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私觀點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non）是Daniel Keyes的作品。

Daniel Keyes出生於美國紐約，在布魯克林學院修完心理學後，曾陸續做過雜誌編輯、時裝攝影、高中老師的工作；後來在1959年以中篇小說〈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奪得「雨果獎」，到了1966年，Keyes把〈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改寫成長篇同名小說，竟又拿下「星雲獎」，此即目前我們看到的《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

Daniel Keyes同時也是《第五位莎莉》和《24個比利》的作者。其中，《24個比利》在1994年被改編成同名電影，而《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則是在1968年改編成電影【查理】。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的故事構想很有意思。

Keyes在故事中假設，心理學已能透過手術使智能障礙者「變聰明」，而查理（一智能障礙者）因為有很強烈的動機想「變聰明」（他想更受人喜愛），因此成為該實驗的第一位人體試驗者。在查理之前的實驗者是阿爾吉儂，一隻白老鼠。

實驗初期很成功。查理不但漸漸變聰明，而且智商還高出一般人許多，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廣博的通才，就連語言都精通十幾種。很快地，查理就發現，那些他本來仰之彌高的「教授」、「專家」，其實知道的很少，只是善於用權威掩飾自己的無知而已。

查理很快地察覺不妥，因為，那些自認為「創造」出他、做出偉大科學發明的實驗計畫主持者，其實根本只是再平凡不過的普通人，而凡人，是會出錯的。

果然，經過他的查證，這個實驗是有問題的，他以多快的速度變聰明，就會以多快的速度打回原形，而且還可能比之前更退化得更嚴重.........。

其實，我更喜歡《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中關於情感層面的描寫。

例如，當查理在接受手術後，漸漸懂了，那些他本來以為喜歡他的朋友，其實都在捉弄他、取笑他，他那種又羞愧又憤怒的感受。或者，查理漸漸發現，智商其實畫出了一道階級，那些本來和他相處愉快的平凡人，開始覺得和天才相處是有壓力的。又或者，查理和愛麗絲之間的感情。

當然，查理和他母親、妹妹之間，更是讓人無語。評斷他人從來都是容易的，但退一步想，當處身在其中，要面面俱到、盡善盡美，只怕是非常困難的。尤其，小說家雖然沒有明寫，但似乎查理或者對母親、或者對妹妹（可能性較大）有過強烈、或許不當的性好奇。

然而，正如我極度厭惡Daniel Keyes所寫的《24個比利》，對於《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中的「雙重人格」的描寫，我也不是很喜歡。不同的是，《24個比利》是一本非常廉價的多重人格心理小說，幾乎可以說比B級電影還差。至於《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則比較是不符合事實的問題，因為真正的多重人格，彼此間是不會知道對方的存在的。不過，《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是一本「科幻小說」，所以或許不應該就此吹毛求疵。

如果只要動一個手術，就能修復智力，變得跟正常人一樣......。

我一直覺得好奇，「變正常」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查理要的其實說穿了根本不是「變聰明」，他只是誤會這樣可以讓他被其他人接受。

換句話說，「變正常」這個渴望的背後，可能只是希望被其他人一致地對待，也就是希望被當成人看待、被平等地對待的意思。

亦即是說，我懷疑，「變正常」的渴望並不是真的想要「變得和正常人一樣」，而是希望擁有正常人擁有的權利，尤其是追求幸福的權利。只是問題在於，對那些和正常人不一樣的人來說，好像變正常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這又讓我聯想到一件事：晚近一些反省啟蒙理性和集權主義（*1）、或啟蒙理性和大屠殺之間的關係的論文，大部分都會指出公民權利來自公民身份（citizenship），但公民身份其實是很狹隘的概念，也就是說，正正是「公民身份」這一概念區分了「我們/他者」，而這，進一步造成人權危害。因為這給予了「我們」排除異己、或加害、或非人道地對待「他者」一個很好的、合法的理由。

------ 其實只要看看台灣外籍配偶入籍的困難，以及因為沒有取得公民身份而不能享有的公民權利、從而遭受許多不公平的待遇，應該就能略知一二了。

最後，有件事我實在掛在心上很久了，希望能在新春做個解決！

去年（2007）因為網路流傳小知堂恐有嚴重的財務困難，我於是在「私觀點」推薦幾本小知堂出版的書、也希望大家多多推薦他們的書。怎知，先有消息傳出者受到壓力而須噤口、再有「員工自願體恤出版社」的侵害員工權益的遣散方式，後更令人憤慨的是，竟有小知堂員工在高層都已經下封口令的時候，面對「由於小知堂快倒閉了，所以快來推薦小知堂的書」的文，不加澄清地匿名留言大力推薦自家的書籍…….

我一度非常不能諒解這種兩面手法，因而留言時把話說得太重。

事實上，自從把話說出口後，我就一直在思考這件事。尤其後來有幾位朋友更是明言，我那樣一句話，不但說重了，只怕對小知堂的負責人也不公平。

我想了想，決定在此為自己當初的失言道歉：非常的對不起，「文化流氓」四字，怎麼說都太重、也太過份了。

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歉！

*1：Manfred Frank曾經指出，「啟蒙的理性主義並沒有達到它在民主的最後目標，反而形成了各種的政治極權主義。西方的理性化因而被認為導致了現代性的病態。」（Frank,1993:68）但其實，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也老早在〈啟蒙的概念〉一文中提到「啟蒙是極權主義的」。Zygmunt Bauman在其《現代性與大屠殺》中也作了很精彩的分析。

但為什麼啟蒙理性會被認為和大屠殺、極權主義有關呢？

根據Kaye和Strath，這種將「啟蒙 --- 現代性 --- 大屠殺或種族滅絕」放在一起思考的線索，其實「與理性的抽象概念息息相關」，而「在啟蒙的名義之下的最重要的抽象概念的努力之一就是分類 ......當範疇的擁有者被從個人（individual）轉變成人類（specimen），抽象和分類抹去了人的面孔......分類被現代性所提供的所有科技技術所支持，而科學管理的概念也體現在官僚體系內，這使得大量的個體能被同化，也使所有的後果無關個人的特質。這些不斷被強化的互相連結的概念都內在於啟蒙之中......正是在這裡，現代性的矛盾才變得可見。」（Kaye & Strath, 2000:15）

不過，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例如Bronner在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所指出來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將啟蒙與極權主義相連結恐怕是建立在的謬誤的推理上。根據Bronner，「不管《啟蒙辯證法》推出的大量理論觀點是什麼，從歷史和政治的出發點來看，它都建立在錯誤的具體性和錯誤的因果關係上。工具理性並沒有帶來納粹主義或者破壞個人做出標準判斷的能力；實際上，......工具理性和官僚政治......甚至談不上是什麼能促成極權主義的條件，所有20世紀的西方運動都是官僚的，而且也都是現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法西斯主義在一些時候成功了，另一些時候卻失敗了，為什麼極權主義在一些獨裁條件中出現了，在另一些中卻沒有。」（Bronner,2004:112)

與此同時，Wokler也認為，罪魁禍首並不是啟蒙運動，而是法國大革命在它追求普遍權利和共通人性的目標之下，最後卻不幸地背叛了啟蒙思想中的最基礎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概念。也就是說，Wokler認為，大屠殺發生的原因其實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型態有關，而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型態又和法國大革命相關，因此，把帳算在啟蒙頭上，顯然是找錯對象。而這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在於，法國大革命將人的權利定義為公民的權利，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是該國家承認的成員才能取得合法的權利，對Wokler來說，正是這樣才導致了極權主義的起源與種族清洗：把所有的非我族類都抹消殆盡。（Wokler,2000:60-61）