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私觀點

全文原在《破報》復刊第552期：http://pots.tw/node/1991

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所合著的《啟蒙的辯證》（1947），早已是學術界公認的經典之作，它不只是哲學、批判理論或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文本，就連在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甚至文化研究等學科都深具影響力。要對這樣一部跨學科的經典之作做評論，自是難以面面俱到，因此在此，我將著重在對現代性的反思。

啟蒙、現代性與大屠殺

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杜維明教授在《啟蒙的反思》（2005）曾經指出，現代性、現代化是非常複雜的現象，20世紀也是人類最血淋淋的世紀，而這多少與啟蒙有關。杜維明舉了社會學家彼德‧柏格（Peter Berger）的反證做為佐證，即，只要一個字就能戳破，認為受啟蒙影響的現代性是多麼大的人類理性成就的膚淺的樂觀主義：奧斯威辛（Auschwitz）。

換言之，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的前言，自述他們的問題「就是去了解為什麼人性沈淪到新的野蠻形式，而不是踏入一個真實的人性狀態」時，在某個程度上，縈繞在他們心理的問題正是，何以啟蒙計畫並沒有達成它自身所設定的目標？那關於自由、平等和解放的允諾？而其問題的歷史背景則是在連續的兩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以後，思想界對理性和合理性、合法性的問題產生了質疑。亦即，《啟蒙的辯證》之所以充滿洞識，正是因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並沒有尋求外在的動機以作為答案，反而，他們意識到這極可能是源於：啟蒙的自我毀滅。

簡單地說，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啟蒙及啟蒙精神，因為自身的內在邏輯的雙重性，以致最後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也就是說，他們觀察到：（1）啟蒙旨在消除神話、破除迷信，但最後自己卻變成神話（理性自身被神話化）；（2）由啟蒙發展之技術理性，本來旨在宰制自然，但卻是以思維主體的物化為代價；以及，最為重要的是，（3）啟蒙本是反極權、反法西斯的，但在啟蒙的自我摧毀中，啟蒙變成了極權主義。

換句話說，正如施密特（James Schmidt）觀察到的：「啟蒙本身返回了神話，助長了種種新的支配，這些支配又由於聲稱得到理性本身的證明，而顯得更加危險。」也如德國哲學家法蘭克（Manfred Frank）所宣稱的：「啟蒙的理性主義……反而形成了各種的政治極權主義。西方的理性化因而被認為導致了現代性的病態。」正是在此脈絡下，社會學大師鮑曼（Zygmunt Bauman）在其《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一書，更是將現代性和大屠殺之間的關係做了內在的連結：儘管現代性不是大屠殺，但如果沒有現代性，大屠殺也不可能發生。

在鮑曼看來，單單用「反猶主義」，或阿多諾所分析的「權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恐怕都還不足以說明何以大屠殺會在強調理性的現代文明社會中發生。代之，鮑曼意識到：「…大屠殺可能遠不僅僅只是一次失常，遠不僅僅是人類進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離…；簡而言之，大屠殺並不是現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個對立面。我們猜想，大屠殺只是揭露了現代社會的另一面，而這個社會的我們更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們崇拜的。」

簡單地說，鮑曼認為，整個種族滅絕的計畫充斥的正是工具理性的邏輯，即：不只是理性地設定目標，而且還理性地實踐目標。也就是充滿了對成本計畫、按章辦事的理性規劃，甚至還追求效率的極大化。而這，正好就是現代化的特徵之一，即，官僚體制所追求的專業分工和命令系列。以惡名昭彰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為例，它其實是現代工業體系的一個延伸。只是，它不是在生產商品，它是把「人」送進去，然後「製造死亡」。整個奧斯維辛的計畫，從成本計算到運作計畫再到成果估量，不但有理性思考的基礎，還有現代科學精神、工業制度的運作，然後還輔以官僚體制的高度效率的運作。亦即，鮑曼在此的論證是：「大屠殺並不是現代性的偏離或脫軌，而是它的後果。」（Kaye & Strath, 2000）

