國民黨政府於1987年七月宣布解嚴、開放報禁，1988年一月一日生效，此後不限只有登記證的報社發行報紙，而根據統計，1998年全台共有八百八十三家報社，其中四百三十五家是每天出刊的日報，其他屬每兩天至每週出刊的報紙，報禁解除後，台灣報業發展進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

◆戒嚴時期教科書政府統編強調愛黨愛國

台灣教改實施之後，學校教科書內容也更豐富多元，更能激發學生想像力與潛能；不過，在戒嚴時代，教科書統一由政府編訂，內容十分死板，強調愛國主義與黨國思想，國父孫中山與前總統蔣中正的故事，是以往各種教科書的「必備」課程。

還記得「國父紀念歌」、「先總統蔣公紀念歌」怎麼唱嗎？民眾曾先生說，記得國小、國中的音樂課本，翻開來第一首歌曲一定是「國歌」、「國旗歌」，而國父紀念歌與先總統蔣公紀念歌，是小學音樂課一定要教的歌曲，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查閱國立編譯館館藏發現，國歌歌詞、國旗歌歌詞甚至還是國中課本的內容；還有不少民眾記得，從前部編本教科書中，國小、國中國文課本一定有孫中山、蔣中正的故事、生平事蹟或是演講詞，例如孫中山寫的「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蔣中正寫的「家書」、「我們的校訓」等。

另外，像是「保密防諜」、「反共抗俄」思想，也是戒嚴時代重要的課程之一，查閱國立編譯館館藏可以發現，除了國文科、社會科有相關課程之外，連音樂課本也有「保密防諜振家邦」歌曲，美術課本則有「保密防諜」宣傳畫。

在國民政府宣傳「反共復國」的年代，將中國視為唯一的故鄉，小學生的作業簿背後還印著「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除了歷史、地理課本充斥大量的中國知識之外，國文課本也有不少以「懷鄉」為主題的相關內容，音樂課本也有類似的相關歌曲。

政府宣布解嚴之後，相關愛黨愛國課程內容還在教科書中隨處可見，直到教改推動之後，這些課程在新版教科書中才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台灣本土意識的融入，國文課程中的文言文比例減少，與生活貼近的白話文比例增加，而過去被視為「地雷」議題的「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則成為歷史課程的一部份。

國立編譯館館長藍順德在「戒嚴時期教科書」展中指出，最早的教科書於清同治、光緒年代隨著西洋傳教士傳到中國，此後一百年間，只有1968年至1988年全部採「部編本」，其他八十年多半是開放民間自編教科書，並由編譯館審定，不過在戒嚴時代，教科書還兼有思想教育功能。

實施九年國教後，課本政治思想的色彩褪淡，但還是不乏「總統蔣公小的時候」（看魚逆水而上）、「待反攻的號角響」等文章，都是四、五、六年級生熟悉的課程；直到1973年，國中國文課本才出現本土作家黃春明的小說「魚」，台灣作家的文章陸續編入課本內容。

教育部今年初編印「台灣教育紀事」手冊，內容包括戒嚴時期思想教育，以及解嚴後推動教育改革的多元化教育。

教育部長杜正勝與媒體分享手冊編輯心得時提到，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為清除日本教育的遺留，代以全面的「中國化教育」，並以「語言」為首要之務，禁止日語，獨尊「北京話」，而且壓制台灣本土語言，也壓制台灣本土意識發展。

他指出，戒嚴時期的教育特色是「軍國主義教育」，像是學校課程傳授保密防諜、反攻大陸等思想教育，軍訓課也是其中一環；當時政府也審查、管制教科書內容，例如蔣中正會親筆批示、糾正歷史教科書內容。

高中歷史課程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召集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表示，戒嚴時期的教育束縛學生的的自由與創意思想，政黨輪替後，教育回歸專業本質，從前為「造神」而編出來的課文內容，像是「蔣中正看魚兒逆水而上」等，現在已經不會出現在課本中。

他說，儘管現在課程內容還有過多的文言文與「中國」課程，引發不少批評，但教科書改革不能躁進，一下子改太快，可能會導致學校教師不知該如何教學，而教改不能一步登天，現在的課程雖不是「十分滿意，但也可以接受」，比起戒嚴時代，現在的課程內容相當自由、多元，有大幅進步。

◆勁歌淨歌禁歌噤聲的戒嚴時代

「我愛台妹，台妹愛我」，這是時下最熱的流行歌曲，但在二十年前會被依「曲詞狂蕩，危害社教」理由禁唱。2005年新聞局統計自1960年始，戒嚴時期禁唱歌曲有八百九十八首，民進黨執政後邀專家重新審議，有近三分之二解禁，讓當年動輒得咎的流行歌曲，掙脫那個禁錮、噤聲的戒嚴年代。

