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私觀點

讀了這篇文章後，我也把相關的幾篇文章都讀了．說實話，讀過之後，我在情感直覺上不認同章詒和這次的做法．為什麼說是情感直覺呢？因為很顯然，在是非對錯上是沒什麼可說的，幾乎一目了然．但是，在我們的世界裡，除了是非對錯之外，應該還是存在一些什麼別的吧！

首先，很多事情必須要還原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政治背景．現在的世界早已不同往日，即便是大陸，民主和人權的意識也在抬頭中，但是我們要記得，文革當時的大陸整個環境是在一種極度扭曲的氛圍中，現在我們看來非常容易贊同或是反對的事情，在當時卻是不敢想，也不敢提的，那是一個是非模糊甚至完全顛倒的環境，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界線亦常常很難辦認，有時甚至同時存在於一人身上．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就不要去分辦是非，而是說，在分辦是非的同時，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些對那個環境下的個體乞求生存的寬容？就像電影《為愛朗讀》中，女主角在法庭上，滿眼困惑地問法官的那句話：如果換作是你，你會怎麼做？

我讀了章詒和引用的馮亦代的日記的部分，老實說我讀的感覺是非常同情和可憐馮，因為當時的他，都是以黨的原則作為唯一的原則，他以為那才是正確的，因為專制的政黨已經使他在政治中失去了人性的基本判斷力．

命運把章詒和放在了被壓迫的受害者一方，她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質問加害於她和她家人的人，但是，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再想一想：今天，當文革的錯誤已經被全世界看到，當大部分的公理和正義都已認同章詒和時，她還有必要這麼做嗎？套用村上春樹的雞蛋和牆壁的比喻，你已經成為了牆的一方，有必要一定將雞蛋撞個粉碎嗎？而且，村上在用這個比喻時，甚至是拋開了是非對錯的原則的．

其實我想問的是，章詒和在1979年出獄後，一直在中國的國家單位任職，直到2001年退休，為什麼到退休之後她才開始回憶、書寫和批判這一切？她對於揭發過去的一切，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時機選擇？如果她要生活，怕被再壓迫，難道別人就可以不怕嗎？

我覺得，章詒和該批判的是中國政治的專制體制，該批判的是中國政府的政策措施，而不是把文字的箭直向在當時環境下乞求生存的個人，尤其是如果此人已經過世；我通常對於前者的憤恨比較多，而對後者的寬容比較多．

或許，我的看法會有所偏頗而不自知，不過我歡迎任何的討論．

華人喜說「人死為大」，但，並不是死人就可以自動免責。就好像蔣中正的歷史功過，也不會因為他死了就自動一筆勾消。

而且，說章詒和是「牆」，恐怕有點太言過其實了。
或許你可能要思考的是：「和諧社會」作為胡錦濤所提出來的社會發展目標（在16大提的、以和之前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互別苗頭），在這一片指責章貽和、要求章貽和要寬容的文化人中，有多少才是真正站在牆那一邊的？
--- 章詒和在海外的知名度高，不表示什麼。維權律師高智晟從一開始就受到全球各大大小小的人權組織的極力關注，結果還不是照樣在中國「失蹤」，他失蹤後有四位美國參議員表示關心，但，一樣至今都沒有任何消息。
------ 想像章詒和因為有知名度所以就是「牆」，實在比較是民主社會裡的想法...。

『為愛朗讀』的問題問得很好，但，我突然想到一句話：「以德報怨，何以報德？」
--- 無論是在納粹德國或文革，我相信當時都有崇高的靈魂。而在事後，所能採取的處理方式也顯然會是不同的。你可以像德國人一樣視為集體的羞恥，也可以像日本人一樣完全否認二戰的史實，或以台灣為例，蔣家有蔣友柏承認虧欠，但也有人繼續煽動仇恨以獲得政治利益。
當問題已經成為歷史、而且不是不可說的歷史（文革在大陸已沒有談論的太大問題，但六四卻不是），你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就決定了你的品格。最起碼，我是這樣想的。
--- 當然，我絕對也同意，在個人生命如浮游的大時代裡，我們要用更謙卑、更和緩的方式去看待當時的人性。
然而，如果情況其實是，當有人會以肉身擋在坦克車面前，也會有人去告密，那麼或許，某些判斷仍然會是很難避免的？

在我印象中，德國猶太裔哲學家Karl Löwith就曾經說過，那樣的惡之所以會產生，或許就是因為我們一再地在日常中妥協，於是漸漸退到完全棄守？

我覺得章詒和還看到一點是很重要的：

「往事並不如煙，往事也不全是故事。延伸到現實的歷史，就不再只是歷史，它已化為現實。只要學生還在奉命舉報教師的課堂言論，只要電話和郵件還在被監聽和監控，密告和監視便不是往事，它仍然是我們當下活生生的存在。......自古主子統馭之術，就是用文人整文人，只有這樣才能刺入骨髓......」
--- 是你告訴我目前中國的教授（或某些知識份子）因為都是國家聘用的，所以敢言者少。同時，我們也知道中國養了很多「御用文人」，不是嗎？
老實說，我覺得這才是大問題，無論在哪個國家都一樣。

說一個小故事好了。（不過其實是我的前老闆說的）

她去德國的時候，遇到一個年輕的德國女子在某展覽場做一些相關於納粹德國的展覽（一些記錄文件、照片之類的）。
讓她感到很感動的是：那個女子並不是受害者的後代，而是加害者的後代。
換言之，她所揭露的正是自己的先人所犯下的錯誤。

擁有誠實面對過去的勇氣，或許才是文明得以進步的原因?

