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齋夜話--殘夢軒

Edda Huang

驚聞婉如失蹤時，我不斷安慰自己，「她不會出事的」、「或許只是被人挾持而已」，樹人臉色凝重的說，「如果失蹤二天沒有消息，就不是好消息，假使是綁架，早也該有電話或信件了」。利用電腦網路，我們不斷的收聽台北中廣的即時新聞廣播，希望能出現「有驚無險」的結局。二日深夜，當聽到鳥松鄉發現一具短髮女屍時，心中不禁一涼，「不會的」我還拼命往好裡想，「警方不是說屍體腐爛程度與婉如失蹤天數不符嗎？」，當夜，我睡下時，心中默禱「婉如，請妳要安好無恙！」

與婉如相識於十年前的紐約市，當時，洪萬生來紐約讀博士，她也帶著兒子來伴讀。由於她是孫慶餘的妹妹，人還未到，孫慶餘已打來電話叮囑要多加照應。婉如到紐約後，即進入中報擔任編譯的職務。由於報社上班時間是清晨五點鐘，洪萬生不放心婉如在那個時候搭乘公車或地鐵，因此他每天大清早專程把婉如送到我家，再由樹人載她到報社，這段同車之誼，造就了我們兩個家庭的長久友誼。

紐約的冬天是冰天雪地的冷，尤其是晨霧未開時。猶記當年，每早鬧鐘一響，樹人很痛苦的起床，梳洗更衣，想到外面的酷寒，偶而，我會略表安慰，「好可憐喔，必須那麼早起床。」他總是回答說，「我常常想，還好只需我一個人受這個苦，你們都可以在家裡繼續睡覺，就覺得安慰。」而洪萬生呢？他每天接接送送，其實他家距我家車程不過十分鐘，公車也算方便，他不辭辛苦，小心翼翼地保護婉如的安全。然而萬萬沒料到，婉如卻在自己的家鄉慘死於亂刀之下，世事的難料，令人不勝欷歔。

那時候，我汲汲營營想做點事業，由於毫無經驗，萬事未備，便先向成衣廠批進了一批衣服想開女服店。孰料進貨後，找尋店面時，才發覺事情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容易，店租、設備、器材、保險、環境清潔費用，甚至店面的財產稅都要我們付。我算來算去實在沒搞頭，可是批了貨又無法退，在進退兩難之間，只好跟老公跑「跳蚤市場」，想趕緊把本錢賺回來就算了。婉如一聽到這事情，馬上來我家「交觀」，毫不吝惜地買了好幾套。可是在跑了幾個星期的「跳蚤市場」後，我們實在後繼無力，於是昭告諸親友，所有衣服降價出清。當時婉如也在場。事後，樹人罵我道︰「婉如跟妳買那麼多衣服，你怎好在她面前說這些話，不然你就把差價退還給她。」這事其實我早已忘記，相信婉如如果現在聽到我說這事，她也一定會說「有嗎？我不記得了。」只是，這些天思維縈繞在與婉如相關的所有事物上，她的好，也點點滴滴回到心頭。其實她當年生活也挺緊的，她慷慨助朋友一臂之力，沒料到卻「交友不慎」。

那些年，我們兩家也曾在拮据的預算中抽出少許金錢做些奢侈的精神享受，我們一起去聽過林昭亮的小提琴演奏，也各自帶著孩子搭地鐵，到曼哈頓觀賞馬戲團。九○年當洪萬生學成歸國時，她把她專程由臺灣帶來，要教育兒子的國語故事錄音帶、童話書，以及她和洪萬生合著的一些有關有趣數學叢書等一股腦的塞給我，要我好好「作育英才」。可惜我卻辜負了她的期望，兩個寶貝女兒，斗大的中文字不識幾個，這些寶貴的資料與工具，除了數學及孫悟空的故事書常被樹人拿來給女兒們當說故事材料之外，一直沒能好好派上用場。

九三年，她負笈再度來美，到紐約首府奧本尼修碩士學位，專攻婦女研究順道轉來洛杉磯，探望兄長孫慶餘和我們一家。好友數年不見，人事卻已全非。我們一家從紐約搬到洛杉磯，不眠不休埋頭苦幹了二年多時間，腳步逐漸站穩，樹人也發願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創辦「新亞週報」。婉如則於回國後，全心投入婦女運動，從事解救雛妓、喚醒婦女意識等多項社會工作，成效卓著。當時我們竟夜促膝長談，互道近況。她當時正擔任一個婦女新知理事長的職務，常常必須對尋求協助的婦女們提供心理諮詢工作。她談到一個個案，痛心疾首。她說有位婦女因先生有外遇憤而離婚，先生旋即與外遇對象結婚。沒多久，這位婦女卻被前夫的現任太太捉姦，告上法庭。她問那位太太，那位太太卻嚅嚅回答說︰「因為跟他比較習慣。」她當時那副「恨鐵不成鋼」的表情，現今回想起來，依然歷歷在目。

她看了我們經營的「新亞週報」，當時我們有一個「婦女版」，內容較偏重於外在美的維護，諸如美容、健身、保養、健康方面，藉以調和「新亞週報」偏重政論的嚴肅形象，期能以較軟性的文章，吸引女性讀者。婉如看了，頗不以為然，直言批評缺乏婦女心理建設的文章，深度不夠。她回到奧本尼後，專程郵寄一箱相關書籍給我，說讓我們參考。可惜那箱書不知流落到美國哪個角落，我們一直沒有收到。為了監督報紙品質，她還特地訂了一年報，一有意見，就從奧本尼來電「批評指教」。就靠著她的熱心，在大家都忙得團團轉的情況下，我們還都時常保持電話的聯繫。

那次的碰面，我看到了她的蛻變及成長，看到她從「小我」的圈子跨出，擴大自己的關照面，把自己奉獻給臺灣的每位婦女同胞，在那個被她謔稱為「瘋人城」的地方如魚得水，自得其樂地經營著一個她理念中的「理想王國」。

三日清晨一醒來，即獲知惡夢成真的壞消息，淚水像決了堤般奔流而下。卅餘處刀傷，刀刀似砍在我的心口。剛強如她，想來必定會為抗拒被污辱而極力反抗。我不敢想像，婉如在荒山野外面對強徒無情地刀起刀落的情境。

我對婉如近些年在臺灣的發展比較脫節，我無法在腦海中為她冠上「女權鬥士」、「巾幗英雄」的稱號。她是我的一個朋友，共同分享一些想法上、家庭上，甚至言不及義閒談的好朋友。雖然生命的軌跡讓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為各自不同的理想奮鬥，可是在心裡的深處，卻永遠為對方保留一個想念的位置。

婉如，妳可知道臺灣全民為妳也付出了極大的關切，從失蹤到尋人，幾乎是全面動員。確定妳遇害後，政府機關也相繼宣稱要對既有政策加以檢討。記憶中，計程車司機謀財害命、強姦婦女事件古早以來就層出不窮，然而卻總是喊喊檢討後，就又沉寂下來。假使日後果真能因此事使計程車管理進入正軌，那就是妳用妳的生命對臺灣婦女所作的另一貢獻。

從電視新聞中，看到一連串認屍、迎靈的鏡頭，我與樹人淚眼相望，悽然良久。看到萬生和兒子雙手緊握，想到他們父子倆，此後漫漫人生要孤單地走，又不禁悲從中來，婉如，妳怎捨得呢？(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