掀開塵封的回憶，反攻大陸是戒嚴時期最神聖不可動搖的任務，越紅的流行歌，在禁錮的年代，就這樣被綑綁住，只能噤口。

許多經典歌曲，像是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歐陽菲菲的「熱情的沙漠」，在戒嚴的年代都曾列為禁歌，而且被禁的原因千奇百怪。譽為「軍中情人」、「愛國藝人」的鄧麗君，她的「何日君再來」一樣被禁；「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優美旋律，但在強調愛黨愛國的年代，因為官方認為「何日君再來」的「君」字，影射共產黨的軍隊，所以禁唱、禁播。

「我的熱情，好像一把火」，招牌的一聲「啊！」，動感藝人歐陽菲菲把「熱情沙漠」唱得狂野，卻因為詞曲太曖昧被禁播。

「盈淚歌後」姚蘇蓉1968年演唱電影主題曲「今天不回家」，紅透大街小巷，但因為「歌詞頹喪，影響民心士氣」也被禁。

「今天不回家，為什麼你不回家...」資深作詞家林煌坤說：「當年街頭巷尾都在唱今天不回家，但家在山的那一邊耶，我們要打回老家(大陸)耶，那怎麼可以天天唱這個今天不回家？所以當然會被禁」。

「給我一個吻」是藝人杜德偉母親歌后張露在1950年代唱紅的歌曲，但歌詞「給我一個吻，可以不可以......」挑戰保守的戒嚴時期，被視為輕挑，「意境誨淫，妨害善良風俗」，所以也被禁。

大家耳熟能詳的台灣歌謠像「補破網」、「舊情綿綿」等歌曲，在戒嚴年代，通通都是禁歌；當時有很多台語歌曲被貼上「不健康」、「煽動軍人士氣」的標籤，太悲情的不行、太歡樂的也遭殃。

鄧雨賢寫的「媽媽我也真勇健」，歌詞反映農村青年到城市打拚的思鄉之情，透過寶島歌王文夏的歌聲紅遍大街小巷，成為黨外人士最愛哼唱的歌曲。然而在戒嚴時期，國民政府以「不健康」為由，一禁就是三十三年。

被禁最久、被禁最多的歌手，首推文夏，因為歌詞只要提到「故鄉」，就被認定煽動軍人思鄉、怠惰，唱歌的阿兵哥還可能被關禁閉。文夏回憶：「『媽媽我也真勇健』不能唱，想到故鄉的媽媽，你們不能想媽媽，要為了國家死，不能想媽媽。」

在反攻大陸的戒嚴年代，太過歡樂、太過悲情的台語歌曲一律噤口。資深藝人洪一峰指出，「山頂的黑狗兄」是日本曲填台語詞的歌曲，五○年代中期，在台灣掀起一股懷日風潮，但歌詞「山頂一個黑狗兄，伊是牧場的少爺......」，被官方認為「你是吃飽太閒，在山上唱什麼歌？現在是非常時期」，所以被禁。

「見到網，眼眶紅......」由李臨秋、王雲峰創作的「補破網」，完成於「二二八事件」第二年，歌詞反映百姓的無助與困頓，當時被有關單位關切，所以歌詞硬是被要求增加一段「比較好的」內容。廣播電台主持人王明山說，和「補破網」類似的還有「賣肉粽」，被認定歌詞影射「政府無能，百姓疾苦」，被迫改歌名為「燒肉粽」。

風靡全台的「舊情綿綿」，「青春夢斷你我已無望，舊情綿綿心內只想你一人，明知你是一去不回......」，因為「舊情」兩個字被聯想為中國大陸，為了凝聚反共意識，歌曲還是難逃被禁命運。

根據檔案管理局現存資料，查禁歌曲源起1960年二月九日警備總司令部「倡偵字第零四五號代電」，當時查禁的「漁舟唱晚」，是一首小提琴與國樂協奏曲，禁止流傳的確實原因已不可考。

警備總司令部1967年六月編印「查禁歌曲」資料冊，說明這些1961年前後查禁的國語歌曲，是會同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國防部總政戰部、國立音樂研究所、中華民國音樂學會及台灣省警務處有關單位共同審查核定，凡是將這些禁歌錄音、灌片、播唱、演奏或刊載流傳者，除了扣押其出版物品，還得依有關法令議處。

當時所發布的十大查禁原因，包括：(一)意識左傾，為匪宣傳；(二)抄襲共匪宣傳作品之曲譜；(三)詞句頹喪，影響民心士氣；(四)內容荒謬怪誕，危害青年身心；(五)意境誨淫，妨害善良風俗；(六)曲詞狂蕩，危害社教；(七)鼓勵狠暴仇鬥，影響地方治安；(八)反映時代錯誤，使人滋生誤會；(九)文詞粗鄙，輕佻嬉罵；(10)幽怨哀傷，有失正常。

八百九十八首戒嚴時期禁唱的流行歌曲，在2005年經新聞局邀請學者專家重新審議後，有近三分之二解禁。

洪一峰說，戒嚴的年代，音樂的創作被太多的政治力量所束縛，解嚴二十年後，回顧這些旋律，其中所刻劃的滄桑歷史，真的是恍若隔世。解嚴之路走了二十年，音樂創作再也沒有任何政治壓力，現在的歌曲還可以指名道姓開罵政治人物，今天的台灣，總算讓每個人都可自由的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