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瑞德繼續貼

我對於「筆正則心正」、「字如其人」是有幾分相信的；能寫出一手端正字跡的人，至少在性格的穩定、注重工作細節之類的方面，理論上應該是稍好一些的。

所以，我過去在收履歷表找人的時候，甚至曾經將信封封面上的字列為過濾項目之一。字必須看得出用心；如果一看就覺得是精神散漫、心不在焉，我往往連信封都不拆，就直接放到一邊去。

字跡端正並不見得等於漂亮。有些人筆跡稚拙，彷彿從小學四年級之後就沒有進步過，但從筆劃和排列中看得出坐姿端正、心思投入；反之，在履歷表、企劃書之類的正式文件上寫不必要的簡體字、一整行找不到起碼的基線、寫錯字直接塗抹成黑色的一團、或是彷彿修正液打翻在整張紙上再寫一次的，在工作內容的用心和態度方面，就不太容易有足夠的說服力。

寫了上面這些，其實是因為一個行之有年的怪現象：在古代科舉考試中，寫得一手「黑大光圓」的館閣體，是掄元的必要條件之一。然而，雖然現在做官已經不必提考籃蹲號房，然而上至總統下至里長，每個大官還是喜歡到處露兩手，提起筆來一副波磔萬丈的樣子。

如果依照過去的標準，其實最有資格做大官的應該是帳房先生、或是市政府地下室角落裡「庶務二課」的寫字伯伯才是，而不是這些又愛到處留墨寶、又非得找人捉刀不可的官兒們。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婚喪喜慶總少不了官兒們署名的賀匾輓聯，一手好字（有時候啦）再加上剪貼上去的落款印章；小學門口有某屆校長的題名、路口的資源回收筒上也不乏「里長某某題」，但明明就是電腦標楷體的字樣。其實前面寫什麼都不重要，重點是那個某某最好能靠這個名流青史。

到了地頭要題字的習慣，在大陸比在台灣還嚴重；不過除了「某某題」之外，多出來的部份還算比台灣風雅一點。達官顯貴到了名勝古蹟，除了臨江喟嘆一番之外，也不免師法古人粉壁濡墨一吐胸中塊壘；其實沒有這麼詩意啦，也不過就是師法孫行者來一泡「到此一遊」，讓接待單位對上級、媒體、檔案室、出納處都有交代而已。

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大概就有人把題字當作是「此山是我開、此路是我栽」的宣示（我家的Oreo可能會怨嘆自己不會寫字）；在大陸除了寫「為人民服務」和「發展是硬道理」那兩位之外，也有不少人的法書刻在石頭上流芳百世、破壞景觀。連台灣的前官兒們到大陸去觀光，也不得不應觀眾要求獻醜一番（門清再加一番；說真的，老宋的字還是技高一籌）。

之所以說還是風雅一點，是因為這類揮毫題字少了點「此山是我開」的味道，跟稍後的聚餐喝茶高爾夫連成一氣、算是同樣性質的例行交誼活動，跟「我哈草、你也來根吧」差不了多少，不必太認真。

說到近代的官兒題字，基本上都是讓庶務二課或電腦代筆殆無可議，只有到大陸之類不方便帶印表機的時候才自己動手；不過台北市政府大門上的題字就令我有點納悶：「台北市政府」五個字像是小學生書法比賽的作品，端端正正、但間架略嫌呆板了點；但底下的「李登輝」三個字雖然還不到令人眼睛一亮的程度，不過倒頗有入圍社會組比賽的水準。如果阿輝伯的書法有這個程度，顯然是因為太忙了，前面五個字才有不得不找人代筆的苦衷。

其實光從字跡來看（當然，還得假設真是自己寫的），蔣公介石應該可以算是近代政治人物中排在前面的；楷書很有特色，說得好一點是帶了些董香光和文徵明的輕盈靈動，但勾捺之間鋒芒畢露，仍是武人本色。順道一提，當過監察院長的于右任一手草書也成名已久，不過比較起來官小了點、路道也不太一樣，所以看得到的地方比較少就是。

最近讀到一篇文章，正好提到董香光在藝術成就之外的政治地位與人格，評價不算太正面（不過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是在哪裡讀到，記憶力真的很差‥‥）；此外，同樣寫得一手好字的民初徐世昌總理、更早的宋朝道君皇帝也好不到哪裡去。

繞了一大圈，發現的是：筆跡或許和小處行事態度有關（這一點我還是相信的），不過跟大智慧、大格局之間的關係就不是那麼明顯了。在所有官僚都是官僚的君主時代，或許寫好字代表能做日常行政事務、從字中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態度；但在需要政治家的今天，光這樣是不夠的。

至於官兒們到處題字留名的習慣，字寫醜了不討人喜歡、請人代筆做面子更是等而下之；既沒有「潯陽樓頭題反詩」的豪氣、又沒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的胸襟，我想趁早可以免了。

參考閱讀：穢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