這篇文章和裡面連結的幾篇文章讓我聯想到「Das Leben der Anderen」這部電影，我個人覺得很值得一看。當然電影裡描述的情況與文革時並不相同，不過還是有些慨然。

文革結束那年，我剛好讀國小，很多事到今天依然有所記憶，再加上我父母亦在文革中受害，所以對於那樣的環境下，人的思想和行為可以扭曲變形到何種程度，我是有所體會的，甚至在我個人的成長過程中，也曾經被扭曲過很多觀念（例如為了黨的利益可以犧牲一切個人榮辱）．當然，最近這十幾年我幾乎都不在大陸，所以現在大陸的環境是一種如何的狀態，我已經失去了親身的體驗，很有可能我的想法在這些年中已有了不小的變化．應該不是可能，而是一定的．

如果你讀過胡雲發的《隱匿者》，那你一定從小說中讀到，當那個隱匿者（文革中的加害者）受良知感召，對被害者的女兒承認當年加害她父親的行為，並且也得到諒解之後，卻遭受到了不明降職，從此失去政治前途，而此人還是掌有一定權力的政蹟良好的副市長，更何況當年在文革中，他們家自身也都還是文革的受害者．

這篇小說很值得人深思，由小說所反應的社會現實可以看得出，當年的加害者，現在已經因此退出了權力的位置，反而是當年的受害者，現在可以抬頭挺胸地理直氣壯地討回一切公道了．這當然是社會的進步，但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再想一想，當我們要求一個人寬容的時候，其實已經代表他擁有了寬容的權利，只有在一個有利的位置時，我們才擁有寬容對方的權利．在被害者還被壓在下面的時候，我們根本不會想到去要求他們寬容，因為他們當時的位置是連寬容的權利都沒有的．這也是我認為章詒和在文革這個問題上已經站在「牆」這一邊的理由．你也說了，文革現在在大陸要討論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不也是同樣的意思嗎？

你問：「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我想說的是，德無以報．德既不要求報，也無可報，德唯有存之善待之．

不過，在我寫前一篇回應時，我就知道我有一個最大的漏洞，那就是平庸之惡．我理解並贊同這個概念的成立，但是因為我自問，當我個人站在某一個歷史點上時，我也可能是那個擁有平庸之惡的人，所以我說不口要求別人應該去戰勝這個惡，要戰勝它需要極大的個人道德內省力與自律度．我不敢說我做得到，但我深深崇敬能做得到的人．

關於「御用文人」，我想那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的，因為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只是在中國，自覺不自覺成為「御用文人」的文人，數量多到可能完全不成比例．那是整個制度造成的，因為在中國，教授一職根本就是國家公職性質．要改善這一現狀，除非從制度上入手．

所以，我在想，章詒和既然擁有如此的海內外知名度，她是不是可以把個人和家族在專制政治下所受的傷害擴大出去，為中國的民主發出更大的聲音，例如為六四，為現今中國當政者控制媒體和網路等問題抗議發聲，是不是可以更具意義一些？

對不起，《隱匿者》的作者是胡發雲，我寫錯了．

臨要去睡前來說一下。

為什麼美代子覺得受害者只要一旦握有權力以後，就有寬容的義務呢？
以白冰冰為例，她和國民黨的關係極好、也有發言的位置和高度，但，當她不願意原諒當初去斡旋的謝長廷時，好像大家也不是對她很苛責？
更別提她一直不能接受廢除死刑的概念。

我真的覺得，去體諒在一個瘋魔的年代、卑微的個人，和，要求受害者必須為此而寬容，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 受害者沒有寬容的義務。
（美代子上面用了「寬容的權利」，其實是很弔詭的）
即便今天是一個有「power」能夠去寬容的人，我也不會說，他就得因為他的power而必須寬容。

不過，我開放一個可能性是：
如果他受的傷害其實不大，那又另當別論。那時恐怕就會可以是人品的問題。
但，弔詭的卻是，你可以在我轉貼的德希達的文章裡看到，「寬容」根本是不可能的概念。
--- 因為，我們其實不會隨便用到「寬容」這個語詞，而當我們使用了，我們通常是在奢望有人能夠去對那根本不能被寬容的事情寬容。
（例如「極惡」，也就是二二八、納粹等的種族清洗）

另一個問題是，我其實一直以為章的文所著眼的是「御用文人」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在華人比較複雜，因為中華文化的「士」就是「士大夫」，就是為「國家所用」，中華文化裡好像比較少有「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