重申啟蒙

然而，把帳全都算在啟蒙身上，是否公平？這樣一條「啟蒙－現代性－大屠殺」的進路難道沒有任何問題？

哈柏瑪斯（Jurgen Habermas）就認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將理性窄化為「工具理性」，並由此得出一個十分悲觀的圖像。但其實，啟蒙所導致的現代性應被視為一份包含進步與倒退的雙面遺產，如果只咬著倒退的一面、無視其進步的內涵，如促進理性秩序、社會公正，便不算公正地對待啟蒙理性和現代性。哈柏瑪斯因此將現代性視為一項未竟的事業，因其認為：「只有繼續啟蒙才能克服帶來的弊病，我絲毫不贊同一種只會毀掉理性本身的絕對的理性批判。」

事實上，就連處在哈柏瑪斯的敵對陣營的傅科（Michel Foucault）對啟蒙也頗為同情。傅科在其晚年的〈什麼是啟蒙？〉即明確表示，我們應該要拒絕這種「啟蒙的勒索」，即：「或者你接受啟蒙，那你就仍然留在理性主義的傳統裡；或者你批評啟蒙，那你就會設法擺脫這些理性原則。」代之，被視為反理性的後現代主義者傅科說：「批判是理性指南，而理性是在啟蒙當中成長的；反過來說，啟蒙是批判的年代。」亦即，傅科其實是支持具有批判性的啟蒙理性，並且也認為我們其實尚未成年（這是在回應康德對啟蒙的定義：啟蒙就是人們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未成年狀態。）、仍有待啟蒙。

沃克勒（Robert Wokler）在其〈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on the Eve of the Holocaust〉一文，也試圖要為啟蒙計畫辯護。簡單地說，Wokler認為，現代的民族國家的概念的來源其實不是啟蒙運動，而是法國大革命，與此同時，法國大革命在它追求普遍權利和共通人性的目標之下，最後卻不幸地背叛了啟蒙思想中的最基礎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概念。也就是說，大屠殺發生的原因其實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型態有關，而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型態又和法國大革命相關，因此，把帳算在啟蒙頭上，顯然是找錯對象。而這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在於，法國大革命將人的權利定義為公民的權利，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是該國家承認的成員才能取得合法的權利，正是這樣才導致了極權主義的起源與種族清洗：把所有的非我族類都抹消殆盡。

另一方面，史帝芬‧布隆尼爾（Stephen Bronner）在《重申啟蒙》中對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質疑也相當值得思考：「不管《啟蒙辯證法》推出的大量理論觀點是什麼，從歷史和政治的出發點來看，它都建立在錯誤的具體性和錯誤的因果關係上。工具理性並沒有帶來納粹主義或者破壞個人做出標準判斷的能力；實際上，……工具理性和官僚政治……甚至談不上是什麼能促成極權主義的條件，所有20世紀的西方運動都是官僚的，而且也都是現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法西斯主義在一些時候成功了，另一些時候卻失敗了，為什麼極權主義在一些獨裁條件中出現了，在另一些中卻沒有。」

進一步，極權主義者如希特勒和史達林，都不是啟蒙的擁護者，反而，他們更是反啟蒙的，連帶地也反對所有啟蒙的價值觀，例如政治自由主義關於維護個人權利的思想。亦即，在布隆尼爾，情況正好反過來，「法西斯主義不是一些對啟蒙的哲學論辯的產物，而是由反啟蒙的繼承者對啟蒙及其兩個進步主義的政治結果 --- 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 --- 所做出的回應。」並且，「革命或改革在某種程度上也都必須求助於工具理性…」「…當我們指出，強調公民自由、寬容和人道主義的啟蒙運動是法國大革命或者20世紀的極權主義中出現的『恐怖』的始作俑者時，我們實則是在無視政治史、各種運動或者制度實踐的情況下，肆意運用一種偽辯證的態度。」

換言之，當我們在21世紀閱讀20世紀的經典時，上述的問題或許正是我們應該放在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