我在找Fran說的德希達的轉貼文時，發現我們曾經就章詒和有過一些討論，再看我當時寫下的那些觀點，到今天還是依然沒有改變：對制度的憤恨，以及對個人的寬容．http://blog.roodo.com/franwu/archives/2665044.html
當然，就章詒和個人來說，我覺得Fran說得沒錯，有寬容的權利的人，並不定有行使的義務，這就像有言論自由權利的人不一定非得說話一樣．她可以選擇不寬容．

（德希達關於寬容的轉貼文我沒有找到，Fran可不可以給我相關網址？）

有一件事我覺得要先說一下，那就是即便我們在這裡這樣討論著，但對於章詒和，我依然是十分尊敬和景仰的，或許也正是因為這樣，讓我對她有著更大的期待，希望她可以為中國的民主進程起到一個更好的推動作用．但是在這兩篇文章中，我覺得她把本該著落於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的檢討與挑戰，縮小成了個人的恩怨，我有點遺憾她把自己的格局變小了．

關於Fran所提的「御用文人」的問題，以及中華文化裡比較少有「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這件事，我覺得在薩依德的書《知識分子論》中有過很好的論述．

他指出，所謂「公共知識份子」存在的條件必須是在體制外，必須不被政府或集團收編，知識分子才能說出真話，因為當知識分子本身是生存於一個體制的內部時，他是無法有效批判的．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在中華文化裡，比較少有「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存在了．因為幾千年以來，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國幾乎都是在專制政治的統治下，知識分子無法在體制外得到生存的機會．而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歷史相對比較長，所以才能有「公共知識份子」存在的空間．當然，所謂「御用文人」也是有存在必要性的，因為國家所有政策法律的制定實施，都一定會需要基礎理論的論證與宣導．我覺得「御用文人」與「公共知識分子」並存並相對平衡的社會，才是比較健康的．

所以，如果章詒和的文章著眼的是「御用文人」，那麼她就更應該從體制和制度上去檢討與挑戰，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爭取一個可以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可能性．

美代子,

妳真該打屁股,明明在我的[哲學研究]裡,就有四篇關於德希達論寬恕的文章!!

我大約可以瞭解妳對章詒和的期待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可能不敢去說,章一定得這麼做,否則她就是在欺負[蛋](那些人真的是蛋嗎?)
因為,章詒和所處身的是一專制極權的國家.前些日子才傳出,失蹤百餘日,曾被刑求的維權律師高智晟恐怕已經死亡.
這消息一出來,就讓人不免要擔心因為起草[零八憲章]而也[失蹤]的劉曉玻波的安危.
--- 我想,如果因為那個環境的扭曲人性,所以我們要對那些出賣,密告,合作都寬容以待;那,我們如何去要求一個人一定得要攜牲生命?

另,我覺得妳沒有分清[御用文人]和一般幕僚的[文膽]的差別.
而自然,[文膽]又不同於[公共知識份子];[公共知識份子]也與[專家知識份子]不同.

最近住在大陸，所謂章貽和的這個事件
基本上都是小圈子裡的事
因為資訊太過封閉，這樣一件事情能有多大波瀾？
章有沒有權力、義務去寬容當初的這個事件
沒有任何人能說嘴，因為我們不是他
沒有度過那樣的人生
更何況，真的有過這樣的人生，每人不同又如何類比？
你做的到的事情，為何別人就也該做的到？

fran跟美代子兩位的意見，我很是敬重
只是，這個事件在大陸來講，真的真的太小了

只怕就連高智晟的可能已經死亡、劉曉波的失蹤，在一個資訊封閉的社會，也都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我很贊同Livestock所說的每一句話．
而且我也相信Livestock所說的絕對是真實狀況．
因為我在那環境裡生活了二十多年，耳聞與眼見了太多事．

我讀了Fran名字的連結點的相關資訊，我也相信這裡的很多東西在大陸很可能是看不到的，哪怕是通過網路這個無國界的途徑．每次我回去大陸，除了收發email幾乎都不太上網，因為太多網站都連不上，包括這個blog．

我相信只要專制的制度存在一天，這樣的事一定會不斷發生，而且可以是「很小很小的事」．

今天收到我從博客來訂的簡體書：《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這本書有點超乎我預料的好看，或許也是因為，這本書裡有著我過往記憶的一部分吧．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china/chinafile.php?item=CN10126941

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電影導演，叫賈樟柯，他拍了一部電影《二十四城》，記錄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那一整代被深深影響了的普通工人的生活和想法．他們在集體主義崩塌的社會巨大轉變中，完全無聲地被淹沒了．導演把電影創作過程中的訪談集合成書出版．才看完導演寫的序“其餘的都是沉默”，我就已經被撩起的記憶翻攪到無法平靜．

如果想要真實地了解中國從原本的計劃經濟到現在的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這本書無疑提供了一份非常具體而實在的資料，這是一整代人的集體記憶．我母親就是這轉型過程中受到影響的微不足道的一員．

我現想的是，不知道怎樣才能看到這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